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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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的１５世纪，捷克人胡斯就曾领导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推销“赦罪券”的宗教改革运动，后来遭到了镇压。

　　　　这一回，教廷的倒行逆施，也处处激起了公愤和仇视，犹如干柴堆上浇上了汽油，反抗行动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

　　　　对教廷早就强烈不满的路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革宗教的大好时机。

　　　　于是，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自己的主张，那便是列成九十五条论纲的意见书。在里面，路德历数教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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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１西方哲学初步

　　　　背叛上帝、侵犯人权方面所犯下的大量罪行，提出了二十七点宗教改革方案。

　　　　他主张，人只要信仰上帝，苦读《圣经》和忏悔自己，便可以径直获救，根本无须通过教皇和教会这些人间中介，因为任何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都有阅读《圣经》的权利。

　　　　为此，他强烈反对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特别是拥有干涉世俗社会的权力，建议取消教会实行的奢侈、烦琐的宗教仪式，建立廉价的教会，提倡人人有读经和讲经的自由。路德后来抽空将《新约全书》译成了德文，这部文献对德语的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犹如但丁的《神曲》之于意大利语一样。

　　　　路德的方案很快就传遍了德国，一场反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教会的群众运动瞬即掀起，席卷全国。

　　　　然后越出国界，蔓延至其他国家，使一统欧洲的天主教会分崩离析，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国都像德国一样，先后皈依了路德所创立的新教教派。结果，梵蒂冈罗马教廷独揽大权的天主教一统天下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以后，新教在反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路德新教传到法国，深深地打动了年轻人加尔文（Ｃａｌｖｉ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的心。他追随路德，提倡改革，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被迫流亡到瑞士。在那里，他除了继承路德的“信仰可以获救”

　　　　的思想外，比路德走得更远更激进，他提出了自己的“预定说”

　　　　，主张建立民主教会。

　　　　“预定说”

　　　　认为：宇宙上任何事情都由上帝预先安排好了，面对一切都注定必然的东西，人的力量只不过是一阵无足轻重的云烟，人必须听从上帝的支配。谁是终将获救的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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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１３１

　　　　“选民”

　　　　，谁是注定要被打入地狱的“弃民”

　　　　，这一人的最终命运早就被上帝所指定，现世人的富贵与贫贱，就是“选民”

　　　　或“弃民”的标志。因此，人在有生之年应该积极工作活动、发财致富，以便证明自己是已被上帝选中的，将得以荣升天堂。

　　　　这种理论和路德的学说一样，与教会传统的“救赎说”和一切都要通过教会的中介代理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它只承认《圣经》的唯一权威性，而否定教皇、教会和神甫的权威。

　　　　同时，这种理论宣传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观念，承认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强调了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客观上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家致富、从事冒险事业和自由经济活动的历史要求。

　　　　１５４１年，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他的宗教改革方案，根据“民主教会”的主张与共和制的原则，成立了长老会，他本人则成为日内瓦教首。以此为基础，他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新教神权国家，实施了２０年的统治。因此，人们曾将日内瓦称为“新教的罗马”

　　　　，而加尔文本人则被誉为“日内瓦教皇”。

　　　　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相当严厉的封建神权统治，禁止一切异端思想，取消所有浮华的宗教仪式，甚至连日常的歌舞娱乐也不能幸免。这便是“清教运动”这一历史名称的由来。

　　　　在路德的思想已经蜕化的情况下，加尔文教派的理论成为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动力之一。尼德兰（包括现今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新兴资产阶级高举加尔文教的旗帜，发动了摆脱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封建统治的大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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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共和国。

　　　　１６世纪中期，加尔文教传入英国，催生了著名的清教运动。参与运动的清教徒们要求建立一个加尔文式的廉价民主教会，宣扬积极开展工商业活动是“上帝差派的神圣使命”

