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亚文化-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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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装（仕女装），喜欢纱衣；因为课堂回答问题声音低，'大姑娘'的绰号一直跟着我。这是我要隐藏的事，所以听人一叫这绰号就很难受，感到窘迫，脸红，别扭，压抑。我想过变性，觉得自己和女孩一样，所以我对女孩没兴趣。我要伴侣不会去找和蝶衣那样的，因为他跟我太像了；我也不会去找一个男性化的女孩，宁愿找一个比较不太阳刚的男子，他至少还是个男的。我的心理一直扭曲，免强越往上走，越觉得要压抑自己。家庭对我寄予厚望，我要考虑。对我来说，上策是在人格和情欲上取得一致；中策是人格破碎，情欲正确，也就是说，如果能改变我的情欲，　我愿意去治；像现在这样压抑，在人格和情欲上都扭曲自己。”

在这位同性恋者的心目中，人格是指的他认同女性的何等；情欲是指他对性伴侣的期望。

按照他的逻辑，即使治疗能改变他的情欲指向，他基本人格还是会遭到破坏的。因此，如果有一个能允许男人的女性自我认同而且允许男人去爱男人的环境，才是最理想的。

“我的生活态度消极，　主要是害怕自己的性倾向让人知道。我很痛苦，觉得不是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说不清是否先天。我觉得同性恋不是病，所以没必要知道是先天还是后天。对我来说，比较艰难的是怎样组织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怎样处理与亲戚朋友的关系。”

“我常常自嘲，管我们这类人叫‘永远走不出阴影的人’，是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春风吹不到的地方’”。

“无论如何，　同性恋都压抑是大部分人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不改变，那结局早晚都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人在青天白日曝了光。是中国人无法不接受的。”

“我感到的压力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性倾向，　而是来自社会，来自不能跟家里人说，如果能公开就好了。”

“压抑来自其他方面，　而不是来自同性恋倾向本身。有时我会劝自己：人生也就几十年，要达观一些。”

“我很压抑，也很胆小，但我不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也不认为它是病。”

“我的不适，　更多的是来自我人格的缺陷以及社会的偏见，不宽容，而不是同性恋倾向本身，所以我需要的是一位优秀的人格治疗学专家及社会的宽容空气。”

一位大学生说；

“尽管我内心十分复杂，我表面上却若无其事。学校后面有一家录像馆，周末常放黄带。我们几个男生偷偷去过瘾，而实际上我看黄带的目的和他们相反。”

一位军人说：“在别人面前，我是快乐的。在业余时间，我和战友们聊天，玩，读书，打球……和别人一样，毫无二致。在谈男女之事上，我也会哈哈大笑地瞎聊神侃，所以，战友们戏谑地叫我是‘色棍’——多么有趣而又可悲的绰号啊！当时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刻意地掩饰什么。然而，在某个不经意的日子，我会不经意间想起未来。未来会怎样？20多岁的大小伙子，总要面对结婚这一人生的转折点哪。我不能不面对着‘残酷’的现实。”

“同性恋者并不像社会上传说的那么可怕。　我们也是正常的人！当我上大学得知我是同性恋者后，我是多么的痛苦、消沉，以致觉得活得没意思。然而我毕竟受过高等教育，我就是我！我挺过来了！一走上工作岗位，我努力工作，然而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向我袭来。我感到了世俗的压力，前途的可怕。尽管我表面上不动声色，然而我的心在发抖，在流血。”

不少同性恋者认为，　压力主要来自文化的规范力：“没有一个所谓家的地方，没有一个稳定的感情和身体上支持的来源，男同性恋者要完全对外界环境置之不顾是不可能的。比我小的同事都抱着小孩来玩了，我见了总是像犯了什么错一样很不好意思。这就是压力吧。”

