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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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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斯本格勒则指出后期城市“轮廓线与自然相悖，否定了整个自然”
，而“庞大的都市规模像一个世界……它旁边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存在，并开始灭绝乡村景色”。
［１５６］
新的城市的空间始终是一个宗教性场所，人在这里首次成功地构建起一种纯粹剩余性的也是纯粹宗教性的新生活。
城市明确地与基本的食物生产相分离，因此也具有明确的剩余性；它的整个经济都建立在经济剩余的基础上。
“城市在经济意义上是什么？”索姆巴特（Ｓｏｍｂａｒｔ）这样问道。
“城市是这样一些人的聚居地，他们的食物并非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农业劳动产品。”
［１５７］索姆巴特进而以赞同态度引证了亚当。斯密的话：“仅仅是依靠乡村的剩余产品……才构成了城市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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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物质。因此城市也只能伴随着这种剩余产品的增长而增长。“不过，剩余成分始终是宗教性成分。因此最初的城市就是”大教堂城“
，它的整个经济都奉献给了宗教性目的，是“一种神圣的家务管理”。
［１５８］在现代世俗化过程的表面背后，我们仍能看到滕纳德（Ｔｕｎａｒｄ）所揭示的真理：“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因为城市对人具有如此的诱惑力和魅力，以致人赋予它象征性的意义，把它变成了一个神。”
［１５９］
把经济剩余物奉献于宗教性的目的并不是一件新事物。
新出现的是宗教性领域中升华作用的突出地位。
“来为我们自己建造一个城市、一座高塔，它的顶端可以达于天堂。”
［１６０］。
因此就产生了城市意识的阿波罗式特征，如斯本格勒所说：“智力（ｉｎｔｅｌｅｃｔ）
、精神（ｇｅｉｓｔ）
、才智（ｅｓｐｒｉｔ）就是城市理解力的特定形式。“
“城市石头似的外观中融入了市民本人的人性，也像他们一样具有发达的观察力和智力——城市所说的语言是多么的独特，它的景象与乡村散漫拖沓的风景是多么不同！”
［１６１］
可是，升华作用的本质乃是将剩余－神圣物具体化为纪念碑式的、经久不朽的形式。因此，正是在城市中，金钱最终固定在最为经久耐用的贵重金属上。按照戈登。恰尔德的理论，城市的存在以冶金术为前提；但它的冶金术却并不是为“理性的”
“控制自然”
服务的，甚至也不是为战争服务的，而是为触目惊心的（宗教性的）浪费服务的。正如斯图亚特。皮戈特（ＳｔｕａｒｔＰｉｇｏｔ）所指出的：“在中美和南美，使用石器的村社达到了显著的城市发展水准，他们没有相应的冶金术，但使用黄金装饰物。”
［１６２］城市是累积的升华作用的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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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累积的罪感的贮存库，高耸于最初的城市上空的寺庙建筑就是累积的负罪与赎罪的纪念碑。赎罪的过程不再是人们思想感情图腾式的交流与共享，而被具体化和转化为大堆的石头、黄金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
因此，城市本身也像金钱一样，是结晶化的罪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ＦｒａｎｋＬｌｏｙｄＷｒｉｇｈｔ）说：“观看一个大城市的平面图就像在看某种类似于纤维肿瘤横截面的东西。”
［１６３］不过罪感也表现为时间：“在城市里，时间变得可以看见了。”芒福德曾这样说［１６４］。
通过像金钱或者城市本身这样的纪念碑的形式，每一代人都继承下来前辈禁欲苦行所取得的成就。但正如琼。鲁宾逊（Ｊｏａ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讨论黄金贮藏时所指出的，这并不是作为“历史的自由遗赠”
，而是一笔须将来进一步累积建造纪念碑来偿付的债务。
［１６５］祖先的罪恶通过城市降临到子孙的头上；每一座城市都有一部历史，有一种利息率。
八、永生不灭
每一座城市都是永恒的城市：文明化的金钱持续无尽。
伊利亚德在引述古巴比伦一年一度重演创造世界的神话时，似乎表示他相信最初的城市仍然活动在古代时间里。可是他又承认它们最早建立起“历史”
，按照他本人的定义，这却是与古代时间不相容的。
［１６］不过，在时间进程中持续地经历同样的昨天、今天直至永远，和周期性地废除时间并周期性地返回原始的圆满状态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古代近东地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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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像希伯莱－基督教城市那样表明其最后的时代比最初的时代更巨大，但它仍然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
它持续下来，时间和城市都在累积；而持续就是征服死亡。文明就是一种克服死亡的尝试。这样我们便来到了弗洛伊德所描绘的地狱的最深层，即死亡本能。
