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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概略-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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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人认为法制的精神是无情的，遵守法制者的思想也是卑鄙的，但是，无论如何法制对人仍然有很大益处。譬如，有这样一条规定：拾物归还原主，应将所遗失的东西折半赠给拾物人。如果有人拾了失物，只是为了获得折半之利而交还失主，这种思想固然很卑鄙，然而，如果因为这个规定太卑鄙而废除，则社会上的遗失品，将永远不能归还原主。因此，折半的法律以道德来论，是不值得欢迎的，但却不能不称它是文明的良法。还有，在商业上，有贪图眼前小利而丧失廉耻的，这叫做奸商。例如，日本人在制造生丝、蚕纸时，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采取了不正当的行为，结果降低了国产品的声誉，长期地损失了全国的大利，即奸商本身，也必遭受损失，这就是名利两失。与此相反，西洋各国的商人，交易可靠，童叟无欺。例如出示一寸见方的样品，然后出售几万匹的布疋，从来没有与样品不符的。买主也不必一一开箱检查，便可安心收货。从这些情形看来，好象是日本人不诚实，而西洋人诚实。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知道并不是西洋人心诚实，日本人心不诚实，而是西洋人企图扩大商业范围，以获得长远的高额利润；如果不诚实，恐怕影响日后交易，而自己堵塞了利润的来源，所以不得不诚实。这不是由衷的诚实，而是算盘上的诚实。换言之，就是日本人的气魄小而西洋人的气魄大。然而，不能因为西洋人是卑鄙的贪婪的诚实，而学习日本人那种露骨的不诚实。不论为欲或为利，必须老老实实遵守商业的法规，只有遵守法规才能进行交易，从而促进文明的进步。在现代的人类世界上，除了家庭和亲友之外，不论政府、公司、买卖、借贷、一切事物莫不依据法规办事。法规的形式或许有些是可鄙的，但是与无法规的害处比较，其利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试看目前西洋各国的情况，由于人民智慧不断进步，气魄也越来越大，好象天地之间，不论是自然界或社会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限制人的思想，人可以自由地研究事物的规律，从而得出处理它的办法。对自然界方面，已经探索了它的性质，了解它的作用，并且还发现了很多根据其性质而控制它的规律。对社会方面，也是如此，由于研究了人类的性质和作用，已经逐渐发现它的规律，从而根据其性质和活动，将要逐步地获得控制的办法。其进步情况兹举例如下：法律严密，减少了国内的冤狱；商法明确，使人民感到方便；公司法合理，因而举办大企业者日多；租税法妥恰，减少了私产的损失；兵法精湛（虽是杀人之术）因而减少了战争之祸患；国际公法虽然还不周密，但是多少也起了减少杀戮的作用；国民会议可以限制政府的专权；著述和报刊可以制止强者的暴行；近来听说将在比利时的首都，成立万国公会以谋求全世界的和平等等。这些都是法制的日益周密和实施范围日益扩大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通过法制以实现大德的事业。
第八章 西洋文明的来源
叙述现代的西洋文明和探讨其来源，并不是这本小册子所能作到的事。所以在这里只引证法国学者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种著作的要点，略述其大意而已。
西洋文明的特点在于对人与人的交往问题看法不一，而且各种看法互相对立，互不协调。例如，有主张政治权的，有主张宗教专权的，有的主张君主政治，有的主张神权政府，有的主张贵族执政和有的主张民主政治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由争辩，胜负难分。由于长期形成对峙局面，即使彼此不服，也不得不同时并存。既然同时并存，即便是互相敌对的，也不得不在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允许对方的活动。由于自己不能垄断一切，又不得不允许对方的活动，于是便各持其说，各行其是，为文明进步尽一分力量。最后将溶为一体。这就是产生“民主自由”的原因。