“我有一个看法，　即同性恋是一种性行为的变态，但变态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相对性，而不能称其为‘病态’，因为称其为‘病态’有强烈的主流文化中心主义者排斥非主流文化者歧视性色彩。这是不公道的，反人权，甚至于反科学。因为至今为止，关于同性恋的成因莫衷一是，尚无定论，充满了一厢情愿的瞎说，而不是真正的建立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这些个瞎说，因了作者的文化心态而有不同倾向性。事实上，文化这种东西实在是一个怪物，站在科学一面，有时又站在反科学的一面，总之，它具有社会属性，随着社会中的人的意向而变。文化就像一只蝙蝠，给一部分人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另一部分人带去祸患。”

“我觉得在中国只要不暴露身份，　不损害别人，就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没感到太大的压力。压抑主要来自传统意识和观念，不是来自政府和警察。主要的压抑是不敢告诉亲戚朋友，家人都不知道。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不能和家里人、好朋友说，他们不能分享我的快乐，分担我的痛苦。”

“上大学的时候我模仿别人谈过恋爱，　交过几个女朋友，因为那时我很活跃，女孩子很喜欢我。当时十七八岁，除了模仿别人，也是尝试改变自己。当时想到过同性恋对不对的问题，知道它违背所谓的道德，不为人所接受。这种尝试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单位有人怀疑我是同性恋，大概因为我有点女气。但我说从小学京剧旦角，就这么给搪塞过去了。”

“我还是觉得压抑，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痛痛快快地说话。单位不行，家里也不行。”

一位老同性恋者将中国同性恋处境的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　他说：“中国再过一两个世纪能不能像美国那样都很难说，孔孟之道的束缚太深，没人敢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就像凤毛麟角一样。什么时候同性恋才能像西方那样登堂入室，实在太难说了。”

还有人说：“人的出生是不能选择的，如果我在美国，人会无所顾已忌地毫不犹豫地追求我自己的生活；但在中国，来自各方面的束缚就多得多，　使你几乎寸步难行。”这一方论表面上有点民族虚无主义，其实却是对中国同性恋处境的真实感觉。

他还悲怆地说：“一个一个结婚了，一个一个不得不同时扮演他们不愿扮演的双性恋的角色，一个一个在心、性和情感逐步枯萎中走完人生。不敢爱，没有权利爱，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爱，这就是中国同性恋的悲哀。”

“有时我在公共场合总想把手搭在性感男人的肩上，　总是克制自己这种欲望，怕人家说自己神经有毛病，其实我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倒是生活中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由此我想到了西方人的生活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羡慕那里的同类，他们不必像我们这样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地生活着，他们可以活得很自由，也很自信。　”

在这里，中国的同性恋者有一个误解，以为西方社会完全接纳了同性恋，同性恋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露其性倾向，其实，大多数西方社会也只是部分地接纳了同性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西方社会中人对同性恋的知识比较普及，有时人们反不如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比如，对于不想让人看出自己是同性恋的男人，上街就不能挽男人的手；在中国，由于大多数人对同性恋茫然无知，倒可以手挽手而不至于因此暴露性取向。当然，从目前社会对同性恋的宽松程度看，中国远远不及西方，被别人视而不见而苟且得到的自由与社会的正式接纳显然是两回事。

关于挽手的问题，　调查对象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我有个同事刚刚结婚，是个复员军人。他不是同性恋，可他每次跟我在一起都要挽我的手。我说你干嘛这样？　不要这样。他说他习惯了。”

改革开放之初，有西方记者到北京来，看到满大街男人搂着男人的肩膀，女人挽着女人手，大为惊异，写了篇报导说，同性恋在中国十分公开而自由。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解：中国与西方在同性之间身体接触规范上的差异被他们误解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人当然知道，这远不是同性恋，中国人在同性恋问题上还相当innocent（天真烂漫），勾肩搭背的人们很可能不仅不是同性恋，而且可能对同性恋这回事一无所知。费孝通曾描绘过中国乡村的人特别注重“男女大防”，因此同性之间会保持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的情形，这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比较系统思考过“公开与否”这一问题的一位“老年同性恋者”提出了“三不主义”，其中之一就是“不露”：

