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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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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OSS唐
【由文，】
正文
编辑推荐
《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最小小本生意实战圣经。
面对两夜来的尴尬局面，我又想了一个晚上，决定换块广告牌，把“十元三双”改成“十元四双”。
第三夜，我在“十元四双”的牌子后蹲了三个小时，抽掉了十根烟，喊了成百上千嗓子，卖出的袜子数量依然是零。
创业之初，我与工人们称兄道弟，同吃同住，不像现在多多少少都讲点儿老板派头。在头一年里，工人喊我都是直呼其名，从不喊老板，左一声大勇，右一声大勇，顶多加个“哥”字，我也从不介意，反倒感觉这样距离近，好管理些。
严格来说，我基本上不懂管理，是个门外汉，书上学的那套对于一个加工厂来说根本不抵用，算是对牛弹琴。不懂只有慢慢摸索。走一步，看一步。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到我加工厂来找他表弟，这人姓什么我都忘了，他表弟在我那里干活。当天我也没留意什么，后来才听工人说他的表哥在台湾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我顿时有种失之交臂的难受。我对那个工人说。我要请他和他表哥吃饭。这家伙一听说有饭吃就来劲了，赶紧联系上了他的表哥。
一个周末，我们仨就聚在了一起喝酒。我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探听到外贸公司是如何经营的。最主要的是打听这些外贸公司是如何找到客户的。
我也不知道前前后后傻乎乎地写过多少封E—mail其间又错了多少英文单词，但我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一次次地写了。写完又异想天开地发出了。只要是有客人求购或经营“工艺礼品”类的，我见着谁就给谁发电子邮件。
小梅说：“好的。对了。哥，我们现在有近二百万了，你打算怎么利用这些钱来拓展我们的事业？”
就算小梅没问这句话，我也在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她我的想法。我一直都在心里盘算着未来之路该怎么走，怎么走才能更踏实更有发展潜力。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全球商品价格越来越透明化。我想，在不久之后，单纯的外贸生意会越发难做。
作者简介
BOSS唐，靠四百元起家的义乌富商。卖过袜子，做过点焊，加工过手镯，开过作坊，现在已是一座义乌工厂的大老板。属猪，生于七十年代，祖籍安徽。
《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上部
第1章 一天没吃饭了，两天没抽烟了，三天没洗澡了！
一九九八年。
一开始，我并没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我的要求只是有份工作，有碗饭吃，有个安稳的家，但是社会一步步地把我“逼”成了富人。从流浪汉到富人，我经历了太多，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强人，而且我偏激地认为这是个大鱼吃小鱼的社会，强者生，弱者亡。所以，我从一个弱者一步步走来，跌得头破血流。我想说的是，我吃的苦、受的罪，与汗水交结在一起，悲喜交加。那些往事，一件件历历在目……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反正是夏天。我只记得自己一天没吃饭了，两天没抽烟了，三天没洗澡了。
我在义乌一个叫廿三里的镇上东走西逛。我想找份工作，但没找到。我不相信自己好手好脚的却找不到工作，但是那些老板看我瘦瘦弱弱的，又戴副眼镜，硬是不要我，说我文不文武不武的，没啥用。
那时是民工潮，不是现在的民工荒。
我两个月前来义乌时，是有工作的——在一家伞厂做学徒。由于不知天高地厚地与人打赌，扬言如果输了，我就亲老板的妹妹一口，结果被刚好路过的老板听见了。结果可想而知，我被赶了出来，两个月白干了，一分工钱也没拿到。
我十分郁闷，我只不过说着玩，又没有实际行动。但人家是老板，我再着急也没用。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
我饿，是真的饿。
我走到一个工地，在那里的自来水龙头前喝了一口水。看守工地的老头老远冲我喊：“喂！不能在那洗手！”
我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穷困与饥饿，使得我的底气还不及那老头的十分之一。我心想，我哪儿有那么讲究跑这儿来洗手，我是来喝“矿泉水”的。
古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好在我昨晚一夜没睡，在大街上捡了几十个煤球（估计是运煤车上掉下来的），不行时可以应应急换饭吃。其实，这些天来，我也没地方可睡，最多就是在小区绿化带的椅子上躺一躺。
我有气无力地晃到镇子上，到一家快餐厅门口时，实在走不动了，那里的饭菜真的是太香了。
不怕你们笑话，那天的我特能理解朱元璋为什么将当年喝的“猪下水”称为“珍珠翡翠白玉汤”。如果有猪下水，那天的我也会当山珍海味来品尝。
其实，这只是一家很脏、很破的农民工快餐店，供附近工地上的民工解决午饭。换做今天，我是不会去那种地方吃饭的，更不可能流着口水、眼巴巴地瞅着流汗的民工们大口大口地蹲在地上吃。
我的脚不听使唤了，就是离不开那家快餐店。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进去看看吧，可能有剩菜剩饭。
