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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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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世纪，对中国文化批评最甚者，是著名作家笛福。他的《鲁滨逊飘流记》几乎把中国人说得一蹋糊涂，一无是处。
这部游记共三个部分。我国读者大多只知道第一部分，对第二、三部分知道的人不多。在第一部分，主要是鲁滨逊在西方各地飘流。
第二部分里，则在东方飘流，其中包括中国。
第三部分叙述鲁滨逊的感想，其中就有关于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批评。请看他在第二部分借鲁滨逊的口气所写的两段话：“中国人的骄傲，简直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只有穷困才能达到这种程度。穷困和骄傲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悲剧。
“我不得不认为，美洲那些赤身裸体的生番，要比他们快活得多。因为那些人既然什么都没有，也就不构成苦难。至于中国人，则在慢而无礼。
但就大体而言，只是一些乞丐、一些苦力而已。
他们还死要面子，那些不可以用言语形容的，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衣饰和房屋上面，也表现在他们大群的仆役和奴隶上面。此外，还有极其可笑的事情。据说，世界上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任何人都是他们鄙视的对象。
“看到那些在极度简陋和愚蠢中的人那样高傲，那样专横，那样蛮不讲理，我简直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使我更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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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新儒学批判
的了。他们有机智之名，其实机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场合，我和我的朋友西蒙神甫觉得再可笑没有了。“
①
当时的西方为了抵御中国文化的渗入，有几家颇具影响的刊物连篇累牍地登载对中国文化批评的文章，英国的《君子杂志》和《每月评论》就是如此。此外，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曾在他们的著作里批评中国的专制制度和儒家文化。
对于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不少思想家责之为“空泛的想象”
，“缺乏应有的历史知识”。
１７、１８世纪是西方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西方人对自己的理性文化与科学文化充满着信心，相信他们的文化不仅是最好最新的文化，而且是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景所在。
因之，他们对于异域的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抱有轻视的情绪。
但是到了１９世纪乃至２０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理性与科学在西方世界受到怀疑，“欧洲中心论”
的文化观被动摇，许多西方人自此失去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开始向非欧世界寻求精神食粮。
上帝之死与现代西方人的精神饥饿
李约瑟博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西方人的思想通常在世界是一个自动机和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神学之间
①以上材料转引自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４４—４８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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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４
摇摆。“
①他称之为“欧洲特有的精神分裂症”。
近代西方文化是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从中世纪过渡而来的。前文说过，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反对上帝，他们的批判之剑只是指向中世纪的教会和经院哲学。
相反，上帝信仰的思想之根仍然深扎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这是因为，上帝信仰的意义关乎着人类自古以来所思考的两大主题，即人生的终极关怀和世界的最高原则。近代科学看似对天启信仰的背离，但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是对自然与人生最后原因的追问。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与科学探索很大程度上说是在做着同一件事。科学的进步带来理性的萌生与发展。理性，从本质上说，就是科学的理性。由此决定着，近代思想家们意图用理性战胜中世纪的愚昧，但理性本身又带有缺陷，仍然同上帝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就是，在西方近代思想家们那里，理性不仅仅是一面旗帜，还是一种力量，具体说是一种相对于信仰的认识能力。
通过它，人们可以摆脱愚昧，走出思想受奴役的境地。但是，理性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植根于近代科学的一系列成就，是科学知识的普适性和自然规律的因果性给了它无可辩驳的权威。理性的根基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或曰事物的本性。理性的至上权威，实质上就是科学的至上权威。因之，理性与科学的要求就是把世界看作绝对的有序。正是这种世界绝对
①转见沈小峰：《普里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第２３３页，陕西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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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的思想之结，使上帝信仰与科学信仰或理性信仰走到一起。
