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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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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秩序井然”啊,多么完美!但是,天下的土地难道像棋盘一样整齐吗?如果一平方里的可耕地零零碎碎分了十七八块而且还不够九百亩怎么办?如果这一平方里上正好住了农民十八家而不是八家又怎么办?

——孟夫子显然无暇考虑这些琐碎低级的问题,他老人家正提着巨大的尺子激情澎湃地为我们设计美好世界。或者他认为大地就是一块大豆腐,等着一把快刀去干脆利落地切。作为“数学家”,他只用直线就算尽了一切,如果不巧碰上曲线,那么,把它拉直就是了。

“井田制”后来成为一大公案,学者们熬白了头发,探讨它究竟是真事儿还是狂想。最终,大多数学者战战兢兢地宣布:可惜得很啊,它竟未能实现。

但孟子作为一个直线数学家的激情和信念无疑启发和教育了我们,农村太复杂,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人造的城市中实现我们的理想,于是,这片大地上每一座城都和另一座城一模一样,它们出于同一份蓝图:要有东西南北的城门,要把雄伟的衙门建在城中央,要有广场,有贯通南北东西的大道,有中央商务区,有金融街,有无数高楼,如果民宅和几百年的寺庙宫观扰乱了规划中的整齐图形,那么拆掉它。在这座城中,我们取消一切曲线,要让直线如刀一样把所有自然生长的事物、所有在时间中沉积下来的事物剔除,我们要一座明光锃亮、冷而硬如钻石的城,那就是“现代化”,就接上了“世界”那笔直的路轨。

然后,在四百年后的今天,还会有人说:这里的城都是由一个数学家建造的。不过这次,他是夸咱们呢还是讽刺咱们呢?

孟先生的选择题

相对于孟,我更喜欢孔。孔是个有趣的“子”——热爱生活,讲吃讲穿,时常发点牢骚包括背后讲人小话儿,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喜欢高雅音乐,也喜欢流行音乐,听得兴起摇头晃脑,三月不知肉味——我给张靓颖当凉粉的时候也没痴迷到这个分上。

孔子的可爱在于他有人性的弱点,而孟子无弱点,他是一团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浩然正气,是飞沙走石势不可当的旋风。读《论语》,你可以边读边跟老人家商量:这事儿似乎不是这样?而读《孟子》,没什么好商量的,他就是真理和正义,你刚要商量,孟先生就拍案大喝:我现在跟你谈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比如吧,孟先生认为天下古今最理想的税制是什一制,把增值税什么的一律取消,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有十斤谷子交税一斤,一百斤当然交十斤。该税制如何好法,孟先生从未阐述过,他认为根本不必阐述,他一口咬定这是先王之法,尧舜禹都是这么干的,而尧舜禹就是正义、就是大道理,你爱不爱正义呢?爱。那么好,你就必须爱什一税。

这套逻辑非常混乱,但孟先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铿锵、雄壮。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证明,我们爱真和善,但我们也爱美,铿锵雄壮是大美,所以我们爱铿锵雄壮的谬论。于是有一天,宋国某官员听了孟先生的演讲,脑子一热就成了什一制的拥趸,但此人毕竟是个官员,是办事的,脑子再热他也得想想办得办不得,遂起立问道:这事儿好,太好了!可是今年就办恐怕是仓促了,能不能先放放,明年再说?

孟先生不吭声,瞪着大眼看他,直看得他毛骨悚然,这才冷笑答道:“今有人日攘其邻人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现在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人家告诉他:此非君子之道。他说:“好好好,那就少偷点,每个月偷一只,等到明年再一只不偷。”——既然知道错了,就赶快改了算了,等什么等?!为什么等?!

——如果孟先生是在会场上,必定掌声如雷,如果他是在网上,必定顶贴如潮,他说得何其好啊!

