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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论概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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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看作“参战者”的话，然后再把这些参战者的人数和那些所谓“观战者”的人数相比较，孰多孰少，是可以预知的。我曾经说过，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也就是指此而言的。固然，在欧洲各国也常有利用战争手段吞并外国领土的事情，但是吞并外国领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不用强大的兵力加以镇压，或者与当地人民相约，给与若干权利的话，要想把占领地并入自己的版图，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东方人和西方人风气大不相同（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
因此，在民间偶尔出现了有才或有德之士，如果居于原来的地位，就不能发挥其才德，从而不得不自动地摆脱其原来地位而进入上层集团。所以，古今来有不少昨天还是布衣庶民，今天便贵为将相的例子。乍看起来，好象上下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其实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到了另一地方。就好比避开低湿的地方迁移到干燥的高地一样，从他本身来说，固然是得其所哉，但这并不是他亲自把原来的低湿地方用土堆成干燥的高地，所以，湿地依旧是湿地，与他目前所处的干燥的高地相比，其间仍然存在着界限，上下的差别丝毫没有改变。犹如，从前尾张地方的木下藤吉，虽然当上了太阁，可是尾张的人民依旧是从前的农民，情况并没有改变。藤吉只是脱离了农民，加入了武人集团而已。藤吉的飞黄腾达也只是他个人的飞黄腾达，并没有普遍地提高农民的地位。这种情况固然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使然，不应以今天的眼光加以评论，即使评论也毫无益处。不过，假设藤吉处在昔日欧洲的自由城市，市民一定不喜欢这位英雄的作为。或者假设藤吉生在今天，作他过去所作的事，并且使那些独立的市民也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评论藤吉的事业时，恐怕这些市民一定要认为藤吉是个没有情谊的人，并且要骂他是不管故乡，背弃农民伙伴，只贪图个人名利而投靠武门的人，而唾弃他。毕竟藤吉和这些市民观点不同，尽管在行为举止的粗密宽严上有相似之处，但自古至今不论时势如何，社会形态如何，二者始终是不能相容的。十三四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独立市民，在行为方面虽然也有些粗暴过激或固陋、愚蠢的地方，但他们决没有依靠别人。他们致力于商业，为了保护商业还设置了武备，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到了近代，英法及其它各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起来，品行也随之提高，虽然在国会等场合，常常争吵不休，但并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来压制人民，而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利益，竭力反抗别人的压制而已。