在中世纪神学家们的眼里，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与因果，都操之于上帝之手，是上帝的全智全能保障了世界万物的有条不紊，而在近代思想家们那里，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既有着内在的因果联系，又有着最后的原因。正惟如此，他们在对人生、社会与自然的理性思考中，又不得不请出上帝作为他们的理论支柱。这在维科那里为“天神意旨”
，在康德那里为“大自然隐蔽的计划”
，在黑格尔那里为“绝对理念”
，在牛顿那里为“第一推力”。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正是因为自然法则和严格的因果链条的存在，才有可能使人们运用理性去认识世界。而人既然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就必须像其他自然物一样，受制于严格的自然因果律。
伏尔泰曾说过：“如果全部自然界一切行星都要服从永恒的定律，而有一个小动物，五尺来高，却可以不把这些定律放在眼里，完全任性地为所欲为，那就奇怪了。”
①
美特利干脆直呼“人是机器”。
②启蒙思想家本想用理性作旗帜，去否定宗教的权威和打倒王权的偶像，但却没有想到，理性在他们的一片欢呼声中，不知不觉地也扮演起权威和偶像的角色来。换言之，理性变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和一尊新的偶像。一切以理性为尺度，为准的，无异于把理性摆在上帝的位置上。
①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２８０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
②拉。美特利：《人是机器》，第２０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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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４
按照启蒙思想家的口号，崇尚理性，就是发扬人的个性自由，坚守人的自我价值。但是，理性被机械化，被奉为新的权威和偶像，不仅使人们的个性自由不可能，而且在理性之光的普照下，人们变得看不见自我，或曰失去了自我。正如本世纪科学史家布尔特所说的：“从前，人们认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富有色彩、声韵和花香的世界，一个洋溢着欢乐、爱情和美善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和谐而又富有创造性的世界，而现在的世界则变成了一个无声无色、又冷又硬的死气沉沉的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像在机器齿轮上转动，可用数学方法精确计算的世界。”
①启蒙思想家原本以为理性与自由同义，或以为理性是自由的保障，有了理性就有了自由。
但事实上，自由与理性处在相互冲突的两极。
任何过分崇拜理性和把理性当作最高原则的做法，都是对自由原则的否定和对自由精神的限制。
理性主义思潮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体现的是西方人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乐观看法。但是当历史车轮滚到１９世纪的时候，西方文化却遇到了麻烦。
第一，劳资关系的紧张，使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马克思的学说武装起工人阶级，试图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接二连三地出现危机，致以许多文化人开始从根本上怀疑资本主义文化体系是否合理。第三，随着世界各地交往的增多，非欧文化大量地被介绍到西
①布尔特：《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Ｅ。
Ａ。
Ｂｕｒｔ，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第２３６页，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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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新儒学批判
方，使西方人认识到没有上帝缺乏科学理性的外域文化同样有它们自身的价值。正是上述原因，使西方许多文化人开始对他们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并由此走向消沉，一场非理性主义的思想运动亦由此而开始。
掀起这场非理性主义思想运动的，有两位代表性的人物，一位是叔本华，另一位是尼采。
叔本华生性孤僻而又孤傲。他与黑格尔同时代，且同在柏林大学任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黑格尔被誉为“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其哲学是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经典表述。
叔本华既嫉愤黑格尔的走红，又深恨黑格尔哲学的虚伪，痛骂黑格尔的思想四分之三是胡说八道，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指责黑格尔的门徒和崇拜者是一群“被糟踢的大学生”。
叔本华的哲学灵感不是来自自然，更不是来自外在的原则或理性，而是发思于人的感性生命。他认为人的生命本质就在于意志，而不是理性。理性虽有，但却不是人的生命本质，而是一种表象。
在意志与理性的关系上，叔本华认为，意志是原生形态，理性是次生形态；理性依赖于意志，服务于意志，意志则不受理性的任何限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将意志与理性完全分开是我的学说区别于以往所有学说的主要之点。”
那么意志是什么呢？
叔本华回答说：“意志本身是无意识的”
，它是感性的冲动和生命的鼓骚，没有原因，只有盲目。
正因为意志是无意识的冲动，所以在意志面前，任何规范、理性、法则都是多余的。他不同意康德把“绝对命令”作为道德之源，认为那是“神学道德的改装”
，是“矫揉造作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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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４
物“。道德的第一驱力就是意志，”意志既不知何为理由，也不知何为结果“。