那位官员作何反应,《孟子》没有记载,想必是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好像他就是偷鸡的贼。他得想两千多年才能想明白,孟子的说法其实也是偷,不是偷鸡,是偷换概念:是否实行一种税制,问题之复杂显然不是偷鸡与否就能说清,但孟先生不管这套,他不跟你讨论什一制是否真的公平,不讨论征税方法和征税成本,也不讨论所征之税能否维持起码的公共开支,他只问你偷鸡不偷鸡?于是,一个政治和经济运作中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直接就变成了“大是大非”的道德问题,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不偷鸡。鸡是不偷了,税应该如何收其实还是没人知道。

春秋时的人比较憨厚,以为凡事说了就要做,所以那位官员还站起来跟孟先生切磋,后来的中国人受了孟先生的教育,都知道谈论天下万事只需回答是或非,而且一定要抢先表态,站到“大是”的高地上去,同仇敌忾查找偷鸡之贼,至于该“大是”应否实行、如何实行和是不是从我做起现在就实行,没人认真。

——这就是我不太喜欢孟先生的理由,我愿意相信他是个真的道德家,但他把人类生活简化成偷鸡不偷鸡的选择题,由此就必然调教出无数口是心非的“君子”。

明年复明年,孟先生都熬成亚圣了,什一制在古代中国一直仅仅是个理想。据我所知,该理想似乎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曾经实现,他们当然不是以尧舜禹的名义,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每十块拿出一块,那时又没有银行帐户可查,小官吏提着刀进门转一圈,宣布他认为你的财产值八万或十万,十分之一,交出来吧!可怜的欧洲人民就只好倾家荡产卖儿卖女。

当然,孟先生想不到这些,他已经解决了大是大非,难道这世上还有别的问题吗?他铿锵雄壮地问你。

圣人病

孟子有诸多高贵品质,但其中不包括谦虚。

比如他教导我们: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打落了牙齿吞肚里,任何时候都是笑眯眯,但某一日他老人家沉着脸没有笑眯眯,于是就有人阴阴地问:咋回事啊,莫非是怨天尤人了?

孟夫子脖子一梗:谁怨天尤人了?我高兴着呢:“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也?”——我为什么不高兴真呀么真高兴!

这番话说出来,对方反应如何,《孟子》无载。根据《孟子》的编纂惯例,凡此类PK时刻,对方如果最后说我错了、我服了、我是小人,那是一定要记上一笔的,这回却没了下文,好像那人听了这番豪语立刻人间蒸发。——我估计真实的情形也差不多,换了我,我也只好叹口气,扭头走人,心里嘀咕一句:那您就高兴着吧。

孟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自信的人物之一,他比孔子更自信,孔子有时苍凉,而孟子通体刚强。但一个人,在这俗世中宣布自己是普救苍生的圣人,他必然会有无穷烦恼。他要是个皇帝倒也罢了,皇帝登上皇位就是圣人,想不当都不成,我们历史上颇有一些坚决不当圣人的皇上,他自己是快活了,但老百姓都觉得不靠谱:皇上你都当了,圣人你却不当,难不成天下的好事都让你捡了去?于是编出许多故事来骂他。

我们总认为圣人离我们很远,比如皇上,很远,那好,当圣人吧,但如果隔壁的老汉忽然宣布他是圣人你感觉如何?反正我马上就得跳出来爆料:他昨天刚在我家门口吐了口浓痰他算哪门子圣人!

这就是孟子的烦恼所在,他老人家天天讲故事,从尧舜禹一路说到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大家都没意见,那都死了多少年了,但忽忽悠悠,浩浩荡荡,最后竟说到了他自己,我们都会打个激凌醒来,不对啊,怎么说会儿话的工夫,这老汉就成圣人了?所以,一部《孟子》中,最热衷于挑孟圣人破绽的就是他老人家的弟子,比如刚才惨遭蒸发的那位就是。

孟子要是活在现在,事情好办得多。他虽然没当什么大官,但名声不小,四处周游,赞助也是不少的,几十个学生靠着他吃饭,自然会到处写文章夸他们的恩师老板,把孟先生说成孔子再世或者鲁迅重生。但孟子不幸生在两千年前,那时的学生远不像如今这般爱吾师不爱真理,您不是圣人吗?那么好,为什么今天没有笑眯眯,为什么老娘死了您大操大办用了那么厚的棺材板?请回答——

按说都是小节,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风起于青萍之末,这样的道理我们懂,孟子更懂,所以,每次碰到此类问题他都绝不敢掉以轻心,一定要堵住,一定要说圆,堵住和说圆的一般路数是,把小节问题一口气升华成大节问题,由一滴水见出海洋,然后,再由大节正确反过来证明小节正确,也就是从海洋里再找出那一滴水。如此倒腾一遍,很少有人不晕,只好承认他老人家是七百年一出的圣人。

