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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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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面容详和、瑞相非凡的。面相的传统生生不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遇到生人时，总喜欢根据其面相来猜测他的性格。
另一种根据可见的特征来区分性格的方法是骨相学，就是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风行一时。虽然骨相学在20世纪消声匿迹了，许多人仍然相信，一个天庭饱满突出的人是位“足智多谋之士”和敏感的人，而天庭扁平窄小的人多半是头蠢驴，而且铁面寡情。
古代把性格与生理特征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的理论，是加伦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粘液过多的人冷静镇定；黄胆过多的人性急易燥；多黑胆的沉湎于忧郁；血旺的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到了18世纪。其后继的门人弄起了营养新潮、蒸汽浴和其它一些准科学的把戏来较正体内化学循环，以期增强身心健康。
与此相对的是，听起来非常现代的一种方法，却是三个世纪以前由一位德国哲学家名叫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1655－1728）的法学家提出的，他还是赫尔大学的奠基人。托马西亚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通过给不同的性格特征用数字打分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方法虽然粗浅一些，可在很大的程度上却给现代叫做“定级表”的性格评估技术理下了伏笔。他为自己的书取的名字也耐人寻味：《一种实在科学的新发现：对于公众，对于从日常谈话中哪怕背离其愿望地洞悉别人内心的秘密来说都极有必要》。根据现代人的品味，这书名是长了点，这毫无疑问；可是，就其精神实质来说，这与现代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来说却是同样新潮的。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是围绕着心理学中最基本，也是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的：人性是由内抑或由外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倒底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导致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们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人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只需要记住就可以了；而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却反驳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感知而得来的，从而就引发了这场争辩。在17和18世纪，这场争论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儿和其它一些理性主义者争辩说，头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时，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和其它一些人——拿出了调查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而行为主义者们——巴甫洛夫、沃森、斯金纳和其它一些人——提供了实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种争论一直在进行着，而“心性主义者们”（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却用内心（心性的）力量来解释人的性格与行为，“情境主义者们”也用个人体会到的情境来解释性格和行为。
这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对少数团体的公众政策、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和其它许多个人及社会议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相应地，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也一直统治着性格心理学。人们渴求出现一个决定性的科学答案。让我们来看看，两边的研究者和理论家们都在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成果，也看看这样一个答案是否有可能出现。
性格的基本单位
在本世纪初期，对性格理论最大的贡献是由心理分析学家们做出的。弗洛伊德对成人性格作出了一种解释，认为那是自我为控制本能冲动并把它们转换成可接受的行为形式的结果。阿德勒对社会力量对性格产生的影响更有兴趣，比如中间出生的孩子由于位置的关系而成为自卑感的因由。荣格对性格的描述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在的、互为对立的、倾向于决断性和被动性、内向与外向的东西，以及经验与“集体无意识”（他认为是与生俱来而非学习得来的、每个人由上辈传下来的一些概念、神话和符号）在内部形成的。