所谓地位利益，从地方上说，就是地方利益（Local interest），从职业上说，就是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根据个人居住的地方或同业关系，而提出各自的主张，保护各自的利益，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但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别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在古代的中国，楚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就说道：“是可取而代之”；汉高祖看到也说：“大丈夫当如斯也”。现在分析这二人的心理，则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痛恨秦始皇的暴政，实际上不过是以这种暴政为可乘之机，想要逞其个人的野心，夺取秦始皇的地位，作秦始皇所作的事罢了。也许其暴虐的程度没有达到秦始皇那样，但这也不过是懂得笼络人心，手段比较巧妙而已，至于集权专政统治人民这一点，秦始皇与汉高祖之间毫无二致。在我国，自古以来所谓英雄豪杰人物，固然不少，但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是项羽就是高祖。有史以来，在日本全国，象独立市民所作的那样事迹，连作梦也想象不到（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
宗教是支配人类心灵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最自由最独立丝毫不受他人控制丝毫不仰赖他人力量而超然独存的。但是，在我们日本则不然。虽然有人说我国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两种，但神道始终未能形成宗教的体制。即使在古代有过这种学说，但是早已被吸收到佛教里去，几百年来，从未显露过它的本色。近来，虽然偶尔听到神道这个名称，但也不过是在政府的变革时期，假借王室的余威，想弄一点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已。这只是一时的偶然现象，照我看来，不能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宗教。总之，自古以来，构成日本文明的一部分的宗教，只有一个佛教。但是，佛教从一开始就站到统治者的一边，并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古来日本虽然出现了不少所谓名僧，有的到中国取经，有的在国内创立新派，建立佛寺，教化人民，但大部分都是想博得天子或将军的恩宠，假借他们的势力来传播宗教，甚至还有人以接受政府的爵位为荣的，如任命僧侣为“僧正”、“僧都”等职位就是一例。最早在“延喜式”①里，就曾规定，“僧都”以上准于三品。而在后醍醐天皇建武2年的诏旨里，曾规定大僧正准于二品“大纳言”，僧正准于二品“中纳言”，“权僧正”准于三品参议（据《释家官班记》）。根据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名僧也是身兼朝廷的官职，并以其职位与群臣争班次的上下，以席位的高低为荣辱的。因此，日本自古以来虽有宗教，但没听说有过独立的教权。如果现在要了解实际情况，只要到国内有名的寺院，翻阅一下其历史记载，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圣武天皇天平年间，在日本各郡都建立了国分寺；桓武天皇延历7年，传教大师在比睿山开山立宗，建立了“根本中堂”，以镇都城的鬼门；嵯峨天皇弘仁7年，弘法大师在高野山开山立宗，天皇曾赐给他印符，建立了大伽蓝；此外还有南都的诸山和京都的各寺。在中古时代，还有妗值奈迳剑辉诮钟猩弦暗亩Ｉ健⒍┲デ脑錾纤碌鹊龋灰陨险庑┧略好挥幸淮Σ皇瞧窘枵牧α慷私ǖ摹Ｆ渌旎手泄橐婪鸾痰模蛘咔淄醭黾业模卜浅６唷Ｏ啻缀犹旎视邪烁龆樱渲杏辛顺黾椅庖彩亲诮倘〉萌ㄊ频脑蛑弧Ｖ挥小耙幌蜃凇北冉辖咏诙懒ⅲ参茨苊庥谡庵直撞 Ｔ谧憷┢诘拇笥涝辏幌蜃诘氖等缟先嗽蛱熳酉啄杉次挥玫木眩虼颂熳臃馑坝朗雷济偶！