当然,这很累,这意味着人的自我和生活毫无矛盾浑然一体绝对自洽,他一辈子不能留任何缝隙让苍蝇下蛆,他没有私人生活只活在宏大意义里;如果碰上了弗洛依德,弗大夫一定会说这是病,但孟子不以为病,他的弟子们也不以为病,两千年来我们都不认为这是病,这是一个关于圣人的游戏,我们和圣人们都乐此不疲。

☆‘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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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下‘☆;

☆‘载‘☆;

☆‘网‘☆;

该游戏具体做法如下:

1。我们爱圣人,因为圣人无缺点。

2。于是就有了圣人。

3。为了证明圣人无缺点,我们关注他的鸡毛蒜皮,我们认为只有鸡毛蒜皮才能见出圣人的真精神和大境界,比如圣人如果长期不回家不可能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而必有更为重大和庄严的意义。

4。因为圣人要求我们向他学习,我们很累,于是我们再度翻出鸡毛蒜皮证明他也是人原来有缺点有缝隙和我们大家一样。

5。于是他不是圣人,鉴于他不是圣人他的宏言傥论也就都是鸡毛蒜皮。

6。我们厌倦了一地鸡毛和蒜皮,我们期待出现下一个圣人。

7。从上述第1步重新开始,再来一遍。

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

孟子有理想,但有时他会遇见比他更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比如那日,酒席散了,他的弟子彭更借酒撒疯提意见:像您老人家这样,几十辆车开着,数百弟子跟着,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孟子的表情我们看不见,但我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平静如水,他答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王爷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就好比人家一批评我我就说他是要批评托尔斯泰,文人小说下载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他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搀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孟子面对这个弟子,他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这位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居高临下,胜券在握,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你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梁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

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文革”中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他们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面对后一种责难,孟子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他实际上说:请你读我的书,你不应追究我的动机,就好比你尽管吃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这当然不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两千年前的那天,如果换了我,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他的思想、想象和精神是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即使是佛,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而人,他是带着满身的伤带着他的罪思想着,思想者丑陋,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

——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这个叫彭更的人,他是比孟子更强大的先知,他的激情和理想有着更持久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以劳动伦理的名义还是以精神纯洁性的名义,剿灭人类的精神生活。

与盗跖喝酒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批林批孔,由此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身为中国人而第一次知道了孔子、孟子。不过,“启蒙”是反过来进行的,老师告诉我,世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坏人是孔子、孟子,好人呢?好人是商鞅,因为他让秦国人民守纪律,还有李斯,因为他帮着秦始皇灭六国、取天下,秦始皇当然是最大的好人,他做的好事很多,其中一小件是把书都烧了,把写书和看书的人都活埋了。

这就是我受的教育。这种教育好不好呢?我认为很好,它让我从此心明眼亮,看清了支配世界的根本力量是什么:拳头、力和血。这几样孔子、孟子一样都没有,所以他们是没出息的、滑稽可笑的,是“坏人”,注定要失败。

显然,我少年时代所知的“好人”通常是可怕的,很难说他们令人畏惧是因为手握真理还是手握权力,在我受的教育中该两者是一码事;又正确又可怕,于是就比较无趣,很难想象你会跟商鞅、李斯、秦始皇喝酒聊天,反过来,和孔子倒是可以喝点小酒,和孟子,就可以索性喝醉了。

有趣的“好人”倒是也有一个,他不仅是好人,还是打家劫舍的好汉,人称“盗跖”。“盗”字演化至今,已经沦落到专指小偷小摸,而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盗”就是土匪,伙一帮兄弟啸聚山林,威风得紧。

虽然当土匪就具备了拳头、力、血这些成为“好人”的因素,但“盗跖”青史流芳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土匪生涯,而因为他还是个巧舌如簧的土匪,我的老师曾经绘声绘色地讲述“盗跖”的故事:

有人问盗跖:盗亦有道乎?

盗跖一拍大腿:何止有道啊!你想,站门口一张看,就知道这家有财无财,这算是圣明吧?动手的时侯,你得领着头往里冲,这是什么品质?这就是“勇”!撤退的时侯,你最后一个出来,这叫“义”,时机拿捏得准,这叫“智”,得手回寨子,分脏分得匀,这就是“仁”!——“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

故事讲到这儿,老师曰:同学们,请看,这位古代劳动人民的代表如何机智地揭穿了孔孟之道的虚伪面具!

