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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春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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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让人想起他的同代人张岱,《陶庵梦忆》也是寻那旧梦。但张岱的文章更见性情,更有光芒,以我的趣味,我是不太喜欢余怀的简朴。然而,《板桥杂记》中总有一些因素令人不能释怀,也许这些因素并非此书独具,但正巧在这本书里我感觉到了它们。

《板桥杂记》是一份“伪史”。明清易代,天地翻覆,大批文人隐于江湖,以“遗民”自命,便是进了新朝庙堂,骨子里仍有遗民气。社会精英的自我放逐,这是清代前期危及皇朝统治合法性的主要问题,经过康、雍、乾三朝的怀柔与威迫,经过一百多年的太平消磨,这个问题才算大致解决。

所谓“解决”,我指的是清朝终于被纳入我们的历史秩序,我们承认,在“历史”这部大书里,明朝这一章结束了,清朝是它正当的接续。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对清初的文人来说,他们的真实感觉是,“历史”中断了,他们不幸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空洞。

清初知识分子的主要精神诉求就是填补这个空洞。他们必须克服虚无,必须使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意义。但这真是难啊,儒生们一向自认为是历史的主体,而明清易代之时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正是这个“主体”的缺席。我觉得,晚明文人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写诗嫖娼,二是结伙骂街,他们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对政治、道德“正确性”的执着与他们的无能、偏狭和虚矫真是相得益彰。

“大明江山一座,崇祯皇帝夫妇两口”就这么断送掉了,这时再谈什么东林、复社还好意思理直气壮?死了也就罢了,活下来的人还得讲故事,这个故事很难讲,为难的结果,就是一大群江南名妓、一大串风花雪月的事被记叙下来,进入了历史。

文人们躲在女人身后,他们的自信心崩溃了,他们无法给出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意义,于是,他们一是宣布历史中断,二是把意义问题偷换为审美问题,后一着正是他们拿手的,他们都是风流才子啊。

所以,《板桥杂记》是“伪史”,这就相当于一个当代文人沉痛讲述他在三里屯怎么泡吧、泡妞,并且断定这一切都有历史意义。但惟其是“伪史”,这本书变得有趣了,一边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一边是风月场上的个人见闻,前者是传统文人的说话方式,后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冲突、有矛盾,余怀老先生努力把它摆平。

如果是个现代作者,这本书可以写成几十万字,但在余怀手下,它只有一万多字。余怀所知甚多而所说甚少,现代人的文章通常是所知甚少、所说甚多。古人的眼光拉得很长,一望几十年,看的是关〖TXT小说下载:。。〗节、筋络,我们的眼光短,看的是此时,是皮肤。当然,余怀这么写有他深思熟虑的考量,由关节、筋络,人物直接呈现为命运,那是枝头的花委于污泥,历史的大风雨催折万物。

——卑微的小人物、卑微的小女子与历史发生了肯定性的关联,这是传统文人作为历史讲述者和守护者的一次重大退却,在那以前,女人是祸水,是干扰历史正常运行的邪恶因素;而在明末清初的记叙中,美丽的女人们成了飞翔于大毁灭之上的神女,文人们不得不抓住她们的衣带,分享她们的美、魅力和无辜……

想想吧,关于晚明,如果删除了那些女人,对剩下的那群衣冠男人我们其实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他们自己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钱谦益、吴梅村、余怀等等于此津津乐道,他们似乎是在与历史做一笔交易,以微妙的性感因素换取自身的在场。

《板桥杂记》写得简朴、清艳,时间已经磨蚀了记忆中刺目的繁华,同时这也是为了使这本“狭斜之是述、艳冶之是传”的书具有“史”的庄严,所谓“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文言文本来就有一种遮蔽生活真实质地的功能,不管什么事,文言的锦缎覆盖,自然就雅起来,静下去,消了烟火红尘。但《板桥杂记》偶或也会露破绽,忽然冒出一句大白话:

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丰华,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

最后这两个外号殊不雅驯,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欢场气息,那是未经诗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体,与历史原没什么关系。

——雨中过常熟,见路边两堆荒冢,同行者告我,那是柳如是和钱谦益,柳“爱国”,所以墓前有牌坊,钱“不爱国”,原先是没牌坊的。“人稀春寂寂,事去雨潇潇”(王士祯《寻旧院遗址》),便想起陈寅恪,想起《板桥杂记》。

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笑林广记》

先说一个段子:

