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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言-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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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刺激、最为科学所不容的莫过于这一句了：“那是双‘进化的’眼睛，能够凝视、关注和表达悲伤。”这不是我们在科学文章里常读到（也因此常被误导）的所谓拟人化语言，却也不是文人雅士无力往下思索的付诸一声喟叹，这是带着神话传说而来，有着丰硕人类学的、文化性记忆线索的某种“结论”。这里，“似龙的外表”的鬣蜥蜴所追溯所联系的不再只是科学馆另一角所复原的雷龙三龙厚头龙偷蛋龙云云，而就是龙了，一种神奇的、变化的、更高阶的、已化为天上星辰但或许在某处犹存活的“我们所熟悉的动物”。演化论证实的曾经漫长统治和戏剧性灭绝除魅了它，却同时也把龙拉回来并赋予了它某种添加着科学成分的新想像，像某种文明的岔路，某种文明失落的可能，某种文明诉诸偶然的脆弱命运抑或终归无法遁逃的演化宿命——
如此，作为龙的子裔的鬣蜥蜴便遗民化了，甚或就成了废墟了，比方说像马雅文明那样子的无言废墟，它多出来太多已然无用的沉重东西，远远超过此时此刻存活、摄食、传种之所需，从功能性的工具转成了往昔岁月故事的记忆载体。而且我们会察觉到，当未来的可能性已阻断，如同一棵树不再生长，现在失去了未来的保护，这些东西便只能枯萎、剥落、腐朽或者石化，而我们仿佛看着它发生，在进行中。如此，我们便能感同身受、联系着当下人类文明世界往下读。
爬虫馆的生物奇形怪状，展现了一场没有风格，也没有计划的形式大搬弄，什么都有可能，动物、植物和岩石彼此交换了鳞片、尖刺和凝块。但是在无法胜数的可能组合里，只有少数——也许正好是最难以置信的几种——组合固定下来，抵挡了各种拆毁、混杂和重新塑形的变动力量，然后，这些形态迅即都自成一个世界的核心，与其他形式永远隔绝，就像动物园内分隔它们的成排玻璃箱笼一样。这些有限的生存样态，每一种都有它们自身的怪诞，以及自身的必要性和美丽之处，却又属于生物学上的同一个目，在这世界上可以辨认的惟一的目。植物园蜥蜴馆的各个明亮的玻璃箱里，昏睡的爬虫躲藏在来自它们原产地的森林枝叶和岩石，或是沙漠的沙砾之间，这反映了世界的秩序。那可能是天空在地面上的观念映照，或是具有创造力的自然，其秘密的外在展现，也是隐藏于存在之物深处的规则。
那隐隐约约吸引着帕洛玛先生的，是否就是这种气氛，而不是爬虫动物本身？一种潮湿的、柔软的温暖，像块海绵般的吸取着空气。一股刺鼻、浓重、腐败的恶臭，令帕洛玛先生屏住呼吸。阴影与光亮凝滞并陈，宛若白昼与黑夜的静止混合。这些就是想要窥探人类以外世界的人，所获得的感受吗？在每个玻璃箱那边，有着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样子（或是人类消亡之后的世界），揭明了人类的世界既非永恒，亦非惟一。帕洛玛先生参观这些睡着巨蟒、大蛇、竹林响尾蛇和百慕达蝮蛇的箱笼，就是为了要亲眼目睹，以便了解这个道理吗？
但是对于人类缺席的这许多世界而言，每个玻璃箱笼都只是这些世界而言，每个玻璃箱笼都只是这些世界的一个细微样本，取样自或许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自然界，只是个几立方米的小空间，依靠精密的装置来维持固定的温度和湿度。易言之，这一套上古寓言动物集的每个样本，都是由人工维持生命，仿佛它是我们心灵的假设，是想像的产物，是语言的建构，是荒谬矛盾的推理，而其企图是要证明只有我们的世界，才是惟一的真实世界……
