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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较量:英国情报机构绝密行动-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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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就这样被开除了，他简直不能相信，他认为自己每项工作都完成得很不错，而且“随时准备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献身”。后来，他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被炒鱿鱼的原因——他曾对他的朋友说过，“这一切都是在我向上级指出军情六处的一些情报手段‘不道德’后发生的”。
T绝望地回到伦敦城南的家中，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他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按照惯例，军情六处对解聘人员，包括违反法律的特工都帮助找到其他工作，但唯独对T不这样，更不用说有“丝毫补偿”。
当时他还天真地一再申诉，但得到的仍是含混不清的回答：“你一直在单独行动，没人可以证明，所以无法评价，没有任何具体问题可说。”
T是军情六处中第一位要求职业仲裁法庭（1994年成立）仲裁的官员。然而，仲裁法庭没有站在他的一边，而且没有说明任何原因。T认为，这唯一的一次职业仲裁法庭的听证“非常荒谬”，使他和律师都无法为自己辩护。据说这是因为主管军情六处的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坎德已事先通知这个仲裁机构，“不要插手此事”，里夫坎德同时还警告媒体“报道T的事情，就是泄露国家机密”。
在投诉无路的情况下，T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但英国警方的追捕也开始了。为了防止情报部门杀人灭口，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只是对他要好的一位朋友说：“我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他们解雇了我，我要用受训时学到的本领好好地对付他们。”
当时情报部门向他所有朋友打听他的去向，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原来他已经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海岸的德尔索尔小镇一片凄凉，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这位瘦高个子的英国人驾着一辆轻骑摩托驶进了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弃的小镇。他的旅行包里有台全功能电脑和一双老名牌冰鞋。
在一所破旧的农舍里，T落了脚。日复一日，T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生活，从镇上小杂货店买份英文报纸，在潮湿的酒吧凝望大海，几个表情忧郁的老人从他身边经过彼此不打招呼。偶尔他也玩玩台球，看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他在通往农舍的小路上偶尔徘徊一会儿都会提心吊胆，总是疑心那些追踪的人已在那里等候自己了。
然而，更多的时间他还是坐在电脑前，一幕幕地追忆在军情六处工作时，他的顶头上司是如何耍自己的，使自己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有时他也会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去报复。
1996年春天，T终于鼓起勇气，通过电话把自己的遭遇向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反映了。尽管报社也认为，他的遭遇完全可以写成一篇吸引读者眼球的报道，但是《星期天泰晤士报》最终却没有勇气公开此事。
秋去冬来，T还是那样一直待在那个荒凉的小镇，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时他已经变得囊中羞涩，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于是他给报社打电话的次数更多了，他希望得到经济赔偿。因为，为了维持生计，他已经抵押借款8000英镑。后来经报社再次向上级请示才被允许报道T的故事，但“不许把全部实情曝光”。
1996年9月14日，T通过移动电话，警告军情六处的官员，他已经把自己当特工时所干的一切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间谍生涯》。里面不仅有英国秘密情报活动内容，而且有所有他认识的秘密特工的真实姓名。T说，他已将此书稿存在“另一个世界的两部电脑里”，这两部机器如果哪个星期没有定时得到T（若被捕或暗害）的秘密指令，就会把书稿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自动发表出去。T说：“我要求重新开庭，公正审理。如果得不到重新开庭的机会，这本书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新闻媒介。如英国新闻协会、路透社或者是《观察家报》等等。”
半个月后，T再次告诉英国《观察家报》：“这本书披露了我从事的秘密工作的极为详细的情况，包括所有官员的真实姓名。这些问题极为敏感，绝对是一枚炸弹。”“我无非是想上法庭，我已经写信给我原来的上司，如果有公正的裁决，我将不出版此书；否则，网上的所有用户就会知道英国的秘密。”
T还在电话里告诉军情六处的那些官员，已有别国情报机构的人找到他，要求他为他们干，不过自己暂时还没有最后决定——T的这些话当然有恐吓的意思，但是军情六处的官员听了之后却信以为真，并且在猜测是俄罗斯或者是以色列的特工在活动。他们非常紧张，担心T会投靠敌国，马上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英国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们既怕T的书出版后会公开那些不能告人的内幕，又担心某一个敌对国的情报组织派人来“搭救”他。尽管T是个小人物，但他毕竟曾是军情六处的一名特工，掌握许多重要的机密，这些东西对英国以外的那些情报机构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而这将会威胁到英国国家的利益甚至是安全。
为此，有关当局命令军情六处马上采取以下措施：一、主动与T建立“热线电话”先稳住他；二、命令为T出书的代理商马克·卢卡斯交回书稿，中止合同；三、派人秘密前往西班牙将T逮捕回国；四、赶紧疏通英国最高法院，得到最高法院的上方宝剑——阻止T谈工作秘密，对“已经非常烦琐”的《保密法》做进一步的充实。秘密情报局发言人说：“任何泄密都将对其他特工造成威胁，情报部门将继续做不开庭的努力。”