现代的西洋文明兴起于罗马灭亡时期。大约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权势逐渐衰微，到五世纪时，情况更为严重，野蛮民族从各方面侵入，帝国的政权从此崩溃。在这些民族中，最强盛的是构成日耳曼民族的法兰克民族。这些野蛮民族蹂躏了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数百年来的一切旧制度。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依靠暴力，无数的野蛮人成群结队到处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因此，一方面出现了许多国家，同时又有一些国家被吞并。到了第八世纪末，法兰克族的酋长沙立曼兼并了现在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奠定了一大帝国的基础，大致形成了统一全欧洲的气势。但在沙立曼大帝死后，国家再度分裂并陷于混乱。当时法兰西和日耳曼虽有国家之名，但仍未具备国家的体制，每各人各逞其暴力，为所欲为而已。所以后世称这个时代为野蛮时代，或黑暗时代。这个时代包括从罗马末期到公元第十世纪约七百年的期间。
在这个野蛮黑暗的时代，只有耶稣的教堂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罗马灭亡后，似乎耶稣教堂也应随着被摧毁，但事实并非如此。教堂不仅在野蛮环境中安然无恙，而且还要感化这些野蛮民族，力图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宗教中来，这种大勇大智是罕有的。因为开导无知的野蛮人，用高尚的道理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教堂规定了许多仪式，以虚饰的外形来迷惑人，在暧昧之中启发了他们的信仰。后世评论这个问题，不免讥为以妄诞之说蛊惑人心。但在当时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也只有耶稣教懂得天理人心之可贵。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宗教，恐怕整个欧洲早就变成了禽兽世界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耶稣教的功德是不算小的，同时耶稣教所以能获得权力，也决不是偶然的。大体上说，当时控制肉体方面的事情，属于一般世俗的武力，而掌握精神方面的事情，则属于教堂的权限，形成了“俗权”和“教权”互相对立的局面。由于教堂的僧侣干预俗事和管理地方民间的事务，是从罗马时代传流下来的习惯，所以直到此时仍未丧失其权力。后世僧侣之能出席议院，也是渊源于遥远的上古时代（寺院权）。
当初罗马的建国，是由许多城市国家联合而成的。因此，罗马帝国统治区域内到处都是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都各有一套法律，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只是由于都臣服于罗马皇帝，才联合构成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灭亡以后，市民会议的风气仍然存在，并成为后世文明的因素（民主政治的因素）。
罗马帝国虽然已经灭亡，但在过去几百年间，人们一向称这个国家为帝国，尊国君为皇帝，这种名称已经深深铭刻在人民的心里不可磨灭，既然忘不了皇帝陛下这个名称，则专制独裁的思想也必然要随这个名称留在人们记忆里。后世有提倡君主政治之说的，其根源即在于此（君主政治的因素）。
当时横行于天下的野蛮民族的风习和性格，虽然不能根据古书的记载详细了解，但推想当时情况，可以想象到他们是豪横剽悍不通人情的，其愚昧无知的程度几乎近于禽兽。但是，进一步加以详细分析，在其愚昧剽悍之中，自然存在着豪迈慷慨的气魄与独立不羁的精神。这种精神本来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也就是以英雄好汉而自豪的心理，或者是所谓大丈夫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在古罗马时代，并不是没有自由之说，耶稣教士也不是没有主张自由的，但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是一个民族的自由，而从未听说有主张个人自由的。主张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个性的风气，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创始的。在后世的欧洲文明中，把这种风气奉为至宝，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重视自由独立，这不能不归功于日耳曼人（自由独立的风气，胚胎于日耳曼的野蛮人）。
后来野蛮黑暗的时代逐渐结束，到处流徙的人民也定居下来，于是便过渡到封建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从第十世纪开始，到十六七世纪才崩溃的。这个时代就叫做“封建制度”的时代。在封建时代，法兰西，西班牙等国虽各有其国家之名也有君主，但君主只是徒具虚名而已。国内武人割据构成部落，据山筑城拥兵以自重，奴役人民自封为贵族，实际上形成了许多独立王国，穷兵黩武，互相倾轧。在黑暗时代，有个人的自由，到了封建时代，情形便迥然不同了。自由的权利，完全属于拥有土地人民的贵族所有。当时对于贵族既无约束的国法，也无人民的批评，贵族在一城之内俨然是一个至尊的君主，只有敌国来侵和自己力量薄弱，才是这个专制制度的唯一威胁。欧洲各国，大都形成了这种情况，人民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国王。如法兰西和西班牙，在当时根本就未能完成可以称为法国或西班牙国的国家体制（封建割据）。