但进去后，我非常失望，每个盘子都被饥饿的民工们舔食得干干净净。想想也是，这些来吃饭的民工，一是饥饿，二是花了钱舍不得浪费。这是民工饭店，不是五星级酒店，怎么可能有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肥胖而一身油味的老板娘走过来，问我吃点啥。我说：“什么都行，我想吃饭，可我没钱。”
我的声音很小很小。我毕竟算是半个读书人，懂得廉耻。老板娘看了看我脏兮兮又散发着汗臭的身体，她可能认为我说的是真话。在义乌这种人员混杂的地方，我这样的人她见得多了。她没理我，转过了身。看她转过身，我急了，脱口说：“我没钱，但我有煤。”
“有煤？什么煤？”老板娘问。
“煤球，烧煤炉的煤球。”我说。
“不要。”老板娘说。
我又急了，因为太饿了，我不能不急。我说：“十个煤球换碗白饭，可以不？”很明显，我的语气是低三下四的。我非常鄙视自己当时的态度，但那也是生存之道！
“是偷来的吧？”老板娘问。我说：“捡的。”老板娘说：“还不快去拎来？！”我愣了一下，跑出了快餐厅，我不知道自己是打哪儿来的力气，两腿交换得飞快飞快。跑到一个废弃的院墙后面，我取出了昨晚藏好的蛇皮袋，里面装着黑乎乎的几十个煤球。
我扛到快餐店，当面数给了老板娘，一共三十二个煤球，这样就换来三碗米饭。我当场扒去一碗，剩下两碗留给明天和后天。我首先要保证自己在义乌不被饿死，生存下去，其次才是挣钱。
第2章 沦落到给小姐洗衣服，真伤人自尊
终于让肚子缓和了一下，感觉舒坦多了。
我看到一个嘴唇涂抹得红红的卷发女子正朝快餐店走来。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闻到了浓浓的香水味，这香水味吸引我以更炽烈的眼光，从身后打量她翘翘的屁股，以及袒露在外的雪白双肩。
不用任何人告诉我，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姐，全中国的小姐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扮，而且这种小姐的档次不高，属中低消费对象。
当小姐要了几份盒饭经过我身边时，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打了个喷嚏。我哪曾想到，这小姐居然被我的这个喷嚏吓了一大跳，这一吓不要紧，她手上的盒饭全掉地上了。
这下，小姐不干了，朝我大声骂了一句：“操你妈啊！家里死人了是吧？打得这么响！”
我愣了一下，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时木讷地望着小姐，样子就像个可怜的乞儿。
“看着老娘干吗？赔盒饭！”小姐凶巴巴地朝我发飙。
要是换做今日，我肯定会掏出一沓钱来，随手扔在她的脸上。但是，那时的我，口袋中已经连一个硬币都没有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何况我还不是英雄！
“你他妈的，赔不赔说句话呀！”小姐见我只望着她不说话，也不知我在想什么，于是又说，“不赔是吧？好，你有种，等着别走。”说完这句，小姐走了。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就是没想到撒腿就跑。那时的我还是太嫩了，社会经验极度贫乏，想得也少。
就在我发呆的工夫，小姐回来了，身后跟着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都是长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街痞。
小姐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对高个长发男说：“就是他！”
高个长发男走过来，一把拎住我的衣领说：“小子，跟老子耍狠是吧？你赔还是不赔给句痛快话！”
我怯怯地说：“大哥，不是我不赔，是我没钱，一个子儿现在都没有了。”
高个长发男说：“没钱是吧？那行，你跟我走。”边说边拖着我的衣领往店外走，走到大街上，继续又朝前走……
我朝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自己都没想到就那么脱口而出了。我说：“大哥，你这么拎着我的衣领，手会很酸的，你放开手吧，我不会跑的。”
不料，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还真把手放开了。
被夹在中间，我不紧不慢地跟着一个小姐、两个街痞在烈日下行走。小姐带着花伞，没回头，也没再骂我。我们一行步调一致，就像是一伙人，根本看不出我是被他们押着走的。
我不确定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不确定他们会要我干什么。我也不想确定。我心想，我都混成这样了，一无所有，到哪儿都一样，都能随遇而安。我就像做梦一样，很渺茫、很渺茫地跟随，跟随一路的香水味，留下一路的汗臭。
七拐八拐，没多久，小姐一行人走进了街边一个村子里。当然我没有半途而逃，始终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我不想逃，也无处可逃。
我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小院，这是座红砖砌的二层楼房，也就是当地农民建起来出租的，房东不住在里面。通常，这种低档的出租房中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者，他们与我一样，都把义乌当做是遍地人民币了，反正来的人都能捡点儿回去，捡多捡少看各人的造化。
我看了看，院里很安静，乱七八糟堆满了各种破烂。我跟进院子时，小姐正收伞，收完伞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问高个长发男：“你不会把他带上楼吧？就在这儿解决吧。”
解决？解决我什么？难道为这点儿芝麻小事儿，他们就要杀了我不成？
我害怕起来，声音有点儿颤抖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小姐斜着眼得意地说：“想干吗？没钱就别想出这门了。”