贝透统黾仪淄跸嗟鹊牡匚弧Ｍ橥跏业乃ノ⑵独В毕子杏嗟慕鹎由碌谋痉掷此担臼怯Ω茫率挡⒎侨绱耍峭ü拔魅跞氲馈钡闹薪椋媒鹎郝蛄苏庖痪粑弧Ｕ饪梢运凳潜氨芍痢Ｋ裕怨乓岳此腥毡竟诘拇笏略海皇翘熳印⒒屎蟮钠淼恢褪墙⒅凑呙撬⒌模蛔苤际怯玫乃略骸Ｈ绻仕略旱睦蠢皇撬涤惺苣衬辰馕趁准赴偈褪亲〕值纳矸秩绾蔚龋秃孟笫孔逍鹗鏊约旱募移滓谎鹄戳钊俗髋弧Ｋ略好徘安坏⒆畔侣砼疲鲁雒攀保骨昂艉笥担唤挚溃械纳踔帘确饨ㄖ詈罨挂纭Ｈ欢绻疾煲幌抡庵滞绲母矗涂梢灾勒獠⒉皇亲诮痰耐纾羌俳枵耐纾薹鞘鞘羲兹ㄖ械囊徊糠侄选７鸾趟涫ⅲ峭耆皇章拊谡ㄖ拢照帐绞澜绲模皇欠鸸猓钦ǖ耐ΑＫ裕略好挥卸懒⒆灾鞯慕倘ǎ橐婪鸾痰娜嗣挥行沤痰某闲模膊蛔阄媪恕Ｕ饫镉幸恢ぞ荩怨乓岳矗毡炯负趺挥幸蛭诮潭鹫秸皇拢涂梢运得魅毡镜男沤陶呤侨绾闻橙趿恕Ｐ叛鲎诮痰木咛灞硐殖闲墓橐赖模挥幸恍┪拗扪У拇邋胺虻牧骼峥奁选４诱庵智樾卫纯矗鸱ㄖ皇俏拿な澜缋锏囊恢止ぞ撸荒苡糜诎参孔钣廾恋娜嗣堑男亩选４送猓奕魏喂τ靡参奕魏问屏Α＞菟翟诘麓ㄊ贝猩乱蚱屏私洹皇窃谧诮躺掀屏私洌皇欠噶耸浪字铩徽镀鹄矗谓质局冢缓蟠σ粤餍獭４诱庵掷泳涂梢钥闯錾率嵌嗄┟挥惺屏Γ部梢运瞪戮褪钦呐ァ＝凑铝钤市砣率橙馊⑵蓿菡飧雒罾唇馐停郧吧轮圆皇橙獠唤咏九⒉皇且蛭穹钭诮痰慕桃澹敲挥械玫秸男砜桑圆挪桓也徽庋４诱庑┣樾慰蠢矗唤錾率钦呐ィ部梢运等毡救揪兔挥凶诮蹋ㄎ拮诮倘ǎ�
①905——910年以朝命制定的并用汉文写的有关宫中、朝廷、百官及各地方的仪式、礼节、规章制度的会典。
宗教尚且如此，儒学就更不必说了。儒书之传入日本，已经很久，如在王朝时代曾设有“博士”，天子躬读汉文书籍；在嵯峨天皇时，“大纳言”藤原冬嗣曾建立劝学院，教导皇族和贵族子弟，宇多天皇时，又有“中纳言”藤原行平设立奖学院等等，汉学逐渐普及，尤其是日本的和歌，自古以来就很盛行。虽然如此，这个时代的一切学问，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一切著作书籍，也都出于官宦之手。同时，因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明，所以人民根本就无法受到教育。在妗质贝淙宦加昧舜蠼阍⑷瓶敌诺热逖Ъ遥庑┤艘彩俏竦模用惶等嗣裰杏泄д摺３芯�3年，北条泰时攻入宇治势多时，后鸟羽上皇曾降下一道圣旨，据说当时在北条所率领的五千余名士卒中，寻找能宣读圣旨的人，结果只找到武藏国人藤田三郎一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水平是多么低了。从这时起一直到足利末期，研究文学完全成为僧侣的事，想学习文字的人，非靠寺院不可。后世把学习文字的学生叫作“寺子”，就是因为这种原故。有人说，日本印刷书籍，是由妗质贝奈迳酱词嫉模飧鏊捣ǹ赡苁钦娴摹Ｔ诘麓ǔ跗冢甲娴麓铱担紫热斡昧颂僭饰眩幼庞秩斡昧肆值来海院笤谔饺站茫鱿至诵矶嘤忻娜逖Ъ遥恢钡浇馈Ｈ缟纤觯醯氖⑺ネ耆撬孀派缁岬闹温遥⑽吹玫蕉懒⒌牡匚唬谑倌甑母筛甓移诩洌耆徊僭谏轮郑獠荒懿凰凳茄跎系囊淮蠛妒隆４诱饧驴蠢矗部梢粤私獾饺寮业那榭龌共蝗绶鸾獭５牵诒穆砺沂逼谘跛ノⅲ唤鑫夜绱耍澜绺鞴蝗绱恕Ｔ谂分蓿灾泄藕诎凳贝椒饨ㄊ贝幕娜ɡ彩峭耆僭谏轮郑搅耸呤兰鸵院螅缁嵘喜趴加辛搜酢Ａ硗猓餮笤谘醴缟猩弦灿兴煌餮蟾鞴允笛槲鳎颐侨毡驹蛳蚶闯绨菘酌系睦砺邸Ｐ槭档牟畋穑倘徊豢赏斩铮膊荒芤宦杉右苑穸āＷ苤盐夜嗣翊右奥澜缰姓瘸隼矗嫉浇裉煺庋奈拿骶辰纾獠荒懿还楣τ诜鸾毯腿逖АＳ绕涫墙酪岳慈逖е鸾ゲⅲ懦耸浪咨穹鸬幕拿担ǔ巳嗣堑拿孕牛涔ǖ娜泛艽蟆４诱夥矫胬此担逖б彩窍嗟庇辛Φ摹Ｋ裕赜诙餮笱醴缟械氖欠俏侍猓萸也惶福鼍脱醴⒄沟墓蹋得髁秸咧涞南灾牟钜臁Ｋ讲钜炀褪侵福诼沂乐螅毖醪保飧鲅踉谖餮蟾鞴谴右话闳嗣裰胁模谌毡臼谴诱胁摹Ｕ獾阌兴煌Ｎ餮蟾鞴难跏茄д叩氖乱担谘醯耐乒闵希⑽薰街穑皇窃谘д叩纳缁嶂校蝗欢夜难酰词鞘粲谒酵持握呱缁岬难酰路鹗钦囊徊糠帧Ｊ钥吹麓桓持蔚亩傥迨昙洌诘难＃皇悄桓旧砩枇⒌模褪歉鞣詈钌枇⒌摹９倘灰灿兄难д吆痛蟛客返闹鳎茄д叨际侵詈畹募页迹饕捕际怯晒俜匠霭娴摹９倘辉凇袄巳恕敝幸灿醒д撸饺艘灿锌逃∈榧模牵庵掷巳耸窍胱髦詈畹募页级豢傻玫模凰饺丝逃〉氖榧彩窍Ｍ晒俜匠霭娑茨苋缭傅摹Ｔ谌毡竟冢游刺倒醒д叩难跬盘搴鸵槁邸⑿挛诺鹊某霭妫参醇写诩际醯某∷腿褐诩崽致鄣木俣Ｗ苤磺杏泄匮醯氖虑椋挥幸患撬饺税斓摹Ｅ级兴堆Ш枞蹇杷桔哟邮陆萄В溲脖厝欢际鞘孔濉Ｕ庑┤讼硎苁老馁郝唬谭钪髯樱靡涤嘌拔淖帧＝萄У哪谌菀餐耆媳型持握叩囊螅沤彩谕持稳嗣竦牡览怼Ｒ虼耍词苟疗仆蚓硎椋绻荒茏龉伲彩呛廖抻么Α；蛘吲级兴揭拥模涫狄膊皇歉市囊樱庑┤送潜净巢挪挥觯估紊В蝗痪褪怯胧栏艟诺床活俊Ｕ庵智榭鼍腿缤毡镜难д弑还卦诮凶髡睦瘟铮前颜飧隼瘟弊鲎约旱奶斓兀谡飧鲂√斓乩锟嗝普厶凇Ｐ叶缁嵘虾貉