如上所述，封建贵族虽然专权，但决不是能够以此支配整个的欧洲。宗教已经控制了整个野蛮人的人心，获得了他们的信仰，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宗教势力之盛，已达到极点。其所以如此，也决不是偶然的。本来人生在世，有时可能因机缘凑合而煊赫一时，有过人之力也可能歼敌百万，或因有超群才智而为天下唯一富翁，好象人间万事莫不由于个人才力而从心所欲。但是，一涉及生死幽冥之理，就不可解了。遇到幽冥之理，即使有沙立曼的英武，秦始皇的雄威，也完全无能为力，而只有凄然失望，空叹富贵若浮云，人生如朝露而已。人心的最脆弱处，也正在于此。如果用作战来比喻，就象没有设防的要塞，如以人的身体来比喻，就象人身上最灵敏的器官那样，一旦受到打击，就要立刻退缩，而表示软弱。宗教的职责，是说明幽冥的道理和造化的奥妙，而解答人们的疑惑的。所以具有生命的人类，谁能不倾心呢？况且，当时又是文化未开，轻听轻信的社会，虽然是荒诞无稽之谈，也不足为怪。于是信仰宗教的风气弥漫于天下，只许忠诚信奉教义，而不许有所私议，这种专横情况，无异于王侯用暴政压迫人民。大体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的身体恰如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精神，一部分是肉体。肉体的活动，受王侯世俗政权的统治，精神的活动，听命于罗马教廷。世俗政权统治着有形的物质世界，宗教统治着无形的精神世界。
宗教既已统治了精神世界，控制了人心，而和王侯的世俗政权形成对立的形势，但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认为：精神和肉体哪个重要？肉体不过是次要的，是外在的，而精神则是根本，是内在的，我们宗教既已支配了根本的，又支配了内在的，怎能不过问外在和次要的东西呢？必须把它也划归我们支配范围之内。于是进而侵犯王侯的地位，或夺取其国家，或剥夺其王位。这样，罗马教皇就俨然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至尊。德意志皇帝亨利第四，因为触犯了教皇革勒格里，不得不在风雪严寒中，赤足站在罗马城下三天三夜，向教皇哭乞哀求赦免。这件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宗教权力的伸张）。
及至野蛮横行的风气稍戢，割据的形势遂已成，人们修筑城郭建造房屋，得到了安居以后，人们已不能满足于仅仅免于冻馁的生活。人们对渐渐讲究生活享受，衣服要轻暖，食物要鲜美，种种需要同时产生，再没有人留恋过去的粗野生活了。既然产生了需要，就必须有人供应这些物品，于是，开始有了工商业，各地出现了城市，市民中也有因此而发财致富的。这就是罗马时代以后城市的复兴。然而，这些市民聚集在一起，最初并不是强有力的。野蛮的武人固然留恋于过去的横暴掠夺生涯，但因大局已定，不能远出，在其近旁可供其恣意抢夺的对象只有市民。而从市民眼中看封建贵族武人是这样，他们来购买东西时，就是顾客，来抢夺东西时，就是强盗。所以，虽然进行交易，而同时又不能不防备他们的野蛮横暴。于是在集市周围筑起城郭，城中居民守望相助，一同防御敌人，祸福共之。开会时鸣钟召集居民，大家宣誓同心戮力，以表示忠诚，并在会上，从群众中推选数人为城市的领袖，担任指挥攻守事宜。这些推选出来的领袖一旦掌权，便可为所欲为，几乎与君主的专制没有两样，但有一条限制，这就是市民有权罢免他们，并改选别人。
这种由市民组成的独立单位，叫做Free city（自由城市）。由于这些城市抗拒帝王的命令。或与贵族军队作战，战乱几乎连年不息。（Free city即自由城市之意，其人民是独立的市民）从十一世纪起，在欧洲各国建立了很多自由城市，其中著名的，有意大利的米兰和仑巴底，在德意志则有汉撤同盟。从十三世纪初，勒倍基和汉堡等地的市民结成公会，势力日益强大，曾经发展到八十五个城市的大联盟。对此，王侯贵族不仅无法制服，而且和它缔结条约，承认它的独立，允许各城市修筑城郭、设置军备、制定法律、发布政令，俨然形成了独立国的体制（民主政治的因素）。
如上所述，从四五世纪以来，不论教会、君主、贵族、平民，各都形成一个体制，具备若干权力，仿佛完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把这些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地步，人民所争的只限于局部问题。还不知道什么叫作整体。后来从1096年，十字军兴起，这支军队是欧洲人为了维护宗教联合起来向小亚细亚进攻。这次战争是联合整个欧洲而以亚洲为敌的，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知道有欧亚两洲和内外的区别，而统一了方向。而且对于欧洲各国来说，这也是关系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它使各国人民思想统一，开始关心国家的利害。所以说，十字军的兴起，使欧洲人民知道了欧洲的存在，使各国人民知道了国家的存在。十字军是从1096年开始，断断续续前后出征了八次，到1270年才宣告完全结束。
