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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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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利息率被称为“具体化为市场价格的急不可耐的情绪”
；舒姆皮特则说在利息现象中“时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成本费用的一个要素”。
［１７］所以，这一问题在希克斯（Ｈｉｃｋｓ）教授的公式里得到了总结：“利息率就是时间的价格。”
［１８］
倘若经济学家们仍然在其意识中对时间概念的实际变化情况施行压抑的话，他们就无法追寻到“利息率这头古怪野兽”的巢穴。对于具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下述两方面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明白无误：一方面，康德说时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图式，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假设人的思维永恒不变地具有这种图式则是错误的。目前对这场讨论的考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就现状而言）
，即时间图式的选择取决于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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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文化的需要。
［１９］康德对于时间图式的普遍性的假设与他对人具有普遍理性的假设相关。
认识论上对“理性的人”
（ＨｏBｍ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的普遍性的假设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在心理学上对“经济的人”
（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的普遍性的假设。理性主义的时间观念的崩溃，使得当代时间理论陷入了非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时间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又与人类需要问题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相联系。而此，要在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上向一种更高的理性迈进，这有赖于一种对一般的非理性（特别是对人类需要的非理性）进行探讨的心理学。这样一种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
在精神分析和时间之间，正如在精神分析和金钱之间一样，联系的中介是宗教。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应当勇敢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时间实际上就是研究一种宗教。这一点没有逃过沃夫（Ｗｈｏｒｆ）
敏锐的眼光，是他使美国人类学家睁开眼睛看到了时间观念的文化相对性，例如霍比（Ｈｏｐｉ）人的时间观念就植根于宗教评价之中。
［１２０］但是根本问题是要看到西方古典的时间观念即牛顿式的时间是一种宗教。它就像所有的宗教一样，被它的信奉者们（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内）当作了绝对的客观真理。我们又一次看到“世俗理性主义”的确是一种宗教，而新的相对主义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的瓦解。
时间的宗教性质在斯本格勒（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提出的阿波罗式时间与浮士德式时间的对立中已经略显轮廓。
［１２１］不过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最好的出发点是米尔西亚。伊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
对古代和现代时间的对立所作的出色的（不过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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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心理学上是混乱的）
阐述。
［１２］古代时间是循环的、周期性的、非历史的；现代时间是渐进的（历史的）
、连续的、不可逆的。伊利亚德证明了古代时间的周期性之基础是一种周期性救赎的宗教；现代渐进时间的基础则是一种在时间终点获得最后救赎的宗教，它起源于希伯莱并在基督教中获得了经典性的系统阐述。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世俗理性主义”——在目前情况下就是古典的理性主义的时间理论，实际上正是基督教基本前提的延伸，只不过减掉了（至关重要的要点）救赎的观念。
［１２３］
如果时间是一种宗教观念，那么它就是精神分析考察的一个适当对象。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０年写道：“由于某些精神分析发现的结果，我们今天得以着手来讨论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思维的必然形式这一原理。”
实际上，精神分析关于时间的基本发现产生于对无意识的最初发现中：在无意识中是不存在时间的。
“无意识的思想进程本身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在本我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时间观念相对应。”