演化论流传着许多误读误解误用的神话，其中一个是所谓“生物极度完美及复杂的器官”的概念（相对于帕洛玛先生在鬣蜥蜴身上看到的那些无用沉重东西），一如古尔德指出来的，这反倒和天择演化的最基本逻辑不容易相容。简单来说，如果生物及其器官构造的完美适应是缓慢的、尝试的、逐步的完成，那么“这些有用的结构最初期的形式到底有何适应价值？”也就是说如何才能让每个中间步骤都合理。“如果一个生物只拥有眼睛（眼睛也是演化出来的，少数生命才拥有的）最初百分之一的构造，这对它又有什么好处？模拟粪便的昆虫能借此保护自己，但如果它的伪装只有百分之五像粪便的程度时，那还能有什么保护作用吗？”由此，古尔德以类似列维—斯特劳斯“修补匠”拆解／转移用途的概念，讨论了不必完美的器官以及局部的、镶嵌式的适应。同样的，天择演化在消灭不适应个体和无用的器官构造中也是逐步的、更换的、调整的、遗迹处处的，更常不以整个地球为单位（比方有袋类在南美洲的覆败和在隔离澳洲大陆的存留欣荣）。物种的大毁灭不是演化的常态，那通常有戏剧性的巨大外力介入，诸如一颗大陨石闯入或者气候、大气起了急剧变化。天择的淘汰基本上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死亡方式，它是丧失了用途或说丧失了可能性，它只是被弃置，孤寂的、安静的，一点一滴的逐渐死亡。古尔德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出来，马这个美丽、敏感的大眼睛物种，就生物演化而言应该是个走入岔路死巷、灭绝的物种，是人类的喜爱，人类的畜养和保护，让它存活了下来。
完美的器官并不存在，所谓完美只是我们冻结时间的一句赞叹语或礼貌话。这样一种恢复了时间流动显现出其层次、万事万物皆“完美中”或“死亡中”，得一物一物检视、猜测的世界图像，所支撑起来对人类文明作为“一个”小说目标的思索，是卡尔维诺式的，也是朱天文小说逐渐水落石出的模样。
我个人不止一回惊讶到朱天文和卡尔维诺的相似，有机性的相似或者说逐渐的趋近叠合（以某种“同功演化”的方式，意即以不同生物材料、不同演化路径的趋同，像鸟和昆虫的翅膀），尤其在书写世界里一些特殊的、并不容易那样的地方。我说的首先是，他们绝对有太足够的聪明、敏锐和挪移翻转文字语言的技艺，看穿眼前世界遍在的庸俗、虚伪、粗暴和愚昧，却奇怪的几乎不讥诮不嘲弄，就连顺手的、已送到眼前的都一一轻轻放过柳暗花明，背反着书写者“聪明／讽刺”的最基本正比关系。这一点依我个人看已近乎奇观了（别想托尔斯泰、纳博科夫、葛林或昆德拉这样的人，想想温文如契诃夫或博尔赫斯这样的人），但更特殊的毋宁是，这样温和有礼且富同情心，他们的小说却有一种奇异的冰冷，其温度不相称且远低于书写者自身的人格心性。我们读小说的人很容易心生赞叹，但很难感受到自己的心事被触及、自己难以言喻的处境被说出来，得到慰藉，遑论仗义执言。这种就差这么一点点的感觉其实是挺失落的，我们并肩站在同一个生命现场，看着眼前一样的人和事物，我们才要开口交谈，却发现他们的心思已滑了开去，已飞到了远方某处，用卡尔维诺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我不热衷于漫无目标的游荡，我宁可说，我偏向把自己托付给那直线，寄望那条线延伸到无穷，使我变得遥不可及。我宁愿详尽计算我飞行的轨道，期望自己能像箭矢一样的飞射出去，消失在地平线上。”
在小说诸多的可能“用途”上（其实是可共容的），他们不用之为克敌制胜的武器（比方昆德拉），不作为融解个人独特经验硬块的故事传递（如本雅明语），它较专注地、线条清冷地使用于认识。