意志就是自由，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律令。
因此，世人所言的道德规范理性法则等等律他性的东西都与意志大相径庭。让意志高歌，就必须使规范与理性沉默。
叔本华是一位悲苦的哲学家。
他格外崇拜东方的佛陀，认为佛教以苦为根为本的哲学才是世界的真理。不同于佛陀的是，他不是从一个“苦”
字出发得出关怀人类的利他主义，而是由意志的扩张导向极端的个人主义。
他认为，人生珍贵，生命意志的第一要求就是自我保存，对幸福、享乐、愉快的不可遏止的追求就是生命意志的驱力，而生命意志的张力就是利己主义。在利己主义的冲动下，人们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他人，为自己的生存权利不惜毁灭世界。
从对利己主义的揭示，叔本华给世人描绘出了一幅极其悲苦的人生画面。他的推论是：人之所以利己，在于人有欲望；人之有欲望，在于需要、困苦和不满足。因之，痛苦是初始的，是生命的本原意义。而且，在他看来，人生虽有快乐的时候，但快乐只是暂时的，虚幻的，来时给人留下一时的欣喜，去时给人留下的却是长久的痛苦。因而，快乐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是痛苦的源泉，因为任何欲求都是对快乐的贪恋。叔本华的结论是：人生即痛苦。
不过，在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占统治地位的１９世纪上半叶，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真正对理性主义哲学给予摧毁性打击的是尼采。
尼采与叔本华有着同样的气质，孤僻而又孤傲。他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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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甚至不愿意信仰上帝。他的著作“用血写就”
，“用铁锤作哲学思考”。
在哲学上，他严厉批判自柏拉图之后一千多年来的唯理论，特别对１８、１９世纪以理性主义为躯干的哲学体系展开猛烈攻击；在宗教上，他高喊“上帝死了”
，向世人发布基督教传统终结的讣告；在道德上，他鞭挞传统的奴性人格，重造人类的价值体系。在尼采看来，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些“苍白的概念动物”
，“像乌龟一样缩回他们的感官，停止与世间一切事物的接触”。
而且，尼采深深感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与中世纪神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所谓“理性”
，不过是上帝的第二形象。在他的哲学里，唯一真实的世界就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什么理性、规律、本质、神意等等超自然的东西都是教士型的哲学家杜撰出来的。人非机器，不可能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而生活。相反，人只有从理性的原则下解放出来，才能发展个性，实现自己。
尼采的哲学以彻底的反传统精神而震撼世界，震撼的程度可谓山崩地裂。在他的哲学里，没有给传统留下半点存在的理由和余地。历史不仅是一个虚无，无甚进步，无甚发展，而且是垃圾一堆，到处充满着荒唐、陈腐与恶臭。而他的任务，就是将人类从这一历史的垃圾堆里扯出来，并将历史的垃圾堆清洗干净。因之，所有的文明成就和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艺术家、道德家都在他的嘲讽之列。他说：“我吩咐人们推翻他们的讲坛，一切古代的傲慢所踞住的交椅；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伟大的道德家，他们的圣哲，他们的救世主；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阴郁的哲人，嘲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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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４
踞住如黑色幽灵的人，使他们离开了生命之树。我坐在他们的伟人们的墓道上，甚至于在死尸和鹫鸟的旁边。我嘲笑一切的过去，和过去的腐烂而残败的光荣。“
①
尼采之所以敌视文明，在于他认为一切文明都是虚幻的，罪恶的，它非但限制和扼杀世界之真，而且用一些漂亮的外衣把世界装扮起来，使人对之迷恋，从而在迷恋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离开生命之树，并乐观地走向坟墓。他把以往的人类文明统统比作“颜料罐”
，其功能就是把活生生的人类涂成各种颜色和样式，并打上记号，带上面罩，但却暗中抽走了人的内脏和人的精神与血肉。在尼采看来，文明所塑造的人类，与其说是生活着的，还不如说是死亡着的，甚至比死者的处境还糟。他写道：“我宁愿在地狱里和过去的幽灵一同作工，因为地狱里的居民比你们更有内容！今日之人啊！我的内心的痛苦是：既不能忍受你们的裸体，又不能忍受你们的穿着。”
②
尼采的哲学，破坏与建设并重。他既要“重估一切价值”
，同时又试图给人类一种新的生命意义。
这是尼采不同于叔本华的地方。在叔本华那里，只有悲苦，别无出路。而尼采却在悲苦的同时，找到了新的价值祈向——酒神精神，并在对酒神精神与太阳神精神二元对立的思考中，抱定理性毁灭与价值重建的信心。
太阳神阿波罗是光明的象征和理性的象征。用尼采的话
①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卷三，《新旧匾额》。
②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卷二，《文明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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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支配着我们内在梦幻世界的美丽形象。与阿波罗精神相对立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是生命的骚动。在酒神祭祀仪典中，人们狂饮滥醉，无拘无束。
这时候，人们只有激情、冲动，在忘我的境界里，没有理性的任何市场。正是由于对酒神精神的推崇，尼采构想了他的“超人”学说。
“超人”是什么？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有一段长长的解释文字。大致说来，超人的品格就是超越传统，超越上帝，超越现存的一切；它不依陈规为价值标准，而以自身为存在意义；它不必为真理操心，而以自我生命为宏旨；它将冲破昔日理性主义的余辉，从而“使那些飞离的美德重返大地——归返肉体，归返生命”。