［１２４］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已经从这一原理推导出结论：自我和本我达到统一的一个健康的人将不会生存于时间之中。换句话说，无论古代或现代的时间都像金钱一样是患神经症的，并与本能的压抑相关。
［１２５］
在一般压抑状态下，意识不能够抛弃掉时间的面纱，并且只有神秘的意识才能凭直觉推测时间之外存在着什么。精神分析宣称自身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的一种新的和科学的方法，但它面临的重重困难可以从弗洛伊德本人处理时间问题的失败反映出来。
他在人生终结时期这样写道：“我一直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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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看法，即我们迄今极少把压抑不因时间推移而改变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用于我们的理论。这个事实似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某些极其深刻的真理的可能性。然而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深入的进展。“
［１２６］１９２０年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既然时间并不存在于无意识中，那么它一定衍生于意识系统，“我们抽象的时间观念似乎整个是从知觉－意识系统的工作秩序中衍生出来的。”
他还建议从知觉系统的运作所固有的某种有节奏的周期性中去推导出时间观念。
［１２７］于是弗洛伊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可是，精神分析对人的探测描绘并不仅限于无意识和意识这两个领域。时间确实是属于自我的，但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也就是说，属于为支持和承受压抑所必需的歪曲现实的基本结构。康德视为理性的必然图式的东西实际上是压抑的必然图式。时间概念上的文化相对性实际上表明了——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基本压抑的结构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伊利亚德真正发现的是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压抑结构具有意义重大的区别。
如果说时间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那么它应当归入精神分析所发现的这一部分的各种组成成分中——诸如超我（良心、负罪感）
、防御机制，以及人格结构。实际上，时间与自我的这一无意识部分的关系已为弗洛伊德所注意到，只不过没有将其联结为一种理论。
早在１９１４年，弗洛伊德就暗示在良心的监视机制和时间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１２８］在他充分发展了的理论中，超我乃是已丧失的过去的阴影，（由于自居作用）被结合进了人格中去。它“特别代表着文化的过去”
；“它在自身中结合着现在和过去的双重影响”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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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现在被转入过去的方式的一个例证”。
［１２９］用尼采的话来说，那种对祖先的负债感——它即是负罪心理，并使人滞系于过去以及能够作出承诺——是在童年时期通过与父母的结合和希望成为自己的父亲而形成的。
弗洛伊德也觉察到时间因素——一种“双重历时”结构——存在于他称之为“消除”
（ｕｎｄｏｉｎｇ）的防御机制中，芬尼切尔对其作了如下的定义：“完成某种确定的事，它在事实上或通过魔幻的方式与过去某种也是在事实上或想象中做过的事情相对立。”
［１３０］芬尼切尔正确地补充说：“赎罪的观念只不过表现了对一种魔幻式消除行为的可能性的信念。”
因此，时间只能是由一种具有负罪心理并探求赎罪的动物构建起来的。
同时，时间也是被称为“孤立”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的防御机制的一个要素。孤立是用于保护自我免受其自身的本能驱动力淹没的一种技巧，它在于将经验分裂为各不相连的碎片；时间间隔被插入其中，结果则使自我可以安全地沉溺于常规惯例，保护它不受本能需求的骚扰。
［１３１］正像露西尔。杜利（ＬｕBｃｉｌｅＤｏｌｅｙ）所指出的，［１３２］这种保护自我抵御本能的方法在现代西方人当中特别得到发展；用怀特海的术语来说，时间的具体化和偶像化支撑着现代西方生活的抽象特性，保护它免受本能的具体性的影响。可是，通过孤立作用将时间分裂却将时间包裹为一个个单位，可以“计数”
，可以“估价”
，也可以“存储”
，正像财产和金钱一样。亚当。斯密就说过劳动分工的要害在于节省时间。因此，“孤立”这一防御机制特别为肛门人格所钟爱的那些本我满足方式准备了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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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时间和金钱的联系不仅是相似而已。露西尔。
杜利证明了物品必须视为时间的结晶，以便作为财产来占有；价值的劳动时间理论在这一点上最接近精神分析。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斯本格勒则证明了阿波罗式时间和阿波罗式金钱、浮士德式时间和浮士德式金钱之间存在联系。
［１３］因此，尽管弗洛伊德没有这样做，亚伯拉罕和琼斯却的确向标准的精神分析教条中引入了如下悖论：不仅金钱是粪便，时间也是粪便，而且都有许多病例来证实这一点。
［１３４］
最后，为了完整地评述精神分析对时间的研究，还应指出时间和死亡本能之间存在着联系。假如死亡本能的名称恰如其分，那么它一定和时间有某种关系。弗洛伊德就特别假定死亡本能和重复性强迫症有特殊联系。