如今,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意,我反对把盗跖选为“古代劳动人民的代表”,但读了《吕氏春秋》,重温这个故事,我觉得盗跖至少是比较有趣,这个“好人”并不认为自己真理在握,尽管他的拳头硬,尽管攥着刀,但他知道拳头是一码事,真理是另外一码事,他还有兴致把拳头暂且收起来,对着真理嬉皮笑脸胡搅蛮缠。

在这个意义上说,盗跖先生的“好”是很不彻底的,他不应该对着真理讲歪理,他应该直接举起他的拳头或者掏出他的支票。但也正因为这种不彻底,我愿意和他喝上一壶酒,谈谈各自的时代。

纪念律师邓析

中国最早的律师应是邓析。

春秋时,子产当上了郑国的相国。该先生有理想,他认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决心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生活。这样的先生如果不得志,也许就成了孔子,后人对他指出的方向心怀向往;但子产不幸得了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头一件事,就是对付邓析。

此前郑国颁布法令,照例要写在牌子上,挂在城门口,这叫“悬书”。假设国王有一天忽然认为走路先迈左脚是不对的,应该禁止,那么好,他只需要写一句:行路左足先者,笞五十!然后挂出去。第二天,全国的老百姓抬脚之前就会捂着屁股反复思量。

这本来很好,令行禁止,可谓大治。但是偏偏出了一个邓析,此人有研究法律的爱好,而且生就一张铁嘴,如此的尖牙利齿必然是个人来疯,你看他,站在人群里,手指告示,摇头晃脑地评点:左足先者笞五十,那么只好右足先,可是右足落了地之后怎么办?不是还得左足先?照此说来,岂不是人人落地穿鞋就得被打屁股?

你看,本来一清二楚的事,让他一搅和,大家全糊涂了,郑国的百姓都不会走路了。怎么办?子产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取消“悬书”,以后法令不再公示,官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比如你在街上忽然被捉了去打了五十板子,那么你肯定触犯了某条法律,至于是哪一条,你不要问,你如果问了你就触犯了另外一条法律,又得再打五十板子。

这确实也是个好办法,极大地提高执法效率,同时增强百姓对法律的敬畏。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连挨几顿五十板子的倒霉蛋们屁股朝天被抬回家,哭爹叫娘之余想来想去,压抑不住对神秘的法律的求知热情,总得知道屁股因何而开绽吧,怎么办呢?找邓析去。

于是邓析家门口挤满了要求普法的百姓。如果邓析是个聪明人,他就会在他的铁嘴上挂一把铁锁,把钥匙扔到井里去,可是他的人来疯是必然要犯的,他口沫横飞如雨,告诉人家前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后五十板子是依据某一条,根据你的情况,前后五十板子都于法无据。

义务咨询倒也罢了,邓先生还公然收取报酬包打官司,这就俨然是后世的律师了。春秋时货币经济不发达,所以邓律师的收费标准是:大案成衣一套,小案只收上衣或者裤子一件。结果生意兴隆,客户蜂拥,我估计邓析他太太还得开一间店铺,把家里成堆的衣裳换成小米或者猪羊,至于换回那么多小米猪羊怎么办我就猜不出了。

但与此同时,郑国的民风变得不淳朴了,过去拉人进来打板子大家都是一声不吭,低眉顺眼像个太监,可现在呢,板子还没举起来,人家就喊,且慢!叫邓析来,说说清楚!然后就扯着嗓子大叫孩儿他妈,快借两件新衣裳找邓先生去!

于是,据《吕氏春秋》记载:“郑国大乱,民口喧哗”,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子产相国断然决定:杀邓析而戮之,把他杀了而且陈尸示众。

效果当然很好,再没人敢跟板子叫板,郑国从此大治。子产虽然没当成孔子,但是就连孔子都对他的成就赞叹不已,认为是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实行王道的典范。

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不同意孔子的意见,我认为子产我们就把他忘了算了,但是我们应该纪念邓析,这个最早的律师,这个招人烦的铁嘴,这个把法律带给民众并为此牺牲的人。

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

宋襄公站在河边,看着楚国的大军过河。那是阴历十一月,两千六百年前那条名为泓水的河尚未封冻,他身边的谋臣看着敌军在冰冷的河水中艰难行进,急道:

打吧,打吧,痛打落水狗啊。

但宋襄公不动,他说:“君子不乘人之危。”

敌军爬上来了,在岸边乱哄哄地集结,襄公的参谋长更急了:

打呀,打呀,还等什么,黄瓜菜都要凉了!

襄公不动,他说:“君子不鼓不成列”——绅士不攻击没有摆好架势的敌人。

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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