　　　　、发财致富是上帝的神恩的思想，为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并且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广大群众对国教会统治的不满，鼓动他们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英国统治者对清教徒实行了残酷的迫害，致使许多人逃亡海外，其中一部分移居美洲，成为这个新大陆最早的拓荒者。在清教运动期间的１６３８年，苏格兰人发动了人民大起义，重创英军，长驱直入英国，沉重地打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揭开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如果说人文主义运动主要是由俗世的学者发动的、从外部去反对教会权威、批判中世纪传统观念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宗教改革则基本上是由教内人士领导的、从内部来革新基督教会的机构和教条的一次宗教改良运动。它的出现并非源自偶然，而是发生在整个文艺复兴大背景中的、有着深刻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在宗教改革前几百年间，在各种异端思想和唯名论的侵蚀下，经院哲学和许多正统教义已经破绽百出、捉襟见肘，教会至高无上的的观念日益淡化，要求宽容和自由的呼声此落彼起。同时，自诩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机构的教会言行不一；经济上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政治上大权独揽、凌驾一切，俨然以世俗君主和诸侯的太上皇自居；思想上压制异见、残酷迫害、绝不手软；生活上穷奢极欲、腐化堕落，根本不足担当道义的代表。这一切都表明，发自教会内部的彻底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路德的“大字报”则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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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一把火，将早已浸透汽油的干柴引出一场滔天烈焰。

　　　　宗教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结束了天主教的一统天下，产生了新教教派，摧毁了横亘在个人与神之间的现实障碍——教会，而个人与上帝的直接联系的可能使神学成为多余。

　　　　在宗教活动中突出了个人的地位与权利，这与人文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新教理论鼓励人们勤奋工作，节俭生活，努力积累财富，这在客观上为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采纳新教的许多国家（如荷兰和英国）

　　　　，比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更早更快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一个明证。

　　　　４００年后，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此作过深刻的论述的细密的分析。

　　　　三、自然的发现：实验科学的兴起

　　　　１５４３年，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１４７３—１５４３）瞌然长逝。临终前，他那本不朽的著作《天体运行论》问世了。本来，他早就写成了这本书，却因害怕遭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始终秘而不宣。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同年，维萨留斯发表了《论人体构造》这一革命性的生理解剖学著作。

　　　　哥白尼是一位波兰教士，曾旅居意大利。在意大利，他注意到太阳中心说的假说。回到波兰以后，他逐渐形成了自己有关太阳中心的理论，同时试图以所能搜集到的仪器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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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１西方哲学初步

　　　　明自己的学说。其实，“日心说”并非哥白尼的首创。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希腊人亚里斯塔克就曾提出过这种想法，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缺乏科学证明的猜测。一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

　　　　这种理论认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身恒定不动，太阳和行星则绕着地球旋转。这种说法与人们的感觉经验较为一致，因为人眼所见确是太阳东升西落、斗转星移，何曾见过地动山移？

　　　　而《圣经》的权威更加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

　　　　《圣经》告诉人们：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把人创造出来，目的是让人来崇拜自己，人作为万物之灵魂应居于宇宙中心这一特权的地位上。

　　　　因此，教会一直都把“地心说”作为正统的宇宙论的组成部分，这样，教会的权威和日常的假象就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心中牢不可破的成见，其抵御新观念的抵抗力之强大，是今天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正如当我们听到人间居然还有“第六感官”和“特异功能”时，许多人不自觉地表现出惊愕甚至愤慨那样，因为这些东西既有异于我们的经验，又违背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

　　　　哥白尼以大量实际观察所得到的实验材料为依据，而且用严格的数字计算和逻辑推演，论证了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而地球作为一颗行星与其他行星一起围绕太阳公转。这样，亚里斯塔克的“日心说”就获得了更为严谨的科学形态，从而与“地心说”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根据“日心说”

　　　　，地球之所以显得不动，是因为我们作为观察者就站在地球上，只能看到太阳在运动而觉察不出地球在动，犹如我们坐在船上航行于江中，只觉得船不动而江岸迅速向后移动一样。托勒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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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哲学初步５３１

　　　　论正是把假象当成了真理。

　　　　可以预料，太阳中心理论的提出，将会彻底摧毁中世纪的宇宙观，从而危及基督教神学的许多重要教条和观念。

　　　　《天体运行论》像一根竹竿，直捅进欧洲人心底里的马蜂窝，立刻引起一片混乱和强烈的反应。试想，如果有朝一日，一位科学家言之凿凿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地球，只不过外星人玩泥巴时捏成一个小泥球，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骂哥白尼是邪恶的异教徒，因陈守旧、眼光狭窄的科学家将日心说斥之为伪科学，而最强烈的反应来自惧怕革新的教会，教皇当即出面宣布《天体运行论》为禁书。

　　　　以致于形成如此严峻的态势：无论何人，只要再提起哥白尼的名字、再坚持日心说的理论，必将受到审判，甚至格杀勿论。

　　　　然而，在文艺复兴中已经启动的自由思维不会嘎然而止，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追求真理的近代学术精神开始形成，教会的淫威阻挡不住科学家勇于探索的激情。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Ｋｅｐｌｅｒ，１５７１—１６３０）