死亡本能是人类神经症的核心。它始于人在婴儿期没有能力接受与母亲的分离，而正是这种分离给所有生命体赋予了个体的生命，同时也引导着所有生命体走向死亡。黑格尔说过，有限事物的诞生之时即其死亡之时，这植根于它们的本性之中。
［１６７］因此，人类这种物种没有能力去死因而没有能力去生是始于诞生之时，始于精神分析所说的出生创伤（ｂｉｒｔｈｔｒａｕｍａ）
中的。
所以柏拉图关于永生不灭的论辩实际就是对我们曾经诞生的一种否定。
［１６８］人类就是那个不能去死的物种。人类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态的基础在于人类的生物特性；它的基础是胚胎化（ｆｅ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即生理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身体的独具特性；［１６９］它基于生物学上延长了的婴儿期；它也植根于延长了的婴儿期的社会关联物——人类家庭。
没有能力去死将人类讽刺性地、却又不可逃避地抛出到现实的生存之外（而现实的生存对于所有正常的动物来说同时即是死去）
，结果便产生了对生命的否定（压抑）。不能接受死亡将死亡本能转为人类特有的和明显病态的形式。由于同一种不可逃避的反讽性嘲弄，人类生命转向对死亡开战却导致了死亡对生命的统治。反抗死亡的战争具有一种执迷于过去和未来的形式，而现在时态即生命的时态却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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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说正是这个“现在”
“在其自身内部把握着存在的全部总和、过去和未来的整个广阔的时间，亦即永恒。”
［１７０］生与死的实际状态始终处于现在时态，而人类所以能从这里转移开去，乃是借助于过去的幻想，借助于退行性地附着于过去的幻想，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对生命产生之地子宫的退行性依恋。
这样，不能接受死亡便只能导致病态的主动死亡的愿望。因此从最深的层次上看，人类病态的死亡本能就存在于人类时间观念的背后。
人类的这种以生存反抗死亡的心态，集中体现在产生于婴儿期但却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一种幻想中，这就是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
［１７１］正是为了这种野心，生命和生命的享乐才成了献祭品。它就是存在于古代赠礼经济和文明社会的累积经济背后的原动力。
无论古代的还是文明社会的经济，最终驱动力都是对死亡的逃避，正是它把生命变成了生中之死。事实正如罗斯金所言，要把劳作（ｗｏｒｋ）和愉快的努力（ｅｆｏｒｔ）
区别开来，除了把劳作定义为耗费于反抗死亡的努力之外别无他法：［１７２］
我已经把劳动定义为人的生命与其对立物的斗争……劳动通常与“努力”本身或力的运用（ｏｐｅｒａ）相混淆，但是有许多努力只是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人类身体最优美的行动和人类智能最高级的成果乃是非劳苦的——甚至是娱乐性的——努力所达到的状态或成就。然而劳动却是在努力中受苦。它乃是一种负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简言之，它乃是“我们死于其中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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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古代的人生存于他们已死的祖先的生命中，从而战胜死亡。正如伊利亚德出色描述的那样［１７３］，世俗的（实际的）生存因为与祖先的原型同化而被淹没，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只是他们那时所做的事的一种重复。这就是永恒回归的模式。所以古代社会没有真正的历史，而且古代社会中也没有个性。
没有历史是因为没有个性，而个性是依靠与祖先原型决裂并构建历史来维持的。不朽——成为自己的父亲的愿望——的实现方式乃是被吸收进每一代人从中诞生又回归其中的祖先的灵魂贮备中去。
这又是永恒回归的模式。
在默恩京人（ＭｕｒｎBｇｉｎｓ）
中，“整个氏族意识最统一的观念就是神圣水源的观念，氏族生活精神上的统一性就蕴藏在其中。它是氏族团结的基本象征。所有永恒的品质都从中产生，当氏族成员一生中体现和使用过这些品质后，它们又返回其中。”
［１７４］
文明化的人维护着他的个性并构建历史。但他所维护的个性并不是肯定生命或享受生命的个性，而是具有（浮士德式的）
不满足和负罪感的否定生命的（禁欲主义的）
个性。
根据尼采的描述，文明化的个性并不需要其自身，而是需要孩子，需要继承人，需要有一份遗产。
［１７５］生命始终是一场反抗死亡的战争——文明人与古代人并无差别，他并未坚强到足以去死——而死亡是通过累积与时间对抗的纪念物去克服的。
这些石头和黄金的累积物使我们得以去发现那个不灭的灵魂。
凯恩斯对经济行为作了他最为深刻的评价：“那个为把永生的许诺带进我们宗教的精髓中而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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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复利原则作出过最大贡献，这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１７６］
文明人的那种野心在建造金字塔中暴露无遗——那是最早的现代个人主义者的业绩。
［１７］金字塔中蕴含着对永生不灭的希望，也蕴含着复利制的果实。