［１３５］重复性强迫症就像“消除”这种防御机制，也像弗洛伊德假设的知觉中的有节奏的周期性，乃是一种时间结构。分割——“孤立”这种防御机制中的决定性行动——也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
［１３６］
时间和死亡本能之间的联系一直受到精神分析著作中死亡本能理论的普遍忽视。
［１３７］在前面的一章里，我们曾试图发挥死亡本能和否定之间以及否定和时间观念之间的联系。
精神分析的时间理论并不连贯一致。在精神分析中除了那位大师配置停当的东西而外都不连贯一致，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恰好是疏忽大意的。不过个别的真知灼见仍被发展到可以运用的程度。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和“消除”机制有联系的原理得出：时间是赎罪所必需的一种图式。西方哲学始于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的警句：“根据欠债（或”命运“
、“必然性”
；希腊词义是极含混的）
，他们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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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到他们的诞生之处；因为他们根据时间的秩序对他们所行的不义彼此予以公平裁判和清偿。“
这句话充满经济学的意味，但其根源却是负罪的宗教，时间的图式即产生于此。这个问题在伊利亚德的存在主义的阐述中被弄错了。问题并不在于世俗存在的无意义，或其荒诞性，或历史存在的邪恶性，或历史的恐惧；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负罪意识，是它导致了历史的噩梦和循环再生的补赎仪式以及救世主的赎罪。
不应当给古代的人赋予废除时间和“生活在一种连续的现在”
的能力，从而将其理想化；［１３８］没有任何赎罪的宗教能废除时间，只有罪感的消除才能废除时间。古代的人体验到罪感，因此也体验到了时间——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一年一度煞费苦心地去否定它的原因。
“被压抑的意象或思想的题材在其被否定的条件下可以进入意识。”
［１３９］实际上“消除”这一防御机制就是否定性防御机制的一个特例。但正如弗洛伊德所证明的，否定总伴随着对被否定物的肯定，从而在自我中产生一种分裂。
［１４０］就古代人（和古代时间）
而言，自我的分裂就像杜克海姆揭示的那样，在无所不在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辩证对立中被制度化了。
［１４１］伊利亚德对古代和现代时间的区分仍然是成立的，不过这种区分应理解为代表着罪感的不同结构。
在现代人身上罪感已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不再可能用一年一度的再生仪式来补赎。因此罪感是累进的，而时间也是累进的。正如伊利亚德所证明的，一年一度的赎罪保证了古代社会没有历史。累进的罪感则给现代社会强加上一种历史的定命；父辈的罪恶要降临在孩子头上，甚至达于第三代、第四代人。而且，累进的罪感和累进的时间使得复利制（ｃｏ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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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经济可能产生。用斯本格勒的比喻来说，浮士德式时间和浮士德式金钱就是无可赎罪的罪人的时间和金钱。
六、给予和获取
累进的罪感瓦解了古代的赠礼经济。相互性原则是和循环式时间分不开的，而在累进式时间里账目却总是不平衡。
解决负罪问题的第一个办法即分担罪感（图腾式兄弟关系）不再适宜了。
可是，累进式时间瓦解了解决负罪问题的老办法，却又组织起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积累赎罪的象征物——经济剩余。声望和权力过去总是从属于赎罪艺术的精湛技巧，现在则不是通过给予，而是通过获取，借助占有手段来取得。分担罪感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被超越了；在积累占有物的过程中个人承担着自己的罪感负担，因而否定了第一种解决办法。现代的获取心理是通过一个否定过程从其古代的对立物“给予”中构建起来的。这样，个人（以及经济剩余）在某种程度上便从古代淹没在社会群体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新的、同样受罪感支配的占有图式楬橥了维布伦描述的那种掠夺性模式，并使古代的自虐癖转变为现代的施虐癖。
与此同时，新的图式给人类强加上第二度非人化过程。
古代人为了平息其罪感，运用其自由和剩余物构建了社会，并将自己隐藏在群体之中。具有占有欲的个人则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从群体中解放出来，但他仍然在逃避自己；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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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入物中，转入他的财产中（试考虑一下“财产”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一词的词源）。
劳动的强制性仍然存在着；生存仍然是克服罪感的一种演习。财产的累积成为内在精神美德的外部可见标记，也成了人的生命。物既然是人的生命，它们也就变得生气勃勃，而且做着人想去做的事情。物成了人想成为的那个神（他自己的父亲）——金钱能够生育。利率制的先决条件。。
不仅是累进式时间，也在于父母情结（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从图腾式群体向图腾式占有即金钱的移置。这样，金钱在文明化的经济中逐渐具有一种它在古代经济中绝不具备的精神价值。