У慕逃形雌占埃д呋共欢唷＜偃绨凑蘸喝逑壬堑脑竿鱿至宋奘难д撸技吩谡飧鱿列〉睦瘟铮械轿薹ㄈ萆淼氖焙颍湓购藓涂嗝票亟酰穹强闪痢Ｕ庋瘟邢薅д卟愠霾磺睿庑┤烁静恢懒饣褂腥思涫澜缫膊欢迷跹刺岣咦约旱牡匚唬恢酪栏降贝娜ü螅踔镣倜孀愿啥灰晕堋Ｔ诘麓ㄊ贝д咭坏┑弥揪褪钦透髦詈畹娜骞佟Ｔ诿迳纤涑莆骞伲涫抵皇歉且桓龃┕僖碌纳矸郑⒉蛔鹬厮牵皇前阉堑弊饕恢止ぞ呤褂茫币膊蝗盟遣卧に舶恼瘢鼋龈俏宥访椎馁郝唬盟墙痰己⒆用嵌潦榘樟恕Ｒ蛭笔鄙缁嵘鲜蹲值娜撕苌伲挪坏貌皇褂盟牵饩秃孟笕谩盎喽唷雹僦幌拮銎せ钜谎浔扒录梢运凳堑搅思恪６哉庵秩四芤笫裁茨兀坑钟惺裁纯稍鹉训哪兀吭谡庵秩说敝忻挥卸懒⒌耐盘澹遣蛔阄娴模挥幸欢ǖ闹髡乓膊黄婀帧６遥淖ㄖ坪脱蛊热嗣衽级灿猩杂衅堑娜逭叨源吮硎静宦牵繁舅菰矗耆怯捎诜蜃幼约翰ブ峙嘀驳闹肿由ぃ悠鹄匆灾律硎芷浜Γ饪梢运凳亲骷胱愿俊Ｕ淖ㄖ剖窃跹吹哪兀考词乖谡谋局世锉纠淳痛嬖谧抛ㄖ频囊蛩兀俳飧鲆蛩氐姆⒄梗⒓右苑凼蔚模训啦皇侨逭叩难趼穑孔怨乓岳矗毡镜娜逭咧校钣胁胖呛妥钅芨傻娜宋铮褪亲钋捎谕媾ū妥钗赜玫娜恕Ｔ谡庖坏闵希梢运岛喝迨抢鲜Γ敲湃耍媸强杀裉斓娜毡救嗣瘢兴皇侨死嗟淖铀锬兀吭诮裉斓纳缁嵘希环矫媸敌凶ㄖ疲环矫媸艿阶ㄖ频难蛊龋獠荒芡耆榫逃谙执耍谴佑捎诙嗌俅嫦却粝吕吹囊哦尽Ｖふ庵忠哦敬サ模质撬兀亢喝逑壬堑娜菲鹆撕艽笞饔茫ㄑ醪坏奕ǎ炊ち俗ㄖ疲�
①被压迫的所谓“贱民”，又称“部落民”。
如前节所述，儒学和佛教对于日本今天的文明，都各有一定贡献，但是都不免有厚古薄今的弊病。宗教的本旨在于教化人心，其教义是永不移易的。佛家和神道家，用千万年前的故事来劝谕今世的人，这也是当然的。但是儒学和宗教不同，专讲人伦社会的道理和礼乐六艺之事，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这种学问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变通改进，这岂不是憾事么？人类的学问是日新月异的，昨日之得，可能变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将变成今年之非。必须对每件事物都抱怀疑态度，然后努力探讨钻研，从事发明改革，子弟胜过父兄，后进赶过先进，如此积年累月地一代一代发展下去，才能达到进步和昌盛。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许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的文明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论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说：“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我欺哉”。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到汉学的精神。所谓“后生可畏”的意思，就是说，后进者如果能努力学习，也能赶上今人，所以不可懈怠。因此，如果后人尽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达到今人的水平，而且今人又都是些不及古人的末世之民，那么，纵然赶上，也不值得庆幸。如果后进学者发愤自强，立志前进，只是要成为数千年前的虞舜，或者引证周公的话来效仿文王的话，这就好象没有出息的孩子，从老师那里领来字帖，拚命照样摹仿一样。因为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如老师，写得再好，也不过是摹仿老师的笔法而已，绝不会超过老师。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象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 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蓆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从前用儒学来教化日本人，如同把乡下姑娘送到府第里服务一样。她们在府第里必然学会举止文雅，聪明才智也可能有所增长，但活泼的精神完全丧失，而变成一个不会管家务的无用的妇女。因为当时，还没有教育妇女的学校，所以到府第里去服务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须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