　　　　在暗暗地对哥白尼的理论作出修正，将行星的运行轨道由圆形订正为椭圆形，更精确地阐明了行星饶日运转的基本规律。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改进了在荷兰刚刚发明的望远镜，以之观察到大量新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这可就激怒了宗教裁判所，伽利略被迫签字，收回和否认自己的主张。可是，当他签完字，背过身去，依然悻悻地喃喃自语道：“反正地球仍旧在转动。”表面的屈服，掩饰不了内心的真实信念。不过，天主教会确实成功地压制了意大利的科学活动达几个世纪之久，伽利略以后，意大利似乎再也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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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过享誉世界的伟大科学家，直到２０世纪原子弹之父费米出现为止。

　　　　在哲学上勇敢地捍卫哥白尼学说的是意大利修士布鲁诺（Ｇ。

　　　　Ｂｒｕｎｏ，１５４８—１６０）。他同意地球绕太阳运转，但又指出太阳本身也在绕着自己的轴旋转。他纠正哥白尼将太阳看作为宇宙中心的错误，否认宇宙有中心，因为宇宙时间上无穷无尽、空间上无边无际，根本不可能有中心，也不会有边缘；山外有山楼外楼，太阳系以外还有无限多的星系。当然，布鲁诺这些思想只是哲学上的猜测，并没有得到严谨的科学证明。

　　　　这些观点与他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紧密相关的。

　　　　由于他的这些思想，很快他就被告为“异端”

　　　　，开除教籍，被迫离开意大利，流落瑞士、英国、法国和德国长达１５年之久。

　　　　后来当他一脚踏回意大利时，立刻就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威迫他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却誓不低头，结果被判处死刑。在罗马的鲜花广场，教会的刽子手点燃了企图消灭真理的烈火，不屈的布鲁诺在熊熊的烈焰中大声疾呼：“大火不可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的！”他的遗言无比正确，历史永远记住了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这些伟大的名字，同时也记取了这样的教训：在文化专制时代，任何思想上的进步，往往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哥白尼的学说在理论上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它把行星公转轨道描述为圆形的这个错误，后来被开普勒所修正；而他将太阳确定为宇宙的中心这个基本假定，仍然没有摆脱从人的角度看世界的“人类中心”的思维模式，这曾为布鲁诺所指正，今天人们已不再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尽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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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缺点，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毕竟是天文学乃至人类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革命，它不仅直接打击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而且树立了理论上大胆革新的精神典范，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意义远不止天文学上一种新理论代替旧理论那么简单，而具有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人们很有理由将之称为“哥白尼的革命”。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既是古代科学传统的复兴，又是应用崭新方法的结果。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基本上依赖于感官的直接观察，同时运用演绎逻辑来解说事物现象。由于过分依赖于直接经验，使人的认识大受限制，许多现象人们都无法接触到，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只好依靠逻辑，用三段论来补充经验的不足，作出一些不合实际的推论，那实际就只能是某些主观臆想而已。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等学科中就包含有不少这一类主观东西。

　　　　当然，希腊学术同时又有一种有力的思想传统，那便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学方法。数学的方法将事物抽象为数的结构，通过数的结构来了解世界、把握真理，这恐怕是人类所能想到的认识宇宙、控制环境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了。文艺复兴时，这种数学传统重新复活，并得到深入的发展，成为自然科学家解释和构造事物结构和宇宙图景的强有力的思想工具，无论是天文学、还是物理学和化学，任何东西倘若不能还原为一组数的结构（公式）

　　　　，那便不成之为科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正是在这种方法的应用中逐步被瓦解的。

　　　　另外，近代科学也继承了古代科学强于观察的传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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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发展出的新的实验方法，运用新的科学仪器（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等）

　　　　，充分发挥理性的功能，创造各种有效的手段和一定的条件与环境，积极而深入去观察和探测自然现象，打破了感官直接经验的局限性和被动性，为人们打开了许许多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领域和新视野。因此，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可以说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和最有力的手段。这两种方法的推广和应用加速了近代科学的发展。由哥白尼首开先河的近代实验科学，首先从天文学打开一个缺口，继而向着物理学、数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迅猛进发，挣脱神学和旧科学的束缚，不断争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和空间，使科学由依附于（经院）哲学的论证上帝的工具，变为认识事物、理解世界和改变宇宙的重要手段。