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痒甚,睡梦恍惚,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认为第三人遗溺也,促其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未完,竟站至天明。

这段子题为《恍惚》,见于《笑林广记》卷之五《殊禀部》。恍兮惚兮,神思不属,此等迷糊在古典文学中被充分书写,寻寻觅觅,千回百转,文人们写得美、写得缥缈,当然有时不免于酸。但在我看来,说“恍惚”说得最透彻的还是这个段子:大脑的某个部位醒了,另一个部位还睡着,他知道痒,他却不知道抓的是别人的腿;他听见滴沥,却不知滴沥的不是自己的尿。

于是,“恍惚”由精神和审美的境界忽然被拉回了地面,它重新成为一种肉体经验,它与肉体的麻痹和感觉的失调有关,它不再是潮湿和纯粹的云雾,它是机械性的混乱。

——我设想,加缪读过遥远东方的这个故事,《局外人》中就密布着物质的、身体的“恍惚”。

《笑林广记》,中国古代的段子汇编,宋时已有刻本,后经不断增补,目前所见的最完备的本子成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这是一部没有作者的书,或者说,每个作者都自愿放弃了对作品的权利,他无名、他消失,他让声音在嘈杂的人群中秘密流传,最终变成一种飘零的、近于自然的存在。

段子,或者叫笑话,有一个发生学的疑难。我查阅手机短信,我接到一个又一个段子,我常常疑惑,谁是一个段子的作者?一个段子在流传过程中会被修订,会有相互差异的众多文本,但在最初,它应该是有一个作者的,他第一个写出了它或说出了它。

那么,为什么?他的创作冲动从何而来?他没有稿费,没有版权,他也不会因此出名,他为什么要“创作”?

因为快乐,是的,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作者的无名。无名,所以不负责任,所以胆大妄为,超越任何言说的禁忌,所以粗俗、残酷、狭邪、放荡。

——这难道快乐吗?我现在写的是一篇署名“李敬泽”的文章,我要郑重强调,快乐应该是文明的、健康的、合道德的、有节制的。

然而,人是不完善的,人有弱点,人的最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他有肉体,比如一个人呱唧呱唧吃,然后再稀里哗啦排泄,我认为这很不雅观,但不吃不行、不拉不爽,一个人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忙着这些不体面的事。

所幸人是有“精神”的动物,我们在口头上、在文字上体面,我们可以假装肉体不在,把它封闭在沉寂的区域,然后径自飞向某个意义的高度。

——但真的沉寂了吗?在沉寂中或许还有窃窃私语?每个社会、每一种文明都拥有“正文”之外的隐秘的语言生活,人们悄悄地在言说中感受肉身。肉体的沉重、僵硬、不协调、不纯粹、不可自主,这一切是人的弱点,也是人与人平等的底线,也就是说,进了澡堂子,裸裎相对,人人没有名字,肉身你有一具我也有一具,谁也别装孙子了,一切“高度”都取消,一切价值等级都拉平,这难道不快乐?这是一种在理性、文明之外的快乐,是被禁忌和冲破禁忌的快乐。

《笑林广记》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黑暗中的笑声,是天理遮蔽下的人欲,是我们前人的肉身。

回到了肉身,人和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被打破。读一本唐宋八大家的书,你常会感到它离你很远,你很难走近它。读《笑林广记》,你却毫无障碍,好像那些段子刚刚发到你的手机上,你微笑或大笑,透彻地领悟那些语言的诡计和花招。

乘一架时间机器回宋朝,你和苏东坡、和宋江李逵其实没什么话说,但是有段子,段子能让穿宽袍扎幞头的人与西装革履的人同时发出笑声。

——将近一千年了,人间换了。

但人真的改变了吗?

我所读的《笑林广记》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第一版,一位当代的校点者在《前言》中说:

《笑林广记》……其内容不是一人一世的创作,而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创作的产物,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它产生于民间,创作于人民。这足以说明它的文学性、人民性。人民需要生活,需要真实,需要艺术,需要快乐。

我觉得该先生要么是太老实,要么就是搞笑的高手。“人民需要生活”,这话说得有趣得紧,“人民”是否需要“生活”我不知道,我倒知道人大概是需要段子的。不知在什么地方我说过“把日子过成段子”,这话被黄集伟先生引了去广为散播,似乎是为当今的段子大流行张目,其实我没倒那么疯,用那位校点者的话说,我只是觉得应该让“劳动者”发挥他的智慧,这是一种避免焦虑至死的智慧。当然,如果一个人一天非得听或说七八个段子才能过,那也许说明他非常不快乐,以至于他如此地需要快乐。