正如海希尔海姆所论述的，我们生活于其末期的这个黑铁时代使青铜时代的成就（城市、金属、金钱、著述）都民主化了，并将帝王们的追求（金钱和永生）向普通公民开放。
［１７８］但是不可逃避的反讽规律却将天平调向了死亡一方。对死亡的克服竟然以把现实的生命转移到不朽的然而没有生命的物体上为条件——金钱就是人本身；一项产业或一个公司的永恒不朽存在于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中，只有它们才能持续无尽。根据压抑的缓慢回归的法则，历史的最后阶段正是路德所说的死亡对生命的统治；就像芒福德所说，城邦（Ｐｏｌｉｓ）的最后阶段就是墓地（Ｎｅ－ｋｒｏｐｏｌｉｓ）。
斯本格勒则在晚期城市中看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向死亡的回归”。芒福德这样论述道：［１７９］
大都市里滋长着各种形式的消极活力。自然力和人。。。。
类天性在这种环境中被破坏扰乱，便以破坏性形式重返……在这种混乱状态中，生命冲动已脱离了表面似乎健康的人们。死亡冲动取代了它……弗洛伊德在人类活动的中心发现了死亡的愿望，有什么奇怪之处呢？
文明人的经济活动具有这种对抗死亡又导致死亡的结构，因为经济活动是被采取升华形式的心理能量所支撑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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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对金钱的追逐，所有文明化的升华作用都具有这种结构。
因此，贺拉斯在他的第一首颂歌中指出写诗这种职业和所有职业（商人、士兵、体育家等等）一样，本质上是以自我牺牲和本能放弃为基本特征的；不过只要成功能使他“崇高的头颅跻身于星辰之中”
，那也是值得去干的。在《歌集》第三卷的结尾他这样庆贺自己的成功：“我已经建造了一座比青铜更经久、比帝王的金字塔堆积得更高的纪念碑。无论雨水的侵蚀和风暴的吹刮都不能摧毁它，无尽的岁月更迭和时光的流逝也做不到这一点。
我根本不会死。“
［１８０］我根本不会死——怀着这种希望的人并不曾活过，他的生命已在征服死亡中耗尽，他的生命已经转移到那些不朽的书页中去了。
九、人的身体
现在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精神分析的金钱理论的核心问题，即金钱情结与人的身体的关系上。
费伦奇在一篇著名论文《金钱利息的个体发生问题》中指出，金钱起源于升华了的婴儿期用粪便做游戏的冲动，而这种升华作用则是因直立姿势的发展导致对粪便的否定，从而损害了这一游戏冲动所引起的。费伦奇说金钱不过是这样一种最终产物，它“经过了上述过程之后便成了没有气味的、脱了水的、被弄得闪闪发光的污秽物。金钱是没有臭味的（ｐｅｃｕｎｉａｎｏｎｏｌｅｔ）”。
［１８１］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讨论过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从人体的转离，这与目前的论题关系不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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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心的是金钱源于肛门性欲这一命题。支持这一命题的是弗洛伊德论述“人格和肛门性欲”
（１９０８）
的权威性意见，［１８２］
而费伦奇实际上只是在补充弗洛伊德论文的基本观点。绝大多数正统精神分析理论也一直停留于对肛门情结作这种解释。
然而这一解释既不充分又易引起误解，应该予以摒弃。
认为金钱起源于肛门性欲也就是认定它（部分地）起源于游戏本能；言下之意就是说金钱情结包含着游戏因素，它（如费伦奇所说）在服务于现实原则之外也服务于快乐原则。在前面一章论述游戏概念时，我们承认无论古代或文明时代的金钱情结都包含了维布伦称之为“所有权的游戏”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游戏理论和经济行为》这部近著试图以数学形式加以把握的。
［１８３］但是，我们的整体研究表明金钱情结的内涵大大超过了升华的游戏。
首先，金钱情结所涉及的身体区域并不只是肛门区。既然排泄物转变成了食物，那就涉及到口腔区；既然金钱能生育，那就涉及到生殖区。换句话说，肛门性欲不能被孤立看待，金钱情结包含着所有性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部问题——也就是说，包含着人类身体的全部问题。在精神分析文献中作为适宜的出发点的，不是弗洛伊德１９０８年写的那篇论文，而是１９１６年的论文《与肛门性欲特别有关的本能转变》（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ｓ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ＡｎａｌＥｒｏｔｉｓｍ）。
［１８４］弗洛伊德在该文中用图表列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象征性等同关系，他指出维持这些关系的是潜意识中供给肛门性欲处置以能量的种种幻想。弗洛伊德对粪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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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体”（ｌｕｍｐｆ）
、“礼物”
、“孩子”
、“阴茎”进行了区分，也指出了它们的联系。我们所作的整个努力就是要证明金钱情结不是起源于粪便，而是起源于关于粪便的这些幻想。这支持了我们前面关于人类精神中的病原物质是由幻想构成的论点。由于同样的原因，那种从解便训练中推导出肛门人格的庸俗的精神分析观点也就受到了批驳。