由此，从最细琐最贴身的视觉经验现场123。就直达宇宙、文明、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云云，时间的样态无可避免地彻彻底底变了，它易为某种历史时间（以百、千计）、文明时间（以万计），乃至于演化时间（以亿计）。这里，马上暴现开来的便是书写者本人以及所有人生年不满百的狼狈滑稽生物原形；跟着，所谓的变动、进步、可能性以及结果都在不同的时间丈量尺度下改变了感受及其意义，并直指一种深刻的、极富内容的虚无（如卡尔维诺自问的，“渊博”和“虚无”是否已混成一体？）。冥思遂成为必然的，或甚至是人惟一可能的应对方式，只因为以日和月计算的个人行动太不相衬于以亿万年计算的时间，鹊桥俯视，人世微波，人最乐观、最有效乃至于最爆发的行动成果预期，只能水花般泯灭于此一时间大海之中，成为哈姆雷特式的悲伤。也因此，卡尔维诺和朱天文一样宛如大隐的生活方式，还有他们不约而同的沉静寡言已届失语边缘（《巫言》中朱天文写自己奋起出门见哈金那一段，和《帕洛玛先生》末章《帕洛玛先生的沉默》，尤其是其中《3。3。2。宇宙是面镜子》那节几乎如出一辙，相互解说，亦一样辛酸），除了恬静不争的修养和个人生活选择之外，极可能还有着硬碰硬的认识基础、有不得不耳的成分。
这样的书写目标，这样的冥思进行，其实很容易让人变得残忍——我说的倒不是本来就铁石心肠如鱼得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者流，而是由同情由义愤开始、最终却敌视人道主义的人。然而，素朴的人道主义和大时间结论的天地不仁云云并非完全不可共容，即使以某种矛盾的、道理不容易说清楚的方式并存，人的确确实实感受不必因为某种理性逻辑的判定无效而取消它。这一点，杵在实体世界、真人真事世界的小说家总是远比抽象真理的思维者要强韧也要谦逊自省，事实上还更深奥（矛盾并陈是事物深奥的必要表征，相对来说，所谓的“真理”总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可说完，也直线般一眼就能洞穿）。
理智上晓得无力及远的义愤和同情，遂以某种不追究其成果、某种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的形式保留下来，如每天都得做的洒扫清理工作，如朱天文在《巫言》中说马修·史卡德的戒酒一天就是一天，清醒一天就是一天，还有她欲说还休引用的古诗，怜取当下，“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无论如何，这样典雅的、节制的、知性的低温，并不真的是无情，内行的、细心的读者仍看得出，如内行的、细心的厄普代克说，卡尔维诺最温暖、最明亮，卡尔维诺对人类的真实，有着最多样、最仁慈的好奇。
我没说这样的怀疑、这样的矛盾并陈是容易的，事实上这的确有作茧自缚的味道，是小说树立过大野心目标的代价。《巫言》中最动人的篇章，我以为是重回父亲死亡的那一段，现实时间来说这是足足耽搁了十年的书写，对于一位如此独特的、意义深远的亲人离去（父亲、朋友、同业、启蒙者、家的创建者等等），不是那样直接的情感相悲恸不在或说这才想起，而是当你要想清楚它乃至于说出它来时，总发现它消融于你所知道无时无处不有的、数字无限的，以至于已是某种日出日落生命规则的死亡大海之中，它的独特性何在呢？你要如何不损伤它同时又合理地安置它并说出它来？最后，朱天文借助的是一本偶然发现的，“砖头厚，猩猩绿书皮”，父亲最后看的一本书《细胞转型》。
在这本罗森伯医生探索癌症之谜的科学著作中，朱天文循着父亲的脚迹如小心翼翼闯入了他最后的梦境中，看到了父亲仍恪守着这一生阅读书写习惯、恪守着自身职业伦理地校正着书中的每一处错字错植乃至于标点符号（朱天文朱天心都公开讲过，从小父亲读她们小说原稿时惟一做的就是铅笔错字校订，并温柔地以狗耳折页标示出来方便找到），而朱天文同时也细心看出来，这些校订的笔迹黑、红、蓝各色并陈，背反了她再熟悉不过父亲总一支笔用到涓滴不剩的节俭洁净习惯，这既复原了当时父亲的路线行踪（“在客厅沙发老窝，在赴岛南文艺营凤凰木正火红的长途火车上。在医院病床，在回诊的候诊室一廊屋病患和家属好似仓皇转运站不知会给发落到哪里。”），也悲伤地暴现了渗透于如此精神奕奕心志中的衰弱失魂（“我如闻其声老爹啧啧自咒因为转眼笔又不见了在找笔，那些围在老窝四周的日用小物件简直像长了脚，刚刚还在，这会儿怎么也找不到了。老爹大悟告诉我们，人老了咕叽咕叽个不停，原来都是在咒骂自己，忘性，手脚不灵光，脑不听使唤往东却走了西。我不敢相信我遇见的，可书页最后名词索引，‘Prognosis，预后：疾疾的期望后果’，疾疾，校正为疾病，老爹的字仍然精神饱满。”）——父亲面对的究竟是自身的一死还是普遍的、众生的死亡？探问的究竟是自己恶疾的可能乃至于侥幸、抑或依然转为知识（一种马上随肉身灰飞烟灭的短促知识）的纯净吸收学习呢？