于是，我们在金钱即粪便的等式中获得了更进一层的意义。金钱本是非生物性的死物质，却因承继了婴儿期自恋癖赋予排泄产物的那种魔幻力量而变得有了生命。弗洛伊德指出，将粪便和阴茎等同是肛门性象征情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１４２］当婴儿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幻想附着于那种既是又不是其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物体（即粪便）时，第一个行动就是按巫术方式来使用这种物体以取代其自己的身体。
金钱承袭了婴儿期粪便的魔力，于是它能够孕育和生产孩子；利息就是生殖。
［１４３］
这种自然出现的个人主义还具有其他一些复杂隐晦的心理学含义。
［１４］用精神分析观点来看，它似乎包含着对负罪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
核心的一种重构。
［１４５］给予心理本质上是女性化的；占有和获取心理是男性化的。
［１４６］事实上，新的负罪情结在历史上似乎与父权制宗教的兴起相联系（希伯莱人对西方社会发展有决定性作用）。
［１４７］从精神分析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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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赠礼情结通过与母亲认同来消除罪感；而占有情结则通过与父亲认同来消除罪感。同时，与父亲认同似乎包含着罪感向攻击性的转化。在赠礼情结中对母亲的依附是被公认的，后来又被母亲的相异物（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ｓ）
所克服。
与父亲认同就是否定对母亲的依附的一种方式（而且，正像一切持续的否定一样，同时又肯定了对母亲的依附；古典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建立在对“前俄狄浦斯”母亲〔ｐｒｅ－Ｏｅｄｉｐａｌｍｏｔｈｅｒ〕的关系上的一种上层结构）。
“获取”是对依附的一种否定，并从而将负债负罪感转化为攻击性。男性情结、对女性的执迷性否定本身就具有攻击性。因此我们原则上同意贝特尔海姆（Ｂｅｔｅｌｈｅｉｍ）的观点：“以技术发明对自然进行攻击性的控制，只有在带着男性生殖器崇拜心理才成为可能。”
［１４８］用另一种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新的个人主义与阿波罗式男性气质和阿波罗式升华作用是一致的。不过，只要精神分析关于前俄狄浦斯母亲的理论还处于落后状况，只要精神分析听任荣格主义者去利用巴霍芬（Ｂａｃｈｏｆｅｎ）
在母亲崇拜的宗教方面的发现，［１４９］那么历史上的这一转折点在心理学方面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无论其包含的机制是什么，神经症的历史（历史的神经症）长期以来对人的自我正视罪感的能力产生了明确的强化作用。
［１５０］实行“给予”
的人试图以分担罪感的办法来摆脱他的罪感。实行“获取”的人则坚强得足以承担起他自己的罪责的重负。信仰基督教的人坚强得足以认识到负罪太深，只有上帝才能够救赎。现代世俗的浮士德式的人则坚强得足以带着不可救赎的罪罚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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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升华的城市
“父母情结”
的戏剧舞台从图腾群体向魔幻性对象的转移开辟了通往升华作用的道路。对于古代人来说，关键性的防御机制是“消除”
（赎罪）
；而对于文明人来说，关键性的防御机制则是升华。升华作用最基本的特征是通过将性能量转向新的对象来消除性欲。但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消除性欲就意味着脱离肉体。新的对象必然取代人的身体，没有一种升华作用不是将人体投射进物中去的；人的非人化就是他与自己身体的疏离。他因此而获得一个灵魂（达到升华作用的更高的精神性）
，然而这个灵魂却居住在物中。金钱就是“这个世界的灵魂”
，而黄金就是升华作用恰如其分的象征。
它既代表了身体的死亡，也代表了对一种并不属于身体的“更高”
生存的追求。斯本格勒说过：［１５１］
金色并不是一种色彩；色彩……是自然的。而这种在自然条件下实际找不到的金属的光泽却并非人世所有……闪光的黄金夺走了生命和身体的神髓元气……因此西方教堂肖像画的金色背景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教理含义。这是对神的精神的存在与活动的一种明确肯定。
金钱便是这种新的积累情结（ａ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的心脏；金钱产生利息的能力就是它的活力，而它的身体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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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人建立的那种基本机构——城市。
考古学家们注意到，与过去生活方式的彻底断裂是最初的城市创立的标志。海希尔海姆证明了有息资本制度是理解这一突发性的重组织现象的关键，并且在对宗教价值的新估价中寻找这一新的经济制度的起源。
［１５２］如戈登。恰尔德（ＧｏｒｄｏｎＣｈｉｌｄｅ）所说，“当我们到达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现场的城市发掘层时，就不再置身于绿色村落中，而是站在一个大教堂城的广场上。”
［１５３］
那么城市是什么？城市反映了反叛女性的依附原则和自然原则的新的男性攻击心理。法兰克福（Ｆｒａｎｋｆｏｒｔ）这样评论最初的城市：“史前村落的简朴生活很好地适应了自然环境，但城市却是一种不能顺应并违背自然秩序的机构。”
［１５４］奥特加。伊。加塞特（Ｇａｓｅｔ）这样评论古代城邦：“希腊－罗马人决定要使自己与田野和自然分离，并建起城墙来标明他们的一种新的空间。”
［１５］斯本格勒则指出后期城市“轮廓线与自然相悖，否定了整个自然”
，而“庞大的都市规模像一个世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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