十字军虽然是由于对宗教的热忱而兴起的，但因历时达二百年之久，不能成功，以致人心生厌。各国的君主，也认识到争夺宗教权力不如争夺政治权力重要，与其远征亚洲侵占领土，还不如在欧洲境内开拓疆界有利，因此再没有人愿意作战了。经过这次战争，人民的眼界也有所扩大，并且也理解到在国内尽可以谋生，因而厌恶了远征。这样，远征的热忱便消逝得无影无踪，终于停止了行动。这种结局，虽似可笑，但对当时欧洲的野蛮人来说，由于看到了东方的文明，就把它吸取到本国，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同时，由于知道了有东西方的对立和内外的区别，因而奠定了国体。这可以说是十字军带来的结果（十字军的贡献很大）。
在封建时代，各国君主都是徒拥虚位，但是他们并不是心平气和的。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人民的知识逐渐提高，不愿意永远受贵族的羁绊，社会上又产生了一种变动，开始了压制贵族的端绪。例如，在十五世纪末期法王路易十一打倒贵族恢复了王权。后人评论路易十一的事业，似乎都认为他奸诈狡猾，行为卑鄙，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我们不应该不考察时势的变迁。在过去，完全依靠武力统治社会，可是今天，智力代替了武力，以狡诈代替了膂力，以权术代替了强暴，或用劝谕，或用引诱，巧妙地运用各种策略。这样，即使这种人的居心卑鄙，但不能不认为他的目的比较远大，有重文轻武之风。在这个时代，王室的集权，并不限于法兰西一国，英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也莫不如此。各国君主固然力图实现集权，而人民也想假借王室的权力消灭贵族这个仇敌，因此形成了上下相投打倒中间的风气。于是全国的政令渐渐统一，初步形成了政府的体制。并且，在这个时代，火器的使用日益盛行，渐次废弃弓马之术，谁也不再畏惧匹夫之勇了。同时又发明了刻板印刷技术，好象给人类社会新开辟了传达意志的道路，人的智慧迅速发展，事物的轻重也急剧变化，膂力让位，智力跃占了上风。封建武士权势日趋没落，没有立足之地，宛如孤悬于半空之中。大体说来，这个时期的趋势是，国家权力逐渐集中于一个中心政府（国家的统一）。
长期以来，教堂专权恣肆，有如旧日的专制政府的继续，虽然内部已经腐败不堪，但仍然抱残守缺，不知变通。再看社会上，人智日开，人民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愚昧轻信，读书识字已经不属于僧侣的特权，普通的人也有读书的了。既然知道读书懂得寻求真理的方法，对事物就要发生怀疑。然而，“怀疑”二字，正是教堂的禁忌，二者势不两立，终于在社会上掀起了改革宗教的大浪潮。1520年，著名的路德首倡改革宗教，背叛罗马教皇，提倡新教，震动了天下人心势不可当。但是，罗马还象病狮虽然气力已经衰弱，然而狮子毕竟还是狮子。当时旧教如狮，新教似虎，双方胜负难分，在这场斗争中欧洲各国死人无数，结果创立了“新教（Protestant）”这个新的宗派。新旧两教都未失去地位，路德的努力也未归于徒劳，但从杀人的惨酷来说，新教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代价高低，姑且不论，但究其目的，双方都不是争论宗教的正邪，而是争论是否允许信仰自由，不是争论耶稣教的是非，而是争夺罗马的政权。所以这场斗争是表现了人民争取自由的新风气，可以说是文明进步的一种征象（宗教改革是文明的征象）。
从十五世纪末叶起，欧洲各国的国家权力渐渐集中于政府。最初人民只是仰慕王室，还不懂自己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国王想排斥贵族，又不得不依人民的力量。为了一时权宜之计，国王与人民俨然结成同盟，互相利用，有时政府还特地授给人民以若干权力，这就提高了人民的地位。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到十六七世纪，封建贵族已经销声绝迹，宗教纠纷虽尚未平息，但大局已定，国家的内部，只剩下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了。但是，热衷于专权乃是有权者的通病，各国君王也不例外。这时，人民与王室之间便开始发生了争端，这种斗争最先是在英国发生的。在这个时期，王室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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