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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较量:英国情报机构绝密行动-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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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越南的其他西方外交官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在外出时经常受到当地人的监视。但帕克古怪的举动反而成为她的保护伞，没有引起越南政府的怀疑，她在越南的经历也成为当时在军情六处总部中流传甚广的传奇故事。
到了60年代初，非洲刚果处于紧急状态时，帕克又被调往刚果从事间谍活动，她在那里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她那一代妇女中，很少有人能够在英国情报机构里担任高级军官，能成为著名女间谍的女性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帕克回忆说：“对我来说，间谍职业有无穷的乐趣，而且是没有性别差异的。”不过，她和她的女性同事们还是为了事业而牺牲了个人生活，她们其中有不少人就没有结婚或要孩子。
人们一向认为，施展“美人计”是女间谍们特有的同时也是唯一的才能，但如今，各国情报部门看重的却是女间谍表现出的出色的渗透能力。由于妇女的心理素质比男性强，而且处事比男性更谨慎，因此在需要从不合作的人口中获取情报时，她们能言善辩的本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8岁的吉莉恩可以说是新一代英国女间谍的代表人物，她的经历就是军情六处培训女间谍的典型过程。文人小说下载
吉莉恩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进入军情六处供职，接受了两年的语言培训。当时除了语言培训之外，还包括使用轻型武器及各种从事间谍工作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训练。训练结业后，吉莉恩最初被安排在军情六处总部工作，但很快就被派往海外。吉莉恩的第一个职位是在英国驻某个中亚共和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她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关于核扩散的情报。军情六处在冷战后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防止核扩散，各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以及国际犯罪、恐怖活动等。后来，由于吉莉恩在被派驻的两个国家的工作成绩出色，得到了上司的褒奖并被派往阿富汗接受更为艰巨的任务。
吉莉恩说，从事谍报工作使她真正了解了自己的潜能。她认为，女情报人员各有自己的特长，但平和的心态、坚强的意志和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是她们共同的特点，也是她们能够胜任危险的情报工作的保证。负责培训新进入军情六处女情报人员的史密斯教官认为，越来越多的职业女间谍将会给她们效力的谍报机构的工作方式和手段带来深远的影响。
第十三卷 “鼹鼠”潜逃，英国情报局颜面尽失
第四十五章 被克格勃招募
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的成功叛逃使英国秘密情报局蒙羞数十年。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出生，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这时剑桥大学的学生们谈论和争辩的并不是学问，而是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引起了这帮年轻人的兴趣，他们对共产党人羡慕不已，学校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协会也纷纷成立。
进入学校后不久，菲尔比便加入了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并成为该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也确立了要把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欣然只身前往。在维也纳，菲尔比与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成员取得了联系并加入了该组织。从此，他就开始为这个强大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而尽力工作。那是1934年。
菲尔比的公开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则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在维也纳时他住在一个犹太人的家里，结识了房东寡居的女儿利兹·弗里德曼。利兹当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为共产国际工作。菲尔比经常同利兹在一起散步，最后爱上了她并同她结婚了，他因此也成了共产国际中的一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克格勃对菲尔比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快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但是菲尔比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菲尔比有口吃的毛病，这让他幸运地免除了兵役，但是当他申请加入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密码学校时，却遭到了拒绝。他们认为像菲尔比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菲尔比感到很沮丧。
就在这时，菲尔比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记者，为他的前途指明了方向，这位记者就是《每日镜报》的史沫特莱女士。史沫特莱神通广大，当时就是一位出名的左翼分子。她先是在比利时任职，后来随着溃败的大军退到了法国，然后又横渡海峡来到了英国。正是那一次在渡船上，她遇到了菲尔比。由于在很多问题上有共识，他们一见如故。
当时史沫特莱就问菲尔比今后有什么打算，菲尔比说他可能到英国的海军中去服役，因为这样可以直接为反法西斯出力。史沫特莱一听就说，像你这样的人去参军太可惜了，你能够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来打败希特勒。她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应该和苏联情报机构取得联系，和他们合作才能发挥你更大的作用。
菲尔比一听，就说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同苏联人联系过，不知道此路能不能走得通。史沫特莱就说，她可以帮忙。当时菲尔比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当一回事。没想到几天后，史沫特莱真的给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说已经把菲尔比推荐给英国秘密情报局了，过几天会有人找他。菲尔比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就这样实现了。
一天，《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编辑把菲尔比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国防部的一位上尉问他是否“可以做些有关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立即答应。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但显得很有权威性的人士会谈后，菲尔比被叫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去报到。菲尔比对自己轻易地被录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知道这一定是史沫特莱已经为自己联系好了的。
当时英国情报机关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只不过例行公事，查了一下他的档案后就果断地认为“没有问题”。
菲尔比被分配在D处工作。D处1938年才成立，主要任务就是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因为在德军占领奥地利之后，在英国朝野上下就弥漫着一种对间谍恐惧的心理。他们认为德军之所以能在欧洲一步步地得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德国有一个“第五纵队”在欧洲各国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为德军充当内应，因此英国人也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D处同其他处合并，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执行局”，专门从事恐怖活动。
但是这种工作并不是菲尔比所希望的，于是他退出了“特别行动执行局”来到了情报局第五处工作，从事反间谍工作。
菲尔比进入军情五处之后，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还奉命搞一些其他形式的窃取活动。他甚至还使用过相当复杂的技术拆看外交邮袋，猎取对象是波兰和捷克那样的中立国和较小的盟国。
随着菲尔比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大。二战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国。
随着对德战争即将结束，英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开始把他们的目标转向了下一个敌人——苏联。打算成立第九科，专门负责苏联的情报工作。
菲尔比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由于第九科的活动非常注重保密，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菲尔比向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人克罗托夫通报了此事，克罗托夫立即与莫斯科联系。莫斯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菲尔比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成为秘密情报局第九科的科长。
第四十六章 搞掉第五科科长考吉尔
此时，菲尔比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搞掉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克罗托夫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唯一的可能就是把这两个部门进行合并。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克罗托夫问菲尔比，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菲尔比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菲尔比似乎感觉到他已得到了擢升的暗示。
克罗托夫又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
克罗托夫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
克格勃总部的指示很快就来了，明确通知菲尔比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新成立的秘密情报局第九科的科长，并且保证自己能成为秘密情报局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总部还指示菲尔比，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包括搞掉现任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
菲尔比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当年就是他负责“超级机密”的安全；而他领导的第五科在对敌斗争方面同样是卓有成效，到战争后期，第五科一共查获了3575件间谍案，逮捕了675名间谍。
菲尔比明白，为了达到当上新成立的第九科科长的目的，他首先应该寻求同盟者。他首先选择了维维安上校做自己的同盟者，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维维安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也是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就瞧不起他，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有事总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十分不满。