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武人剽悍而果断，忠诚而直率，与其他亚洲各国相比毫无愧色。尤其是在足利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连年战争，当时日本武风之盛是空前未有的。有一败而亡国的，也有一战功成而建立基业的，既不论门第出身，也不论资历如何，功名富贵转瞬可得。日本这时的情况和罗马末期北狄侵入时期的情况相比，虽然文明程度有先进与落后之不同，但确实相象。在这种时势下，日本的武人应该自然产生独立自主的精神，象日耳曼野蛮民族所遗留下独立自由的精神那样，我国人民的风气应该发生一场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在本章的开头所述，权力的偏重，自有史以来，就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一切人的关系中，即使经过震动也没法改变它。这个时代的武人，虽然好象是豪迈不羁，但是这种豪迈不羁的气概，既不是出于本身的慷慨，也不是出于自以为是个男子汉，目空一切，要求个人自由的心情。不是由于受到外界的引诱，就是借外界的力量而产生的。什么是外界的力量呢？这就是为祖先、为门第、为君、为父或为本人的身分等等，凡是这个时代出师的名义，没有不是假借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祖先、门第、君、父、身分等等，就要故意制造名义作为借口。无论是多么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没有一个是单靠他的智勇举事的。兹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在足利时代末年，四方豪杰，或假借驱逐他的主人，或为君父报仇，或为复兴祖先门第，或为保全武士的尊严等理由，而纠集党羽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但是他们所期望的却只是晋京一事，究竟晋京的目的何在呢？无非是要谒见天子或将军，假借用其名义以号令天下。至于未能晋京的，也要在原地拜领王室的封官，以这种官职，作为光宗耀祖和控制部下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是古来风行于日本武人间成为一种惯例，如源、平两氏等酋长也莫不如此。至于北条氏，他并不直接要求最高的官位，在名义上还保存着将军，而以五品官的身分，掌握天下大权，他不仅把王室当作工具，同时也利用了将军的名义。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完全出于用心卑鄙，其中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如足利尊氏采纳了赤松圆心的计策，怂恿后伏见天皇降旨，立王子为光明天皇。这件事，任何人看来，都知道并非出于尊王的本意。织田信长最初俘掳了将军义昭，但后来感到将军的名义不如天子，于是驱逐了义昭，直接挟持了天子。这并不是由于谊厚，事实上是最露骨的阴谋诡计，是天下人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然而，他在表面上仍然高谈忠信节义，利用形同儿戏的名分作为借口，自以为得计，而他人也不怀疑，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在他的党羽中，不论上下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自有史以来，日本武人就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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