我不是急中生智，而是狗急跳墙地喊了一句：“我真没钱，不信你们可以搜我的身。”
小姐没搜我的身，只是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可能是实在找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加上天气又热，小姐咚咚地上楼去了。我以为小姐放我走了，长舒了一口气。
那高个长发的男人又一把抓住我脏兮兮的衣领问：“真没钱？”
我这下吓得不轻，哆嗦着说：“我，我是没钱了。”
“你妈个屄，跟老子哭穷！”那家伙随手就给我脸上重重擂了一拳。我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痛，另一拳又打在了我鼻子上。一股咸咸的带着腥味的液体流进了我的嘴巴。我知道自己流血了。我想，只要你们不把我打残、打死，就让你们打一顿吧，反正我近日也无事可干，小伤小病无大碍，只要不逼我给钱就行了。于是，我既不喊疼也不求饶。
我忍，我能忍！
另一个家伙也过来凑热闹，他踢了我屁股一脚，好在力道不大，我只是趔趄了一下就站稳了。见我没倒下，好像污辱了他，那家伙冲上来就对我拳打脚踢……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把他打死了！”走到楼上走廊上的小姐不耐烦地朝楼下院子里的两人喊，她显然有些烦躁。
“那怎么办？就这么放他走岂不是太便宜了他？”其中一个男的说。我不能确定是哪个，因为我疼得不行，双手护着脑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
“没钱就干活，找点儿活让他干干。”那小姐站在走廊上说。
“我们这儿有屁活可干呀！”高个长发男的声音。
“洗衣服！你们他妈的换下来的衣服都一大桶了，老娘我才懒得洗。”小姐说，“就这样吧。”
这事好像得由她说了算。事实也是这样，她同意之后我就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摆在了我面前，桶内满满地塞着散发着汗臭味与香水味混杂的衣物。
说句内心话，洗衣服我不讨厌，因为下岗后，我在家没少洗衣、做饭。但不同的是，今天这衣服洗得太伤人，太伤人的自尊。可能人太倒霉的时候，自尊心就会大大打折吧。那天，我只是稍稍感觉到心里委屈了一下，并没有更多的难过。
在房间里，他们留下矮个男看守我，其他一男一女到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
我先洗了洗自己的脸，然后开始洗衣服。看守我的那家伙时不时地叫一句：“你他妈的洗干净点儿！”
在洗衣服时，我闻到了一股香烟味，烟瘾顿时上来了。我边洗边想如何让那家伙赏我一根烟抽。
我这人挺贱，见烟贱。
我这辈子戒了无数次烟都没成功，我对烟的依赖性很重。哪怕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我也想方设法从老婆那里讨点钱来买劣质烟抽。有时羞于自己去买劣质烟，我就让住在隔壁的老头帮我去小巷口的旧杂货店中买。
我抬起头，一脸赔笑地问那个看守我的家伙：“兄弟……”我才讲了两个字，那家伙就朝我吼了：“哪个是你兄弟？你他妈皮痒痒了是吧？”
我连忙改口，说：“师傅，哪件衣服是你的？我帮你洗得更干净一点儿。”
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两只眼睛滴溜溜地在塑料桶与塑料盆之间来回瞅，“就那件青花的衬衣和那条红裤头，还有那条青牛仔裤。”
我按他说的，把三件衣物挑了出来优先搓洗。
那天，我感觉自己特能理解电视剧中跟在日本人后面混的汉奸，虽然行为可耻，但活着的确不容易，要会察言观色不说，还得学会收起自尊拿出一副做奴才的样儿来。那天的我就是这德行，活生生长着一副奴才相。
那家伙看我卖力、仔细又优先洗他的衣服，不再对我吼了。我趁机说：“师傅，你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真香啊。”
“红梅烟，四元一包的，你来根不？”他说。
我知道那家伙中计了，心想就让你显摆吧，反正我有烟抽就得了，于是我继续拍马屁说：“四元的红梅是好烟啊，我抽得很少，因为没钱买。”
我刚说完，人家就把烟递到我嘴边了，还主动掏出打火机为我点上了火。我双手尽是肥皂沫，不能以手指夹烟，就让烟一直在嘴边吊着。我一口一口贪婪地深深吸着烟碱与焦油。
慢慢腾腾，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衣服洗完。很奇怪，洗完衣服我不想离开了，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最起码有可以说得上话的“熟人”。我相信事情都过去了，只要表现得好，他们是不会再打我的。
按照吩咐，我把洗好的衣服都晾在走廊上的铁丝上。
看守我洗衣服的那家伙见我晾好了衣服，便说：“你可以走了。”说完他也进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房门“咚”的一声关上时，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收了一下，好像一种希望瞬间被击碎了。我在心底对自己说，再等五分钟，五分钟内有人走出来，我就鼓足勇气说我想留下来，如果没人走出来，我就离开此地另谋生路。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大概就是这么个关头，有人开门出来了，是高个长发那家伙。他瞅了我一眼，问：“衣服洗好了？”
我“嗯”了一声。
他又问：“洗好了，你还不走在干吗？”
我红着脸说：“我想留下来可以不？”我知道这种请求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我真的无处可去，我只想有饭吃，有地方住，干什么、怎么干，已经是次要的了。
“留下来？”
“是的，我想和你们一起干。”
“你能干什么？洗衣服？”
我无语了，我也想不出我能干什么。我是男人身，我留下来能干什么？我只是穷急了，急需一个地方安身，就像那句俗语说的，病急乱投医。