1996年11月17日，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这样报道：“秘密情报局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一名前情报官员出书泄密的问题……政府一直非常担心秘密情报局的那名‘无赖’侦探将出版《我的间谍生涯》一书和把书稿存入国际电脑网络，以及背叛祖国的行为发生。政府唯恐1987年《反间谍者》的旧事重演。”
《星期天泰晤士报》还在报道中说，“秘密情报局局长大卫·斯佩丁证实：为了追捕他，早就成立了专门行动队，而且可以肯定地说，T已与一个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工取得了联系。据说已经有人在西班牙见过他”。
不知《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是真是假，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叫“T”的英国特工的消息，包括他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
这就是英国情报机构某些特工人员的命运——尽管他们并不是“鼹鼠”。
第十九卷 “师生”联手，虐囚丑闻惹火烧身
第六十五章 “X训练营”培训了5名中情局局长
英国情报机构当年不仅帮助美国人创建了中央情报局，而且一直同美国情报机构合作到今天，但是他们也给自己惹下了不少的麻烦。
威廉·史蒂芬森是英国谍报界的首脑，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创建者。他是西方情报界一位传奇的人物。
史蒂芬森原是加拿大一位巨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他加入了加拿大陆军，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飞行员，并被调到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由于作战英勇，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无畏”。
1936年4月，史蒂芬森得到消息说，希特勒正在疯狂扩张军力，并对外隐瞒了8亿英镑的军费开支。他觉得这严重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将对欧洲乃至国际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就把这些情报报告给了当时英国反对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得到了丘吉尔的高度重视。丘吉尔后来以此为炮弹，在议会里炮轰时任英国首相阿瑟·尼维尔·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史蒂芬森一直从事无线电和破译密码工作，参加谍报活动，曾多次赴北欧执行任务。1940年4月，已经出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任命史蒂芬森为自己的全权特使，到纽约同罗斯福总统商讨两国情报工作的合作计划，从此英美两国的情报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丘吉尔命令史蒂芬森在美国秘密建立了“英国安全协调局”，由他出任局长，代号“勇士”，并将总部设在纽约，负责整个南、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情报活动。
整个二战期间，史蒂芬森领导的英国安全协调局一直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进行全程合作，直到1945年底二战结束后，威廉·史蒂芬森才撤离纽约。当年英国安全协调局曾成功地探明了挪威的“重水”工厂，毁灭了德国人的原子弹美梦，还破获了德国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让许多犹太人获得逃亡的机会。
二战结束后，史蒂芬森重回商界，曾任加拿大政府的工业发展顾问，后来在丘吉尔的多次邀请下重出江湖。虽然为英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史蒂芬森却不拿英国政府一分钱的报酬。他雇用了数百人，大多数开支都是自己掏腰包。
威廉·史蒂芬森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开山始祖”。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英国护照控制官员”，私下里却是丘吉尔安排在罗斯福身边的私人代表，他很快赢得了罗斯福的信任。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给史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当史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给英国，而不让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因为当时美国军方的情报机关一直反对同英国人合作。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发现，他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别人信件，于是就派特工人员向英国人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当时史蒂芬森也把他们搜集到的大部分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双方合作一年后，英国人给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多达10万件。