虽然心理动力学概念如此这般地推断了性格发展的方式，但他们并没有给心理学家们提供一个可以快速准确地衡量性格的办法，而在智力测定方面却已经成为可能。心理分析所揭示的性格特征只是在几十上百次的临床诊疗后才出现的，哪怕是在这样的时候，这种方法也只是得出了一些印象上的评估，而非可计量的结果。如性格测量界有名的雷蒙德·卡特尔所言，临床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勘察”，而心理学需要的是一种“可定量的分类学”。
最早出现的此类分类学是第一次大战的产物。当美国在1917年介入这场冲突时，罗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这位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受命设计一种快速简易的办法，以辩别情绪受挫的新兵。他在紧急之中进行了最早的心理学实验之一，即“个人数据问卷”，这个问卷只问受试者一些有关症状的并不麻烦的问题，如：“你曾梦游过没有？”“站在高处时是否感觉到想向下跳？”把他们承认的症状数目加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些分数。
作为一种性格评估，个人数据问卷是很原始，很有限的，它只收集到了受试者提供的一些信息或者错误信息，而且只是有关神经症状方面的信息。可是，“它在表面上是有效的”——人们直觉地感到，这些问题的确把正常人和有神经质的人区分开来了。而且，事实上，后来进行的一项试验证明这种测验是有效的，它发现，诊断出来的神经质患者得出了36个不好的答案（“是”），正常人只得出了10个。
伍德沃思作为先锋的工作设定了一个模式，战后，许多心理学家都设计了其它一些类似的问卷，让受试者对自己进行评估。可不久，这些问卷很快就超越了症状，进而包括了一些涉及总体性格特征的问题。早期测试当中最好的一种是1931年由心理学家罗伯特·伯恩鲁特设计出来的。这份问卷提出了125个问题，并把答案归结成四个主要特征上的分数：自制、自足、内向及神经质。比如，如果受试者对“你是不是经常感到可怜？”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个“？”（“不知道”或者“说不出来”）号，则他或她在内向上得三分，自制上得一分，神经质上得零分，自足上得零分。这些分数都只不过是些推测——伯恩鲁特对每个答案与四个特征的相互关系并没有经验上的证据——可是，当时在全国出现了一股心理学测试热，在整个30年代，有100多万份伯恩鲁特性格调查表和大量类似的测试卷被销售出去，人们广泛使用着这些问卷。到那时，性格成了心理学的一个特别领域，由特征理论主导着，它是一种常识观念的科学翻版，即，每个人在特别的情境当中都有一套可以识别的特点和惯常的行为模式。特征可以描述既定性格的因素，可是，它们对背后的心理动力学结构或者这种性格的形成方式只字未提。伯恩鲁特问卷和其它早期的性格测试都是测量其中一些因素的办法。
1928年和1929年出现的一种重要研究脱颖而出，它好像是走出了特征理论。休斯·哈特肖恩神甫是联合神学院的圣职教员，马克·梅是位心理学家，他也曾供职联合神学院，他们研究了成人行动的有效性，比如童子军运动可以在儿童中培养出有道德的行为。哈特肖恩和梅让若干儿童拿起纸笔做测试，看看他们对于欺骗、偷盗和撒谎等的态度。然后，他们让孩子参与一些比如集体游戏和自己给自己打分等活动，孩子们可以在里面做弊、偷窃或者撒谎而看起来又好像不会被人发现，不过，事实上，研究者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他们的所作所为。
结果令人十分不安。不仅孩子们在纸笔测试中所说的话与他们实际的行为之间关系甚少，而且一个孩子在一种情形之下与另一个不同的情形之下的诚实与不诚实也没有什么连续性，这着实令人惊异。哈特肖恩和梅于是得出结论说，如果特征是存在的，它们不应该引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有类似的行为。
（我们）十分确信，存在某些共通的因素，它们倾向于让人与人之间各个不同……然而，我们的论点在于，这种共通的因素不是在一个人所处的情境当中独立操作的内在整体，而是这个情境的变量。
这与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是相矛盾的。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认识的一些人当中，有些诚实，有些不诚实，一些人是保守的，另一些人是开放的，有些人很努力，另一些人玩玩打打。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执掌牛耳的戈登·奥尔波特（1897－1967）出来挽救了这个局面。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还有一本专著：《人格的心理学解释》（1937）。态度谦和，面容苍白的奥尔波特是个勤奋的人，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包括偏见、交流和价值观，但是，性格，尤其是特征理论，却是他终生特别关注的课题。一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的原因，他成了反驳哈特肖恩－梅依情境论的理想人物。他为常识当中认为的心性论提供了科学的证据。
奥尔波特是印第安那州一个乡村医生的4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的家族几辈子以前起源于英格兰，他母亲是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而奥尔波特自己的家庭生活，如他许多年后回忆他那样，“只有朴素的、新教式的诚实和勤奋”。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没有医疗设施可言，许多年以来，奥尔波特家里一直就住着很多的病人和护士，而幼年的奥尔波特一直就分担着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打点门诊室，洗瓶子和照顾病人。他吸收了父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以后的岁月里还经常喜欢引用他父亲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人都尽其最大努力去工作，而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量的经济回报，那么，一定就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对付下去。”