有一次，维维安竟然急不可待地问菲尔比：“你说我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我真是有点受不了那个家伙！”
菲尔比一听心里很是高兴，但是他却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他委婉地暗示维维安，可以找那些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反映。
菲尔比觉得最合适的人应该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年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那位参谋官还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所以，当维维安再次同菲尔比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就说他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过他认为维维安最好是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维维安是怎样同首席参谋官见面的。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进展得似乎很顺利。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同菲尔比平时接触并不多的首席参谋官竟然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见他。
菲尔比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见首席参谋官。首席参谋官很热情地接待了菲尔比。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秘密情报局的现状和它的未来、谈了应该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应该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反正谈话的内容很广泛，菲尔比也是畅所欲言。他知道首席参谋官在考察自己，于是他就尽可能地作出一种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不过在这次谈话中，自始至终，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这次谈话，让菲尔比有一种预感，那就是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他觉得应该再找一些突破口进一步扩大这种战果。
正好在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偏偏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差点让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维维安在召见菲尔比的时候，几乎是以颤抖的声音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且让他看了由考吉尔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的一封两页长的信。那封信措辞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利益而牺牲英国情报局的做法。
当然，从菲尔比的观点来看，考吉尔在信中说的大多数是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被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所以维维安就把菲尔比叫来了，要把这份差事交给菲尔比去办。
菲尔比知道这又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就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那位外交部的官员看了之后，没有做任何修改，就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
第二天，维维安几乎是以一种兴奋的口吻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这时菲尔比知道大局已定，那个维维安是下定了决心要整垮那个傲慢的考吉尔。
就在这时，另一件事让考吉尔雪上加霜。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从中推波助澜，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首先作了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识时务地寸步不让。于是这件事让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几天后，维维安召见了菲尔比，并让他看了自己写给局长的报告。从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时任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是孟席斯。对菲尔比来说，访问局长办公室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那两位秘书小姐今天对他却是特别的和蔼可亲。“绿灯”一亮，菲尔比就走进了孟席斯的办公室。当听到孟席斯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孟席斯等他坐下后，竟然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菲尔比假装看了看这份已经看过了的报告，然后恭恭敬敬地还给了局长。这时，孟席斯告诉菲尔比，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菲尔比接替居里，并问菲尔比还有什么想法。于是菲尔比就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局长先生，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那些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融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菲尔比还未说完，孟席斯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并且露出了明显的赞赏的神情。孟席斯马上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此时菲尔比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他知道应该是知趣地告辞的时候了，于是就站起来对孟席斯说：“感谢局长的信任。还要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见我。我想应该告辞了。”
孟席斯也站了起来，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并且把他送到了门口。
几天以后，军情五处处长给了孟席斯极为友好的答复，菲尔比大功告成，几天以后，他就走马上任，接替了第九科科长居里的位置，开始全面主持第九科的工作了。
第四十七章 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上任后，菲尔比向局长孟席斯建议，必须由自己起草一份工作章程，由局长来签发。菲尔比起草的章程明确提出，授权新任科长菲尔比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还规定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几天以后，这份别有用心的工作章程就以正式公文的形式，由局长孟席斯签发后颁发到各个处室，从而为菲尔比公开地搜集情报亮起了一路绿灯。至此，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经自行辞职离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像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
在菲尔比的指导和建议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为第九科，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九科的领导人。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一步地接近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核心了。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如果没有作为或者成就太少，那么对他的潜伏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当时经常会有苏联情报机关的人员叛逃过来，而这些人正是由菲尔比亲自审核，这就可以让菲尔比利用这些叛逃人员来做文章。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伏尔科夫事件”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1945年8月的一天早晨，菲尔比像平时一样上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还没有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沓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提到有一位名叫康斯坦丁·伏尔科夫的人曾向英国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这个伏尔科夫当时是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实际上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伏尔科夫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还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那些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的一个星期内，只有一些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是“重要人物”之一。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大吃一惊。为了使思维能冷静下来，菲尔比当时故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本来想对局长孟席斯说，要当心这是伏尔科夫在挑拨离间，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那种提法此时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在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及自己。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地正视现实。
于是在沉默了几分钟后，菲尔比对局长孟席斯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据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孟席斯同意了他的意见。他要求菲尔比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由菲尔比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是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允许任何人打搅他。他很想独自待一会儿。
当时让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到这时为止，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伏尔科夫用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一点使菲尔比信心倍增。
一系列问题需要菲尔比立即作出决定。那就是一旦外交部作出决定，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菲尔比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的行动。事态一旦控制不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菲尔比越想越觉得自己完全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安排下一步的行动。这个行动本身其实很简单——只是去见见那个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英国人为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准备的一个秘密去处，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
第二天早上一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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