——话说到这儿,我自己都糊涂了,只好从《笑林广记》上抄个段子了事:

一方士专卖迷妇人药,妇着在身,自来与人私合。一日有轻浪子弟来买药,适方士他出,其妻以药付之。子弟就以药弹其身上,随妇至房,妇只得与伊交合。方士归,妻以其事告之。方士怒云:“谁教你就他!”妻曰:“我若不从,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

说八

题为《说八》,可说八卦、八爪鱼、八旗子弟,也可以说八达岭、八音盒、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甚至说“发”也不算跑题。想来想去,决定说八股。

唐代发明了科举,这在当时是文明史上创新、先进的制度设计,从此,考场之上人人平等,穷孩子只要脑瓜灵、肯上进,祖坟冒青烟,也能出人头地。唐代之前,中国乱了几百年,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重要原因就在于九品中正,纨绔当道;一个社会,如果我爹掌印把子,我还掌印把子,这问题还不大,但如果他爹是卖豆腐的,他就注定卖豆腐,上进的路向最广大的人群封闭,这就问题甚大,卖豆腐的儿子憋急了就会揭竿而起,举着切豆腐的刀杀开一条血路。有鉴于此,唐太宗兴科举,一得意说了句真心话: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后来的英雄们认为,此话充分暴露封建皇帝以科举维护封建统治的险恶用心,其实翻译成现代政治理论,这般用心倒是颇为正当:一个社会必须向尽可能多的人公平地开放机会,而考试就是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确保公平的最好办法,好比有粥一碗,十个人要喝,怎么办?抓阄或者猜谜吧。这很公平,喝不上的无话可说。

但天下最好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弊端。就科举来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考什么,怎么出题怎么判卷?唐代考做诗,于是唐朝成了诗人当道的时代,这当然很好,但看看当今的诗坛,以今度古,你就知道对诗的好坏达成一致意见有多么困难,结果就是向批评家塞红包,拜考官为老师,蝇营狗苟,标准大坏。

该问题到明太祖手里才算有了比较完善的解决办法,就是考八股。八股文的作法有一定之规,而八股的内容须是“代圣人立言”,出题者从四书五经上挑出一句话,这句话啥意思先贤早有定论,你不能胡说,只须掰开了、揉碎了,阐发你的心得体会。所以,八股一出,科举考试终于实现了标准化,缩小出题者和判题者自由裁量的空间,相应的也压缩作题者自由发挥的空间,有个靶子立在那儿,大家去射,看谁射得准而且姿势漂亮,就算是个美国人来应考,也不能一高兴射到旁边的靶子上。

——这当然压抑个性,但个性诚可贵,也要看场合,我认为考试这件事本就不是比个性,该游戏的根本要义在于公平。所以,如今的教授漏题报纸上吵吵几句就不了了之,我只能替该先生暗自庆幸,文人小说下载不知他学过历史没有?换了科举时代,干出这等坏天下之平的事来,哪怕你是宰相、尚书也很可能会绑到菜市口去,斩首!

如此公平的制度实行既久也出了问题,圣人只有两位,一孔一孟,中国的圣人又不像印度的佛那么爱唠叨,二三百年考下来,恐怕他们二位的每句话都曾是试题,都有了大批范文;更何况圣人的某些话还真是出题不宜,最有名的例子是雍正时一个考官出了个题是“维民所止”,雍正这个皇帝在咱们的电视剧里差不多也是个圣人了,但我怀疑他患有迫害妄想狂,总觉得天下人都在欺负他、说他的坏话,“赵家的狗今天看了我一眼”,于是就大开杀戒。那天接到小报告,果然就狂了:“维止”不就是“雍正”无头吗?好,老子先让你无头!