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的学说如同物理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尽管１９世纪末，反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并非尼采一人，比如像柏格森、狄尔泰、基尔凯戈尔等人都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但使西方人真正感到震惊的只有尼采。
同时，也只有尼采，才第一次使当时的西方人从传统的文化理想主义的梦乡里惊醒过来。
尼采对人类文化的悲剧性思考，决定了他必然成为一位悲剧性的思想家。
他的这种“哥白尼革命”
式的文化理论，带给人类的价值是正负两方面的，而西方文化也就通过尼采学说的摧毁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这一文化转型及其给西方人所带来的心理负荷，我在１９１年出版的《神论》里，曾作过如下文字的概述：尼采把哲学从神学或准神学里解放出来，把人类从虚幻的梦境唤到了社会现实中来。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给人们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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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４
来了一种崭新的价值体系。人们完全是自己的了，不再是上帝的奴仆，权威的附庸，规范的绝对服从者。一切身外的条条框框就像打碎了的玻璃，什么信条、道德规范，统统送去见鬼，剩下的只有人的本能、冲动和狂热。这是尼采的功绩，也是尼采的罪过。他创立新的价值体系，但人们在这种新的价值体系里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创立“超人”的人格模式，但“超人”始终未能超越。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超人”无所依托，无所适从。自此，人们就像离家出走的孩子，在蛮荒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没有规范，没有体统，没有自己的窝。他试图在酒神精神下，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但新文化一经诞生，就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
面向东方：迷茫中的一线希望
尼采将西方人从精神家园逐到精神荒野，这在西方文化的进路上，无疑是一大转型。但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文化转型的速度或许要缓慢得多。价值问题是文化的深层面，其变化常常采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即是说，每当文化转型时，最先感受原有文化价值负面的，只能是那些睿智的思想家。他们由感受而思考，而告知世人。但人类是一种矛盾的生物，他们时时盼望着进步，盼望着新的生活，但同时又有着强烈的恋旧情绪，有着思想和行为懒惰的毛病。
由此决定着，一种新的思想，尤其是一种彻底的反传统的思想，要想为大众所普遍接受，必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奇＋书＋网＇
１９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于中世纪神权和传统的专制王权的背离，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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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新儒学批判
一个漫长的过程。
然而２０世纪初年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和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之后不久，整个西方世界就陷入了全面的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这其中的催化剂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弥漫硝烟。
在历史学家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２０世纪初年，有着内在的原因，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但在西方普通的民众看来，这次大战太突然，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
况且，这次大战死去的人数之多，耗去的财力之大，实在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西方人素来有“末日”的恐惧心理。面对战争所留下的惨痛场面，他们深感到，这或许就是“末日”的来临。
于是乎，他们开始普遍感到不安，感到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
１９１８年７月，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德国一名中学教师施宾格勒出版了一本题为《西方的没落》的书。这是一本篇幅颇大而且行文十分奥涩的书，但却使整个西方世界的读者为之震惊，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印量竟高达１０万册。
①
为何施宾格勒这本难读难懂的书拥有这样多的读者？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第一，施宾格勒所描绘的西方文化前景是一片令人不敢前瞻的景象，而这一点正好与当时西方人所普遍拥有的“末日”感相契合。第二，施宾格勒对于西方文化危机与没落原因的解答是全新的，与在此之前西方人所普遍持有的文化观大相径庭，而且这种解答又恰好与当时西方
①德雷：《关于历史的几种观点》（Ｗ。
Ｄｒａ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１００页，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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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景象互为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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