由于战争的需要，罗斯福决定建立美国战略情报局，任命自己的好友威廉·约瑟夫·多诺万担任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和史蒂芬森的关系很好，彼此信任，史蒂芬森认为多诺万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那种对情报工作很内行的人，从此就帮助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开展工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战略情报局后来发展成了现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史蒂芬森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在加拿大成立了“X训练营”，这是北美地区第一所培训战时秘密情报人员的学校。多诺万选派了一大批青年特工到“X训练营”接受专门的特工训练。英国情报机构因此成了美国情报机构的“老师”。从1941至1945年，约有2000名英、美、加等国的特工在此接受过培训，其中有5名学员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后来中央情报局几乎在全世界搞秘密活动，只有三个国家例外，英国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那些刚刚接触秘密情报行当的美国青年对这一行还显得很陌生，但都充满着热情，一个个都认真好学。英国人在国内外开设了六处大型秘密训练基地，给他们传授基本的谍报经验，包括暗杀、格斗、擒拿、爆破、审讯、伪装、野外生存、侦察与反侦察等等，从而为美国情报机构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从1966年开始出任美国中情局第六任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当年就是“X训练营”的学员。
赫尔姆斯对他最初在训练营里接受的教育一直记忆犹新。在那里，他们被告知，不许用真姓名，要设法了解同学的真实出身。英国著名突击队的训练官费尔巴恩上校教他们在生死关头如何自救，费尔巴恩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对付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他说，第一步是威胁她，要毁她的容；如果这一招不能奏效，就揪住她的下嘴唇，狠狠打她的耳光！
年轻的赫尔姆斯和他的同伴一样，被这种与大学里迥异的讲课方式和内容惊得目瞪口呆。很多技术或者说是手段并不令人愉快，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但上校说，用绅士的方法置人死地，这是自卫的态度。后来，当这些美国徒弟告别老师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毛头小子了，在很多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X训练营”毕业后，他们都活跃在欧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敌后战场，为盟军取得二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史蒂芬森后来也一直被认为是“007”的原型之一。詹姆斯·邦德这个形象诞生后，“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对谁是“007”原型的猜测一直不置可否，他唯一一次的表态是在1962年10月。当时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称：“詹姆斯·邦德是一位真实间谍的传奇版本，那个人也许就是威廉·史蒂芬森。”
有“007之父”之称的伊恩·弗莱明还说过，是“我创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这句话看似有点狂妄，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二战期间，弗莱明曾任英国海军情报部长官约翰·戈弗雷的私人助理，戈弗雷以作风强硬著名，后来成了“007”的老板“M”的原型。弗莱明工作的一大内容就是负责英美情报部门联络，当时他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的关系非常密切，总是亲切地称他为“疯狂的比尔”。
战略情报局刚刚成立时，多诺万的许多工作计划都是弗莱明帮他策划的。后来在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推出的系列展览《非你勿视》版面中，可以看到弗莱明当年为多诺万撰写的计划文稿有72页之多，其中有一段是描述一个完美特工应具备的条件——“年龄在40岁到50岁，经过特工训练，拥有出色的观察、分析、评价能力，完美判断力，能随时保持头脑清醒，对情报事业的献身精神，广博的生活经历”。这种条件和后来“007”影片中詹姆斯·邦德的形象是一致的。
弗莱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当年他甚至参与了史蒂芬森在加拿大创建“X训练营”的计划，并担任过教学工作。史蒂芬森曾经说弗莱明在训练课堂表现十分出色。他的那些特工训练标准后来也成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训练计划。1947年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时，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邦德标准”。所以弗莱明后来才会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之情，向许多朋友吹嘘说，是“我创造了中央情报局”。
当时多诺万对弗莱明非常感激。为了表示感谢，他把一把38毫米口径的科尔特式左轮手枪赠送给了弗莱明，并在上面刻写“为了您特殊的服务”。中情局成立5年之后，弗莱明开始创作“007”系列小说，其中那个永远和“詹姆斯·邦德”站在一起的忠诚的中情局特工“费利克斯·莱特”的原型，就是威廉·约瑟夫·多诺万。这也是弗莱明对多诺万的回赠。
几十年来，英美两家情报机构一直精诚合作，创造了许多成功的范例。
第六十六章 “师生”联手半个世纪
二战初期，英美情报界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作为老大哥兼老师的英国情报机构，在很多实战中指导着自己的“小弟”与学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驻地甚至是完全在一起。诺曼底登陆时，这对师徒更是联手演出了一连串的好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不过他们在合作过程中也出现过矛盾。英国人就一度担心随着美国人情报能力的增长，最终会压倒英国；而美国人则不甘心一直处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两方经常为活动方式、权限划分等吵起来。多诺万就曾经愤愤不平地说过：“英国人太专横，拿了我们的飞机和钱，还处处卡我们！”
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位上校则更为不满，他说：“我们同德国人打仗的时间最长，遭受的苦难最多，我们教会了他们如何在外面生存和活动，可这些可恶的美国佬却跳出来，指手画脚。”
英国国家档案馆2007年9月4日解密了军情五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部分文件。文件显示，二战期间，英国间谍曾一度苦于无法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消息，又担心德国纳粹通过美国情报机关渗透到英国情报机关，于是到1941年美国正式宣战前，军情五处官员曾经争论是否应该加强与美国情报机关的合作。他们担心，随着美国国会通过《租界法案》，美国将把大批军用物资运往英国支持盟军，此时，德国间谍或许会混入美国外交官、军队人员、记者和商人中来到英国。