然而朱天文个人的回忆也就这么多了，或者能说出口、愿意说出口的也就这么多了。当你不知道如何说，也就不知道该怎么想了。小说旋即跳入2。3。的故事叙述和冥思，进入到罗森伯医生的细胞奥秘世界里去，父亲的死变得像是注脚了，像引证历历的其中一则实例，在凝视知识的眼角余光中。如此，噤口不语的悲伤化成了沉积沃土也似的忧郁，朱天文自己也意识到其中的无情、其间的解脱／负咎惩罚的成分，这是代价，不见得是她要这样：“天启曾以斯特劳斯的面貌温柔说，描述才是所有科学的根基。我无意质疑实验的价值，而只想提醒一句，观察应是第一步骤。惟有透过观察，才可能发现问题，而后才能用实验来解答。别忘了，对科学家最大的恭维莫过于对他说，唉呀，我怎么没看见？／是喔世界如此之多样，我观察，我描述。然而也许我已忘记自己的来时路？”
知识的追索也成了一种遗忘，你不一定要的遗忘。
朱天文和卡尔维诺。这原本只是我个人这几年来进行不怠的私密阅读方式之一，私密阅读乐趣之一。我不断让他们的书写参差交叠，如同安排一场定期且持续的交谈，就像我手中一本非常好的对话之书，由博尔赫斯和萨瓦托这两位违隔半生避不见面（他们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合）的文学大师老友对话，我自己则一旁扮演巴罗内这样提问、胶合并记录的角色。我由此看到了想到了很多原来发现不了如擦身而过的东西，这些原本就丰硕的藏放在他们的文字之中，我也因此得着了某种超乎我能耐的猜测能力，居然若合符节的可以猜中日后才写出的作品。当然这指的只是朱天文不是卡尔维诺，卡尔维诺已事成定局不可能再有新书，这也许要再等到我自己哪天更大年岁、懂更多可以堪堪站到他《帕洛玛先生》书写后所在的位置，才可望思议他天若假年再写出来的东西。我与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具体的题材选择、书写接下来会在怎样的现实一角触发是无可猜想的，这由偶然决定，有时鬼使神差到就连书写者本人都不见得能预见。但我观察我描述那个主体的我基本上是连续的，以某种日复一日的专注面向我们或许比较喜欢以无尽来指称的未来可能性，这里有一部分是透明的、可参与的。
需要再强调一次这不是阅读朱天文（或卡尔维诺）的惟一方式惟一路径吗？我以为这不仅是小说阅读的ABC，还是小说阅读者对书写者的基本礼貌。这里，带点以暴易暴意味的把卡尔维诺提出来，很大一部分是现实阅读策略的考量，为的当然是挤走张爱玲，那个盘桓不去在朱天文小说上空已几十年了、幽灵化了的张爱玲。用张爱玲来说朱天文小说的可能性老早已用尽，以至于变成了扯回而不是打开，我们该放张爱玲好好休息了。
温和不争如朱天文对此倒是从不多说话，也自始至终对无论年龄、阅历、视野以及知识准备都已成她文学书写“后辈”的张爱玲（指的是她每一部小说书写时的真实年岁，以及那个方兴未艾的小说年代）保持善意乃至于敬意，人前人后皆不来心理学弑父弑师那公式一套。这其实是朱天文且阻且长的一贯书写方式，她不怎么接受社会的暗示，不更换成另一种书写人生，她缓缓地累积也因而缓缓地调头抽换，新的小说建造在旧的小说土地上，不迁徙不留遗弃的废墟，甚至新的信念使用的还是旧信念拆下来，改换了位置、意义和用途的老材料。用赫拉克里特的话来说是，阅读者很容易不察地以为自己伸手进去的仍是原先那一条河、那一部小说，仍是朱天文和张爱玲。
所以，换一个通关密语吧，把张爱玲删除，试试卡尔维诺（或者谁有更好的建议）。谁都晓得，长期使用同一个密码是很危险的，容易发生你的东西遭盗用一空的不幸之事。记得定期更换确保自身权益。世纪末的这一趟路