在哈佛大学，奥尔波特除了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还抽出时间做了很多的社会服务志愿工作。这满足了帮助有困难的人的深层需要，而且，按他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给了我一种有能力的感觉（纠正了普通意义上的自卑感）”。他的两大兴趣，即心理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最终溶合在了一起，因为他确信：“要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人们必须对人的性格有充分的理解。”
对于奥尔波特来说，性格的研究总是一种常识意义上的事情，他的兴趣在有意识部分，在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的部分，而不是无意识部分难以确定的深层。他经常谈到与弗洛伊德惟一的一次见面，因为这次见面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22岁的毛头小伙子，他在访问维也纳的时候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说他本人就在城里，想见一见他。弗洛伊德非常大度地接待了他，可是一声不响地坐着，等他开口说话。奥尔波特试图想个话题来开头，就提起说，来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一个4岁的小孩告诉他母亲说，他想避开一些很脏的东西，他显示出了对脏物的真正的恐惧。奥尔波特描述说，那位母亲穿戴整齐，衣领浆过，气势不凡。他认为这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如他所回忆的：“弗洛伊德用他那双仁慈的、治病救人的眼神看着我说：‘那个小男孩子是你本人吗？”’奥尔波特目瞪口呆，只好转换了话题。这次经验，他后来回忆说：“告诉了我，深层心理学研究尽管有种种的好处，但它容易落入过深的研究圈子里，而心理学家们在刺入无意识的世界以前，能够把动机等的事情说清楚也是可以获取承认的。”
（他对行为主义者也不敢苛同，他认为，行为主义把人看作一个纯粹的“反应”机体而描述它——即只会对外部的刺激作出反应——而事实上，人类是“更为积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的目标、目的、意图、方案和道德价值观驱动的。）
在他自己的研究生阶段，奥尔波特开始自行设计纸笔性格特征测试。他和他的兄长心理学家弗诺矣德创造了一种比本罗伊特法和其它一些早期的测试法更为客观的测试法。为了测量他们叫做“优势压制”的东西，他们不问受试者感到如何的有优势或者如何的感到压抑，而是问他们在涉及那种特征尺度时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下作出行为反应。这里有个例子：
有人在排队时企图插到你前面去。你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了，再也不能再等。假设这位插队的人是同一个性别的人，你经常会：
——规劝这位插队者
——对插队者“怒目而视”或者与旁边的人用清晰可闻的声音议论这位插队者
——决定不再等待，径直走开
——什么也不干
对一批自愿受试者试过这种测试后，奥尔波特得出结论说，对任何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情境作出优越或者压抑反应的人，他们在其它类似情境里多半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大多数人，”他写道：“在高位的优越感和低位的压抑感的给定的连续尺度上，都倾向于占据一个给定的位置。”对他们来说，这好像确立了特征的真实情况，也说明一个人在类似的情境当中会作出类似的反应。如奥尔波特后来所言：
如果可以证明，一种行动通常与另一种行动相关联，那么，就有证据证明这两种行动底下有某种东西在支撑着，即某种特征……也即是，某种神经心理学上的结构，它具有将许多刺激变成在功能上互为相等的能力，还可以启动并指导相同（很有意义的前后一贯）形式的适应性和表达性的行为。
既如此，为何接受哈特肖恩和梅测试的孩子们会有前后不一的表现呢？奥尔波特以格式塔理论找到了一个答案。每个人的特征都是以一种层次结构的独特配置集中在一起的：在顶层是一个人的主要品质或者关键特征；在其下是一些中心特征，也即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日常的聚焦点（奥尔波特说，即是那种我们都有可能在写一封推荐信时提到的品质），最后，在这一切之下的是一大批次要特征，每种这样的次要特征都是由少数特别的刺激所引起的。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在具体方式上有可能不一致，可是，它们在较大的方面都还是一致的——奥尔波特宁愿叫做“相合的”。
例如，他说，如果你观察一个人慢慢地行走，然后又看到他急急忙忙地拿着一本书回到图书馆，你可能会在判断他的时候认为他前后不一致，因为在一种情境之下他轻松自在，而在另一种情境之下他又急步如飞。可是，那只是次要级别的特征行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是弹性。如果你请他在黑板上写较大的字，而在纸上写较小的字而且他也照样做了，你可能会认为他富有变化本事——他也的确如此，如他在走步的时候一样。他在两种活动当中的行为显示出了可塑性，因而也就前后相合，虽然不一定是前后连贯的。
奥尔波特也用这一点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常常会表现出互不兼容的特征，或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作出前后不连贯的表现？转瞬即逝的情绪或者“状态”经常就构成了看起来像是不连贯的东西，一种紧急的情境也许会在任何人的心中造成一种临时的焦躁状态，哪怕是平常平静如水的人。
尽管奥尔波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修正了他自己的性格理论，可是，他始终认为特征乃是性格当中最为基本和相对稳定的单位。他的特征研究在他的时代为他赢得了声名和荣誉，许多的，假如不是大多数的心理学家都认为，性格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特征研究的同意词，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一定会非常高兴。