看我低头不语，那家伙吼了起来：“滚！滚！哪儿来的滚哪儿去！看见你，老子就烦！”
既然这样，还能说什么，我只好抬腿走人，走到楼下毒辣的烈日下，去寻找我能去的地方。
第3章 挣了一点儿给家里打电话的钱
我走到一颗梧桐树下坐了下来。时间对我而言是富余的，我可以随地休息或是无聊地胡思乱想。
那个下午，我特别地想家，想老婆，想孩子。我想打个电话回去，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混成这样，我太不是人了，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我不配为人夫为人父。
我在心底谴责着自己，但这于事无补。无论我怎么骂自己，都骂不来两元电话费。我坐了一下午，就这么想着恨着、恨着想着。后来，我想出招了，我得拼命弄些钱来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担心。
我在梧桐树下一直坐到了夜里两点左右。不是我能坐，而是因为我坐在这儿与坐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与其到处走消耗体力，还不如就在这儿坐着，最起码不会感觉肚子饿得难受。那时的义乌还没有联防队员，如果换成是现在，我可能早就被人客气地打扰了。
夜里两点多钟，我去了开除我的那家伞厂。轻车熟路，我用木棍撬开了伞厂仓库后窗户上的钢筋，爬了进去，然后抱出了五十把收折伞。很顺利，没有一点点不测。
那时的义乌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门卫，甚至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都是自家院子或是租来的旧仓库什么的，然后挣了钱再盖，边挣边盖。仓库大多也是平房，利于搬运货物。我知道后来的大厂中就有这样的，比如二〇〇五年收购上海霞飞的某化妆品厂。
说实话，偷这家的产品我忐忑不安，虽然他们本来就欠我两个月工钱，但我知道这不道德。
从小到大，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但是，在义乌，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真是匪夷所思。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我完全可以省掉这节不写，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但是，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如果省去这些劣迹，就不能让你们充分地去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
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用砖块掩得实实的，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夏天的蚊子特别多，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二〇〇〇九年，义乌全市发动灭蝇、灭蚊活动，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我想，要是那时有这种病，我十有八九会染上，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
早上醒来后，我感觉又很饿了，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不能轻易去动。我忍着饿寻思着这五十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
思前想后，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因为一的风险太大，二又没有把握，三没什么风险，最多得不到什么钱。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洗个澡、刷个牙什么的。
在去找他们前，我也想了很多，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我不能不想，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想得周全才能如愿以偿。
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我还有四十五把，大头在后面，还是有希望的。
我去的时候大概十点钟了，那几个家伙还在睡觉。这是正常的，他们都是夜间工作者。我敲了一个房间的门，出来一男一女，另外一个房间中也走出来了一男一女，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实在不明白我怎么又来了。我拉了拉曾经给我烟抽的那家伙的手，轻声说：“师傅，能不能一边去说个话，我有生意同你们做。”
“什么狗屁大事还不能在这儿说呀？老子还要睡觉呢。”那家伙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说。
“不是，这里人多，说话不太方便。”我小声解释说。
“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就在这儿说！”高个长发的家伙吼道。
没办法，我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蛇皮袋中取出了一把雨伞，然后说：“我有一批伞想找买家，但我不知道怎么找，于是我想到了你们。我觉得你们见多识广，人多面熟，这点儿小事肯定能行。”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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