从悲伤到忧郁，卡尔维诺这么解释——“正如忧郁是悲伤着上了轻盈的色彩，幽默则是丧失躯体重量的喜剧（尽管如此，人类肉体的这层次，仍然成就了薄伽丘和哈布雷的伟大），它对自我、对世界、对所有攸关得失的关系网络都加以质疑。忧郁和幽默交织混合，不可切分，彰显了丹麦王子的语调——这种语调，几乎可以在莎士比亚的所有剧本中从许多哈姆雷特之化身的口里认出来。《如你所愿》中的杰克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下列的句子中定义了忧郁，‘但那是我自己的忧郁，以多种草药混合，炼自多种物体，更是我在旅程中的多方冥想，而借着经常反复思索，将我包裹于最幽默的悲哀中。’所以，那不是浓稠、晦暗的忧郁，而是一层幽默与感觉的微尘，就和其他构成事物的基本物质一样。”
这真令人啧啧称奇，尽管在文学书写历史上并非不常见但依然不改神奇。卡尔维诺的解说系写于一九八五年（朱天文深入电影世界，尚未写完《炎夏之都》集子里那些有点硬块、有点未熟成的短篇小说），而所引述那番以草药混合、提炼自实物并加以冥想和反复思索的几乎不能再精准话语，更是好几个世纪之久了，但却仿佛预告着二○○七岁末的这本《巫言》，新鲜欲滴。所以说博尔赫斯是对的，书的评论可以超前写出来，依据你的人和历史的不懈同情和理解，以及某种热切的探问。
而《巫言》也果真是朱天文最滑稽的一部小说，陆续发表于副刊和杂志时令不少人笑出眼泪来。过往朱天文的小说并不如此，比较娇矜，比较知书达礼，不苟这样的契诃夫言笑。
今天已是二○○七了，廿一世纪初年，尽管世局和人心并没因此变好，所谓的“世纪末”却丧失了日历计算的直接支援，又回转成为原来的冥思象征之词。这样其实也好，让它从人云亦云的不用脑子世界退出来，洗掉了添加的流行语成分，也洗去了一部分顽固的、急躁的宗教味（可怜的宗教人士又回去等一千年），让认真的人得以比较不被打扰、不被污染、不一句话才出口就横遭篡夺无法进行讨论地继续用之面对人类文明命运的大题目。
写出《世纪末的华丽》（并进一步用为书名）的朱天文在台湾此地算占领了相当一部分世纪末这词，但意思有点不同，她不认为这是结束，而是开始。朱天心曾借由自己小说里一名中年男子作家之口这么说这篇小说：“你看过吗？去年在文学圈引起一阵讨论的小说，描写一个才二十五岁却老衰若僧尼的女子，隐居似的在某大厦顶端筑一间这个咖啡馆味道的小屋，成天晒晒药草、自制怪茶、看看落日和城市天际线，是我近年看过最恐怖的作品。”这个“恐怖”，除了作为赞誉的变形字之外，还真的是某种令人打起寒战的生理反应恐怖。我回头翻阅彼时讨论这篇小说的各家评论文字，有些莞尔于众人某种程度都被朱天文给“骗”了，像被某种暴射的文字光华，被喃喃而起的吟唱咒语给震慑得不能动弹，就像《圣经·先知书》里那些进入幻境的以色列旷野先知一样。我指的是他们所谓朱天文写出了年纪、写出了中年和时间的沧海桑田云云，真相其实是，朱天文直接跳过了年纪，取消了中年，事实上还越过了死亡，如干将莫邪般专注地纵跳进去。跳进去哪里呢？《世纪末的华丽》预告的是眼前这个文明的必然崩毁，而不是米亚这个人的衰老和死亡，她甚至相信，以某种无可质疑的、如接受秘密神谕方式的，自己会是存留者，是新世界的夏娃或者说新夏娃世界的一员（历史已给过了男性机会以及这么长的时间，但他们陷于抽象、丧失实体、隔绝于每一生命现场的理论和制度搞砸了不是吗？）。而崩坏如果已是定局，等于说的是此时此刻已进行之中了，是现在，你当着手为下一轮女性的、实物的太平盛世做预备。《世纪末的华丽》由此写出了一个极诡异的时间景观，不是现在总无可阻止地化入、消亡于非过去即未来的奔流时间大河之中毫无厚度，而是倒过来，过去和未来两头倾注于此时此刻，让现在几近无限地膨胀、凝结、延长，以某种近乎全然静止的最从容最徐缓速度进行，时间分解成光阴实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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