　　　　与科学的突飞猛进相反，哲学论坛似乎格外的平静。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各个领域英才辈出、群星荟萃，唯独重要的哲学家始终难产不出，伟大的哲学著作也不曾出现。对哲学而言，十五六世纪并非一个辉煌的时代。也许哲学需要文化的积累和思想的突破，也许哲学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咀嚼和反思喷薄而出、滚滚而来的各种文化和科学成果，历史正在焦心地等待着哲人对时代的总结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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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在经验世界的起跑线上

　　　　一、培根：新工具的锻造者

　　　　１５６１年１月２２日，英国伦敦一座巍峨壮丽的勋爵宅邸——约克宫里，一个婴儿呱呱堕地的声音仿佛向全世界宣告：一个能够理解文艺复兴全部思想奥秘的哲学天才诞生了。

　　　　他的名字叫弗兰西斯。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１５６１—１６２６）。如同布什（Ｂｕｓｈ）是灌木，史密斯（Ｓｍｉｔｈ）是铁匠一样，在英文中培根（Ｂａｃｏｎ）

　　　　的原义便是咸肉和熏肉。

　　　　不过，你可不要由此就食指大动，以为可以饱餐一顿了。因为咱们的培根先生可曾是大权在握的英国大法官，一个不当心，很有可能判你个午门斩首的极刑。

　　　　培根降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培根勋爵做了２０年的掌玺大臣，母亲也是贵族子女，还是一位语言专家，她对儿子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天资聪颖的培根，又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前景自然是无比远大的。

　　　　１２岁时，他被送进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仅仅呆了３年，他就对那里的课文和教学方法深恶痛绝，尤为反感对亚里士多德没完没了的崇拜。这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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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情绪使他年纪轻轻就立定主意，要将哲学从经院哲学的烦琐争论中解脱出来，走上一条启迪人类智慧并能增进他们利益的更富于成果的道路。这是他后来在政治之外献身哲学著述的深沉的精神动力所在。

　　　　１６岁那年，他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使他有机会学会法文，并游历欧洲大陆。

　　　　年轻的外交官踌躇满志，满心希望能在外交界一展所长、出人头地。谁知两年之后，他被急召回国，顿然惊悉父亲已经逝世。忽然之间，这位享尽了荣华富贵的公子哥儿发现，自己已经沦落为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去当了律师，同时用他那言词优美的文笔写了几封信，恳求他那些身居高位的亲戚们设法为他加官晋级。但自命不凡的年青人没有如愿以偿。

　　　　几年以后，赤手空拳的他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他那有条不紊、简明生动的口才帮了他大忙，征服了许多选民的心，２３岁时他被选进了英国国会。自此，他便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一步步逼近权力的顶峰，先是首席检察官，然后是掌玺大臣，最后官至大法官，并被授封为男爵和子爵。可是，这一宝座还没坐热，他又遇到了厄运：由于党派间的争斗，他被人控告贪污受贿。其实，在当时接受馈赠是一种极平常的事，但培根不作辩护，承认指控。结果被囚禁于伦敦塔，四天后出狱，从此脱离政治舞台，过着从事写作和研究的退隐生活。

　　　　培根大半生都在官场上度过，但这并不妨碍他为张扬知识、促进科学事业而奔走呼号，相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有助于他的科学活动。事实证明，这是真的。当然，他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别人轻松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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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地享受生活乐趣之时，他不得不在繁忙的公事之余拔冗从事研究著述，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发展科学的主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培根并非专家学者，而是一个业余作家，他自小就雄心勃勃，发誓要占领整个知识领地、为人类造福的“业余思想家”

　　　　，终其一生都在为驱散中世纪的神学迷雾、使新兴的自然科学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而奋斗拼搏。

　　　　一般人知道培根，是因为他所说过的一句千古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对西方文化稍有了解的人认识培根，是因为他那本字字珠玑、脍灸人口的《论说文集》，一段隽永的箴言：“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精明；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深深地印在了他们脑海；而哲学家和科学家记得培根，是因为他在那个伽利略低头认错、布鲁诺葬身火海的黑暗年代，敢于义无反顾地为推进科学而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培根明确认识到，要在全社会推行爱好知识、崇尚科学的风气，为新兴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铺平道路，文化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件工作。他自己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发扬了其同姓前辈罗吉尔。培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