弗洛伊德所揭示的那些关于粪便的幻想，本质在于给粪便赋予了身体某些其他功能的价值。费伦奇在其后期对精神分析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人体的性组织是通过一种器官的功能和价值向另一器官的替换性移置来构建的。
他把这一过程称为“性欲的两性融合”（ａｍｐｈｉｍｉｘｉｓｏｆｃｒｏBｔｉｓｍｓ）。
［１８５］性欲的两性融合“就是人体中对应于弗洛伊德所列举的幻想中的象征性等同关系的东西。这种”性欲的两性融合“也就是性的组织。身体的肛门性欲组织本身涉及到身体其他部分，是身体其他部分的功能与价值移置到肛门区域的结果。在前面一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升华就是在外部世界中寻找失去了的童年时期的身体；不过这个失去的身体已经是迷惑难解的了，已被成为自己父亲的幻想（例如给粪便赋予”阴茎“或”孩子“的价值）弄得混乱不清。因此，如果说金钱情结起源于一种肛门情结，那么用怀特海的术语来说，这种肛门情结乃是整个人的身体的错乱在一个特定区域的汇聚——这个汇聚点和其他区域（口腔区、生殖区）都有内在的联系。
其次，对肛门情结的阐述不能像费伦奇论述金钱的文章那样不涉及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以不那么专门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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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来说，即不能不涉及整个罪感问题。在我们对金钱的论述中，罪感概念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而且在弗洛伊德论“肛门情结”的第二篇论文中，粪便与“孩子”和“阴茎”的等同关系以及他对阉割情结的相关论述，给肛门情结引入了只有以俄狄浦斯来命名的意义空间。肛门情结（以及它的社会衍生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肛门兼俄狄浦斯情结。
［１８６］在精神分析文献中给予俄狄浦斯因素以应有重视的只有罗海姆（Ｒóｈｅｉｍ）论“原始货币”的论文和哈尼克（Ｈａｒｎｉｋ）论“时间”的论文。
［１８７］罗海姆和哈尼克找到了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论文这个恰当的出发点，并取得了进展。不过他们的工作也只能被称为在正确的方向上胡乱摸索。
从精神分析方面来看，困难在于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关于“前俄狄浦斯”
母亲的理论还处于落后和混乱的状况中。
精神分析上的肛门阶段是一个前俄狄浦斯阶段，但它不应被解释为一种尚未受到阴影侵扰的爱欲现象。
按经典理论所说，这一阴影是与威胁性的父亲的灵光相联系的。
［１８］如果把罪感解释为对威胁性的父亲的反应而不是源于对母亲的固有的矛盾关系，那么罪感问题就被误解了。与此相同，阉割情结以及人类附加于生殖性和男性气质之上的象征意义的重负，也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证的，是在儿童与“前俄狄浦斯”母亲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第三——这正是正统精神分析的解释中最重大的谬误——婴儿期肛门情结及其社会衍生物金钱情结主要不是爱欲的表现，不是肛门爱欲，而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点上罗海姆和哈尼克也是例外，不过他们在这个问题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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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之外又引入了更多的复杂问题，结果澄清得不多而弄混了不少）。
在人类身体中当然总存在着爱欲；而且如弗洛伊德所言，死亡本能只有与爱欲微妙地融合才能表现出来。在婴儿期肛门性欲和金钱情结中也存在游戏因素；但我们的整个论证是要说明这一情结的主要建筑师是罪感，是成为自己父亲的攻击性幻想，是死亡焦虑或分离焦虑（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ｘｉBｅｔｙ）。
罪感、攻击性和焦虑关系到自我，即人性的精神方面。
在人性的身体方面与之对应的东西——婴儿期焦虑在身体方面的遗传物——则是人类身体的性组织，即一切人体的性组织（包括口腔、肛门和生殖组织）。它们也应当被看作死亡本能的创造物。在这一点上，费伦奇的杰作《塔拉莎》（Ｔｈａｌａｓａ）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理论进展。书中指出，性组织不仅是通过费伦奇称之为“性欲的两性融合”的功能畸变构建的，构建力量还包括他所说的“海洋性退行倾向”
［１８９］——返回子宫的欲望，无力接受生命的个体独立性，亦即病态的死亡本能。
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只要人的身体保持着无论是前生殖器（ｐｒｅｇｅｎｉｔａｌ）还是生殖器的性欲组织，它就受制于（固置于）
扰乱人体的那些婴儿期心理创伤以及病态的死亡本能。
而且只要人的身体仍然固置于其婴儿期结构，就心理方面而言人的思想就仍然固置于婴儿期幻想，以人格结构的形式储藏于自我的无意识区域中，并且以升华的形式投射于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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