“不轻易显露性取向。在某些性开放的国家中，人们常用单侧挂耳环来显露自己的性取向，便于人际交往。但在'谈性色变'的国度里，在艾滋病流行的时代里，同性恋者一般还是以随大流为好，不要轻率地标榜自己是同性恋者，更不要参与可能传播性病的高危活动。当然，不婚独身也是一种显露，但面对那些性无知者的挑衅，沉默不言基无可奉告是最高的轻蔑，最好的回答。对于热衷于探听和传播别人隐私的小人，只有'横眉冷对'才对得起他。”

一位大学生以社会地位作为自己不能公开身份的原因，　他说：“我这样谨小慎微，并不是以自己为耻，如果我现在是一们羽翼丰满的科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公开自己的秘密，以洗刷社会对我们的误解。正因为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上有父母师长，下有同学朋友，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我所热爱的事业要干，所以才不得不处处小心，否则我的赖以生存的小小的卵壳就会被打得粉碎，这是我最怕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另一位则是以怕亲友为此“受苦”为由决定隐瞒自己的性倾向的：

“我自己不怕公开（性倾向），但要考虑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我家乡的人都知道我是同性恋，我就会觉得对不起他们，很内疚。我想保密到父母过世。在中国走这条路很艰辛，我不希望兄弟姐妹为此受苦，不希望父母为此受苦。另外还有传宗接代的压力。”

“作为同性恋者，　我不太在乎别人最终看出我是同性恋，甚至有时我想故意去暴露以求一种奔放的快感。可我不能做！我有父母，他们望子成龙；有兄弟，他们还以我为榜样呢！我还有亲戚，有单位。我不仅被洗了脑，也得顾及现实，所以即使有法律保障，也不见得要自曝光于街市。”

有的同性恋者表达了渴望让家人了解自己的愿望：　“听了《喜宴》　中gay　boy（同性恋男孩——作者注）向母亲坦白自己性倾向的道白台词，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和激动，真想将它转录下来寄给母亲，因为至今我仍然生活在对家庭亲人老师朋友的大谎言之中。但是，我认为现在我还没有这样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可能在我的头脑中，最主要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并不源于自己的内心体验，而是来源于另一个他！因为我至今还没找到Simon（《喜宴》　中的人物——作者注）这样的伴侣，以我孤身一人漂泊的身份，我根本无法面对最低限度要面对的谎言拆穿后的局面。我必须要有另一个人坚定地勇敢地和我站在一起，　而且也要像Simon一样爱得让世俗的人也不得不感叹和羡慕。”

另一位同样看了《喜宴》　，却认为不能告诉父母，让他们分忧：“我看过电影《喜宴》。也许伟同（男主角——作者注）是幸运的，他的父母可以接受现实。我不会跟父母摊牌，即使是他们觉察出有点苗头，都要抵赖。我不能把我应该承担的东西推向他们。”

“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这种倾向，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自己来承担吧。我翻来覆去想，我的一生只能是个悲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都不会主动让亲朋好友了解自己的真实性倾向，例如，下面是一个主动寻求家人理解的事例，它说明，在有些家庭中，同性恋者主动让亲人了解自己的性倾向是一个可供选择的作法，其效果常常是好的，有助于缓解孤独感：

“我22岁那年，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以一封信的形式，向爸爸说明了我的情况。爸爸当时如五雷轰顶，天塌地陷，所受的打击极大。我和爸爸是一起哭到天亮的，那是个撕心裂肺的夜！之后的日子，他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开导我，劝解我，告诉我人生的路有很多不必强求什么，一切尽可顺其自然。不难看出，他的心和我一样痛楚，甚至还有过之。他认为他有责任，他有负疚感，我劝他不必这样想。爸爸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心理压力。但我的压力时至今日仍很重。当然，这压力多半来自自己，似是无名的，情绪也一日三波。我承认我并不快乐。但gay中又有几人是快乐的！