当时，军情五处一位名叫拉姆斯博顿的官员写道：“共有三万美国人要来英国，有上百人已经来到了英国。此时此刻，我们无法控制这些人。缺乏控制意味着对安全的巨大威胁。我们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应该派专门代表和英国安全部门合作。”这名官员甚至还认为，“美国人做事太不慎重，常常无法抵抗记者的狂轰滥炸。”
1942年，军情五处情报官员访问美国时，加拿大一名官员就对军情五处高级官员盖伊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觉得你太精明，不信任他们。你让他们做调查，却不向他们提供有关案件的全部信息。”而英国方面也十分不信任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没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情报。但是在经过这种短暂的磨合之后，两国情报关系逐渐得到改善，两国情报机构同意“互通有无”，并提出“没有事先协商就不采取行动”。
不过，新解密的军情五处文件显示，对于给美国提供所有情报信息，英国方面似乎多半是出于无奈。美联社认为，其实英美两国情报部门的这种合作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一份1943年的报告解释了军情五处和联邦调查局的微妙关系。报告认为，问题出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部门内部“一些令人遗憾的人”和“喜怒无常的特质”。
两国情报部门间的沟通并非十分通畅。1943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寄给军情五处负责人戴维·彼得里一封信。这封信显然没有考虑到英国国家机密的问题，因为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英国伦敦，英国安全局彼得里收”。而英国政府部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承认英国安全局这一机构的存在。
这封信在伦敦辗转流离许多地方，才最终到达彼得里手中。戴维·彼得里收到这封信时，发现上面还贴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这封信已经被送到过伦敦许多地方，后来看到这封信从美国联邦调查局寄出，且收信地址奇特，有人把它送到了‘军情五处’”。
“珍珠港事件”之后，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多诺万加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和力度。他甚至从老朋友史蒂芬森手中接过英国间谍原来干的工作，定期到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秘密搜查，偷拍亲轴心国的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以协助英国攻克德国“哑谜”密码机。但是这一秘密举动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为光火，因为这该是他管的事。胡佛一气之下，在情报协调局的密探再潜入使馆时，出动车辆，打开明亮的信号灯，并且高放警报信号，最后把惊慌失措的密探给逮回去了。多诺万气得和胡佛一直吵到罗斯福面前。为改善当时的混乱局面，罗斯福差点儿解散了情报协调局。
冷战后，英美两国情报机构的合作才趋于正常，因为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苏联。他们要合作共同对抗苏联的威胁，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同时在对付那些发展中的国家时，也同样要保持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1951年，伊朗执行石油国有化，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家。英国强烈反对伊朗的行动，美国积极支持英国，最后两家情报机构合谋，在伊朗进行了一系列的颠覆活动。当种种手段没有压服伊朗摩萨台政府时，英美两国就在伊朗阴谋策划军事政变，由英国情报机构提出推翻摩萨台政权的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主谋实施。双方还达成一致意见，选定与美英两国紧密勾结的扎希迪将军作为代理人。1953年8月19日，摩萨台在政变中被推翻，扎希迪上台就任首相，随之伊朗的石油资源被交给由美英法荷等国石油公司组成的一个国际石油财团支配。
1956年爆发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国勾结以色列唱“红脸”，指使以色列发动侵埃战争，然后英法借机出兵干涉，妄图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搞垮纳赛尔。唱“白脸”的是美国，而并不是像一些学者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时的英美矛盾是英美战后最激烈的一次冲突。英美两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合作关系，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分歧只是短暂的一支插曲而已。
英美情报机构的合作虽然给双方都带来过许多好处，但是也给英国情报机构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尤其是那场由美国人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几乎把英国政府和英国情报机构拖入了泥潭。
第六十七章 伊拉克战争和虐囚丑闻
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特别是石油利益，都在海湾地区维持着军事存在。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打响后，在欧洲众多的国家中，英国最为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并且派兵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伊拉克战败后，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英国亦积极与美国配合。
在伊拉克问题上，英国一直是美国的积极支持者。自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于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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