测量性格
由于特征即不是可以看见的物体，亦不是某个具体的动作，而是个人的一些特质，研究者们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测量它们。
首先，他们得弄清楚自己要测量的倒底是什么东西。早期的性格研究者选择了一大批直觉上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内向，自制和自足。可是，不久，他们就放开了眼界，把别的许多东西也纳入进来加以考虑了，这样一来，庞大的数量使这个领域迅速变得一团混乱了。
因为，有太多的可能。勤奋工作的奥尔波特和一位同事曾数过字典中专指不同人类行为或者品质的词，总数达18000之多。并非所有的词都指特征：有些是观察者对另一个人的反应，而非那个人的特征（“令人敬佩”，“讨厌”），有些只指一时的状态，而非长期的特征（“局促不安”，“魂飞胆丧”），有些只是比喻（“活龙活现”，“多产的”）。尽管如此，仍然剩下4000－5O00个词是专指特征的。
有好几百种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过探索，这些方法从主观印象到实验室的试验，从心理分析解释到行为学数据。一些主要的方法如下所示：
个人材料和史料：信件，回忆录，自传，日记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里面，都有大量有关受试者性格的信息，当然也有错误信息，因为一个准备让别人来阅读的自我描述，肯定会表现出一个经过装扮的自我而非赤裸的真实。（佩皮斯的日记里面有大量放荡淫逸的段落和无耻的想法，那是准备给他自己看的，而且全都用密码写的。）对一些著名人物有名的诠释都是以个人材料为基础写的，可是，口味和理论一代一代有所不同，同样的材料会形成有关写作者非常不同的形象。以这样一些材料为基础而作的性格分析有时候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而鲜有符合科学的。
面谈：这也许是最常用的性格评估方法，可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种。一些就业面试官员，大学入学考试的主管和心理分析学家，他们可以在与接受面试者的谈话中得出很多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可其他一些人就不一定。研究证明，哪怕是有经验的面试者们，他们对同一个人可能会得到相当不同的评价。另外，面试可以得出一些描述和解释，可并不能得出可计量的特征测量结果。这种面试最适合于辨别一个人有否明显的精神或者情感障碍，但是，在正常人当中，它作为收集一个人的个人资料、态度、回顾和其它一些细节是最为有用的，这些情况会有助于理解以其它一些方法收集到的有关这个人的更为客观的数据。
由观察者定级：研究者经常请某个人的朋友或者熟人来评定他或者她的若干具体特征。为求准确故，研究者会让被提问的人在某种特征的尺度表上定一个级别，这个尺度表从0－5，或者0－10不等——基本上就是托马西乌斯1692年的搞法。可这个方法有许多困难之处。定级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定级风格（有些人避免极端，另一些人却非常喜欢走极端），受试者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定级还受到“光圈效应”的影响（一位在某种特征上定级定得高的受试者，倾向于在别的特征上也定出高级别）。
那么，总的来说，定级的办法被认为即不是非常可靠，也不是特别有效。（可靠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相同的结果，有效的方法测量到的正好就是要测量的东西。）可是，在某些情况下，定级办法是即有效又可靠的。著名的特征心理学研究者雷蒙德·卡特尔就依靠这种方法来进行他的工作，他只采用定级者亲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能的话，在一年的时间里），并在许多情境下看到受试者后得出的数据，而且每次只就一种特征定级，以避免光圈效应。这样的前提会改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又使这种方法极为昂贵，无法承担费用，也极费时间，而且除了在一个人口相当固定而且彼此看得见的院所里以外，其它的地方简直就无法进行。
……
问卷：这是目前最为通用的性格评估工具。如我们所见，这种方法很快扩展到超越了简单的自我评估范围，而成了准客观的技巧，比如提供现实生活情形，并问受试者在这些情境中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其它早期的测试继续提出一些有关受试者的态度和感觉的问题，而不是可能的行为，不过，其措词的办法使受试者难以美化自我形象，如在“个人资料问卷”里一样。大多数问卷有“是／不是”或者“正确／错误”选择作为可能的答案，可有一些也包括了像“不知道”这类的中间答案。
心理学家斯塔克·哈塞维和精神病学家J·C·麦金雷都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他们在30年代设计的、著名的“明尼苏达多级问卷”（ M M PI）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它里面有550句话，其中包括：
@奇@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快乐的。
@书@我喜欢社交聚会就是为了跟别人处在一起。
@网@我很显然缺乏自信心。
我认为自己口碑不好。
受试者针对每个问题回答“是，”“不是，”或者“？”（不肯定）。这些问题归类分成十个级别，可以测定忧郁、压抑、歇斯底里、精神错乱、失常、男女异位、偏执、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症、轻躁狂和社交内向。这些名字给人一种印象，即是说M M PI主要关心的是精神疾病，它的确也能测量精神疾病，可同样也能检测出正常的性格。比如，那些对“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快乐的”和这个级别里的大部分其它问题都回答“不是”的人，就被称为是精明、心存戒备和处心积虑的人。那些对“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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