“记得在我第二次去北京的前夜，　爸爸几乎一夜未睡。翌日，在我上车前，他交给我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远去北京牢记：一、跟我讲的第一句话：爸爸，救救我吧！我真的格了最大的努力了！二、向我许诺的三位一体的事，现在我和你妈妈都还活着……让我们怎么活？三、我的基本看法是，你既要在能随得了的痛苦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又要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采取折衷的办法，即双重性。四、我虽早已心碎，但仍充满希望！爸爸’便条的另一面写着：‘祝吾儿一路平安，万事神助！’每一字都渗透着殷殷爱子之心。面对这样一颗心，谁能不为之动容。神明啊，你们若也能感知，你们会作何感想？会不会生发怜爱之心？

“我不敢轻易地取出这张纸来看它，　触摸它，这分明是一颗精疲力竭几近破碎的滴血的心灵。每当看它的时候，泪水都会模糊我的双眼。爸爸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去做你想的一切吧！只要你过得快乐，我们就快乐！有哪一位父母生育儿女是为了获得痛苦？面对这样的老人，我能说什么？你们又能说什么呢？”

他这样解释自己告诉家人的动机：

“那是我毕业工作一年后，该谈婚恋了。我想如果隐瞒下去，对我会一直是个负担，家人会猜疑，以为我精神有问题。现在我爸妈哥姐都知道了，他们拿我当病人看，什么事都依着我，使我不安。我家人比我压力还大，我们家里人的关系特别好。”

另一位同性恋者也对家长说明过：

“我25岁时和家长说了。有一次喝醉后特别压抑，觉得自己老这么闷着不好，就和母亲说了，她很惊讶。后来她一直希望我能改过来一点，但实在没办法也就算了。我父亲是公安局的，他早就发现了，但对我一直容忍。”他还说：“既然是这种人，就不用怕，躲躲闪闪的没有必要。与其那样，还不如和家里说清楚。”

同性恋者当中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家人文化程度高些，就更能理解和容忍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讲到他的一位朋友：“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他母亲知道他的事，我说，你母亲一定是高中以上的，他说，是大学毕业。只有文化程度高的母亲才会往这方面想，才会猜测到儿子是这种人。”

另一位同性恋者对同事说明了自己的性倾向：“我和两个同事说了自己是同性恋，因为我觉得他们心地善良。他们现在还挺帮助我的，对我挺好的。我这样做是因为，人有与人交谈的欲望，另外我想了解一下正常的异性恋者对同性恋是怎么反应的。

尽管如此，精神上的压力还是很大，在他们面前有不舒服的感觉。虽然他们可以接受我，但是仍然认为同性恋是异端，恶心。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很不高兴，因为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

一位异性恋者满怀同情地描述了他的好友向他“坦白”性倾向时的情形：

“我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位很要好的朋友，除了在性取向这点上异于常人外，各方面都很优秀。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给您写这封信时，眼前仿佛又重现了那个晚上，当他嗫嚅着向我说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时，那双不知所措地颤抖的手和那双透出深深的惊恐的眼睛……”

另一类来自外界的压力是由于不敢与同类交往、不愿与同类交往或因找不到同类而造成的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情况在小城镇和农村比在大中城市更为严重。

下列说法把同性恋者的这种感觉表达得非常典型：

“您体会不到我是多么痛苦。我现在痛苦的已不再是我是个gay，　同性恋对我已无所谓。我痛苦的是我的心需要另一颗心的抚慰，我现在连个伙伴都没有，而我又找不到。”

一位小城市的同性恋者说：

“我不知道我一生的幸福在哪里，难道就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者，就毫无追求幸福的权利。一个人憋在心里真难受，连个谈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有时想找几个和自己有同样性倾向的人交流交流，在我们这个小城，发现他们却是这样的难。处在异性恋中的同性恋者是最痛苦的一个群落，我真的相信这一点。”