所以,八股文考到后来,命题成了一件要命的事,考官大人们绞尽脑汁,为的是想出极尽拧巴变态之能事的考题。比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你要出这么一道题,断难不住考生,人人肚子里预备得滚瓜烂熟,提笔就来而且花团锦簇;但是,如果我出一道“时习之不”呢?怎么样?晕了吧?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圣人的话,并未超越教学大纲,古文又无标点,正可任意裁剪,前边截后边搭,这臭名昭著的截搭题就能活活难死你。

事情到了这地步,科举连同八股文终于由好办法变成了烂办法,于是,1905年,当初没考上的袁世凯和考上了探花的张之洞一商量,得,没意思,停了吧。遂奏请废止科举,中国从此算是正式开始了现代教育。

八股当然也就这么废了,但不要以为从此不考试了,照考,而且变本加厉,实行现代教育制度后,每年“自三月起,至八月止,殆无月不考试,或一月两试。上以利禄诱,下以利禄劝,举国若狂。”——这是宣统二年的情况。出题者和应试者捉迷藏的游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玩下去,而科举时代的捉迷藏还有范围有方向,反正不出四书五经,反正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理应熟谙、理应承续的根本传统;现在呢,出题者四书五经大概是没读过,对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应该知道点什么我看他们也心中无数——不是连周杰伦都入了课本了吗?这样的教育者当然很有个性也爱耍个性,条条大路他不走,海阔天空任他游,游到忘情处,类似“说八”的题目就出来了,出题者昏昏,做题者更昏昏,八股的截搭你还知道上下文,现在,他随手一截,搭都不搭,你不知道这是从哪儿裁来的一片云彩,更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正应了“平原游击队”里那句老戏词: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搞你神兵天将难提防。

话说到这儿,在下的意思索性明说了吧,就是在废科举一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斗胆怀念一下八股,因为相比于后来的某些“进步”,它倒是更合于考试的本义。至少,我要是不幸变成应试的老童生,宁可碰上“时习之不”,也不想碰上“说八”。

把遗产献给“世界”

本来想谈《吕氏春秋》,但近日尘心大动,多看了几眼电视和报纸,回头再谈什么《吕氏春秋》就觉得不合时宜。时之宜也的日子应是有一天巴黎来人,宣布将《吕氏春秋》列入世界纸质文化遗产,可惜到那时也轮不到我谈了,自然有记者把闷得发了霉的专家翻出来晾晒,一边诚恳地问:《吕氏春秋》是啥东东?

这个日子暂时不会来,因为巴黎方面还没有把印在纸上的文字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意思,毕竟,咱们暂时还没能发明出一种办法,像拆掉一座建筑或解散一个剧院一样让一部书在天地间转瞬消失。

当然,咱们同时也发明了一些办法,力图使某座建筑或某个剧院不致消失,其中之一,就是把洋人请来,请他们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宣布,这可不只是你们家的,这是全人类的,可不能乱糟蹋。

这个办法迄今大致有效。事实上,该办法用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有效,比如,今天就有小两口打了架鸡飞狗跳,二人分别摔门离家,轮流致电本老哥,互相诋毁、控诉,决意一拍而两散。老哥俺心中窃喜,自知晚饭有了着落也,遂喝道:都给我回家,做某菜,备某酒,待老哥前去了断。

进了门,见夫妻如乌眼之鸡,酒菜却已备好,本老哥大刺刺上坐,边撮边吆喝,翻来复去,不过两句话:

尔知不知他(她)乃举世无双之宝贝?!

尔知不知尔甩了他(她)众人立时狂喜而抢之?

如是者重复一百二十多遍,二人终于相视无语凝咽,目光且甜且酸且热,如看一大金砖,本老哥酒足饭饱,悄然溜之,走在街上,叹曰:

噫!本老哥之于该夫妻,正如巴黎之于咱们和遗产,有些事别人不吆喝,自己便要胡折腾也。

但话说回来,该办法有效,也有限。俺去日本时,事先备了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按图索骥,游园子逛庙,见处处修缮精心,也不见穷凶极恶大开发之状;只是日本人终究是“小”,比较缺乏世界眼光,所到之处,几乎无人提起巴黎认为此地如何如何是个宝,要吹牛也只说此乃敝国“文化财”,言语之间,是一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模样,别人的吆喝倒是可有,也可没有。

“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看电视也看到了一个咱们的例子,那是在北京,一户人家为明末咱们民族的英雄袁崇焕守墓,代代相传,三百余年以迄于今,结果呢,终于还是海枯了、石烂了、拆迁了,被赶进八竿子打不着的楼房里去了。

电视里,最后的守墓者涕泪横流,哀痛欲绝,我看着她,无话可说。

说什么呢?如果咱们已经失去了对永恒、对长久、对先人、对自身之来源的起码的尊重,那么,咱们也只好收拾一点先人的遗产献给“世界”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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