“我是一名先天的同性恋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到了寻求生活伴侣的时候，但由于我处的环境所限，无法找到同性伴侣，我又不善社交，因此到了一相无可奈何、痛苦失望的境地。这种要求无法向别人透露和提出。”

一位乡村教师在信中说：

“我现在的生活环境中，无人知道我的心思，这里甚至听不到同性恋这个词，偶然听到一句，也是开玩笑时，或者是在评论一种洪水猛兽的现象。心中的痛苦和煎熬无法找到一个同伴诉说，更无法再去体验那份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发觉身为同性恋者的很多人都有社交方面的障碍，自我孤立实在是因为这种特殊性造成。没有人会告诉我怎么去适应自己的特殊性与周围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要知道不只是中小学生会划分男女界线，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自然地分成两群人：男人和女人。不只是社会规范，还有性别自身的某种东西会把他们分成两大群。可我们这些人要站到哪一个圈子里去呢？总会有某些细微的东西在提示自己不属于那个大圈子，敏感一些的人自动地和别人越离越远。而这种敏感通常是在青春期开始出现，必然要影响到以后的人生阶段，即使那些阶段性别的东西早已不那么重要和关键了。”

一位生活在一个小城市的年仅24岁的同性恋者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从我认清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之后，已经过了好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孤独和痛苦中渡过。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没有人会真正地了解同性恋，更不会公平地对待。所以觉得活得非常的累，非常的烦，觉得自己没什么前途，有时甚至不想活下去了。我不知道其他的同性恋是怎么过生活的，因为我从没见过第二个和我一样的人（我是不是很可怜和悲哀呢？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知心朋友。我现在已讨厌我周围的男人，他们都是政党的男人，粗俗无礼，有着各式各样的缺点，就是没有善良的同情心，无论怎么相处我都跟他们无法合得来。他们的话题，办事态度方法，我都不喜欢，可我只有忍耐。”

“想起来去年夏天在XX公园的厕所里看见一个近40岁的男人站在一个厕位，　一边　masturbating（手淫——作者注）一边渴望地四望，我简直有点受不了。我当然不会去当同性恋雷锋‘助人为乐’，我只是想起，　他的眼神跟我看见获奖新闻的一组AIDS（艾滋——作者注）病人相片中的某个人一模一样，那种渴求真的让人难受。我能想象自己会看到我自己在某个时刻也像这些人一样，眼里流露出绝望和渴求，我可受不了自己变成这样。我想尽管我很下贱，可我毕竟还有‘钢琴’（指影片《钢琴课》，喻精神和艺术的追求——作者注），尽管最好是也把钢琴扔进大海。”

“我所想的只是找个地方和爱人隐居，写写作种种花，该多好呢。但我知道那太浪漫太奢求了啊，我们这种人注定要不幸。”

“尽管我认定自己的倾向，　却从来没有和同性有过任何形式的性接触。我也知道自己在走一条难得要命的路。首先是没有模式可以遵循，非得两个人自己去找到能充分表达自己感情的生存方式。其次是同性恋占人口总数百分比本来就小，目前中国又没有合法与适当的途径给同性恋结识与交往，我想自己要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至少要比常人多花一百倍的精力，成功的机会也要小一百倍。有时想到自己可能会永远孤独，甚至终身也没有性体验，如果我抱定信仰爱情的话，我真的想自己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区别，这种痛苦别人是无法体验到的。自杀，我真是天天都在自杀。”

值得注意的还有我国的男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看法，外界的压力和同性恋者与世隔绝的处境非常不利于对艾滋病的防治。由于世界上有过一种暖昧的说法，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这种异常性欲的惩罚，这就触动了同性恋者本来就十分脆弱敏感的神经，也涉及对同性恋现象的评价问题。

使我们略感意外的是，在调查中，只要一提到艾滋病，　调查对象们总会下意识地流露出敌意。一位调查对象说：“我当然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