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故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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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如果不偷药，你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如果你听任妻子死去，那可能就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理性。你会失去自尊，也可能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

反对者：你会失去在公众面前的地位和尊敬并违反法律。如果听任感情的操纵而忘记长期的观点，你会失去自尊。

——第六个阶段：万有道德原则；视点在于，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对彼此和对自己采取这种道德观；行动决定于公平、公正和对自己能否保持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考虑。

支持：如果你不偷药而听任妻子死去，过后你总会责备自己。你不会受到责备，也是依法行事，只不过不是按你自己的良心标准而已。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不会受到别人的责备但你只会责备自己，因为你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诚实标准行事。

科尔伯格有许多热心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特别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他对公正的强调和对第六阶段这个决定的赞许使法律受到嘲笑，因而使他成了民权分子、反越战抗议者和妇女解放运动者最喜欢的人。可是，他的测试和理论在好些地方受到许多发展心理学家的攻击。有些人说，有证据表明，发展并非总是向上和有序的（有些人是在不同的发育期间呈跳跃式上升，有些却下降了。）还有一些人说，有道德的思想不一定就有道德的行为，有些人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所处的位置高于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程度。（科尔伯格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显示出，在道德判断力的阶段与实际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存在。）科尔伯格在哈佛的一位助手卡罗尔·吉利根提出反对意见说，他的尺度是偏向于男性的：女人有可能通过表示关心和个人的关系来对道德两难问题作出反应，而男人则有可能通过一些像公正和公平之类的抽象概念来表达。因此，女人有可能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得较低的分数，就好像她们比男人在道德发育上要少些一样。

科尔伯格毫无怨言地承受了所有这些批评和攻击，有些批评还是他本人同意的（而且据此作出了一些修改），而其它一些则是他悄悄地用新的资料和理由加以反驳的。他还放弃了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想去圆的两个梦。一是一项示范工程，以通过对两难境地的讨论把囚犯的道德思想提高到第四个阶段，另一个是试图用同样的办法来解救问题少年。（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可是，这项工程除了在剑桥和纽约的几所学校试验过以外，一直没有能够传开。）

除开这些不快和失望之外，他的慢性寄生虫性肠炎又不断地反复发作，其严重的影响使他不断地忍受胃疼和肠痛。在接近60岁的时候，科尔伯格极度压抑。他曾与一位亲密朋友谈过自杀的道德两难问题。他对这位朋友说，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有很大的责任，则这个人应该坚持下去。可是，与病魔的争斗太痛苦了。1987年1月17日，他的车被发现停在波士顿港一处潮水汹涌的湿地里，3个月后，他的尸体被冲到洛根机场附近。在1989年12月15日的《哈佛公报》中，一篇充满爱心的哀悼辞中，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是其中一位）总结了他的贡献：“［拉里］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确立了道德发展作为发展心理学的中心议题的地位。”

科尔伯格的修正者们在他的总体理论上并无异议，他们只是想把这种理论修正一下，以使其适合他们自己的实验证据。西蒙弗莱泽大学的丹尼斯·克雷布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克雷布斯尽管很赞赏科尔伯格，他在哈佛跟他成为熟人，可是，他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考虑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时，不管人们处在何种道德水平上，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理一些事情时总会低一个水平。

这项研究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是因为它不仅仅以一项测试为基础，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为基准，这与其它大多数道德发展研究不一样。这项研究的另一位作者凯西·丹顿去过酒巴、夜总会和一些联欢会进行调查，她请一些饮酒者参与一项“饮酒对判断力的影响”的研究。自愿受试者（她总共找了40个人）接受了问询，并回答了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他们回答了醉酒后驾车的道德问题（醉酒后应该继续驾车吗？如果你醉酒了但并没有感觉到醉酒怎么办？你是否会特别小心？），然后进行体内酒量测定。在大学里进行的后续会谈上，又会见了同样一批人，请他们回答另外两个科尔伯格两难问题，并问他们第一次会见后怎样回家的。

丹顿和克雷布斯发现，在大学进行的道德发展检测上，人们得的分数比他们醉酒时高一些；事实上，第一次会见时体内的酒精浓度越高，他们所得的道德判断力分数越低。在他们处于清醒状态时，他们认为醉后驾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说，他们本人不会这么做，可是，当他们喝酒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不那么严格的道德标准。的确，除了一个人以外，第一次会见后，大家都没有开车回家，不管他们醉到了什么程度。

这仅仅是克雷布斯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测量道德发展的例子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和同事已经进行过十一项研究工作，他们评估人们的道德判断力所利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难问题，而不是使用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有两个例子：一种生意上的两难问题－是否公开一些可能会使售出业务受损的信息；一项是亲社会两难问题——一位学生有个约会，几分种后就到时间了，他要去当一项心理研究的受试者，这时候，他碰到另一位吃药吃出问题来的学生，需要他的帮助。）在好几项研究中，志愿者都还谈到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两难问题。

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克雷布斯一直在进行道德推理和行为的研究，特别是进行利他主义的研究。一个人为什么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心理学中这样一个争议极多，而且不像心理测试、消费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一样会得出实际回报的领域？集中精力于道德发展的发展心理学家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现实主义的60年代的学生，他们从那以后就与亲社会行为难分难舍了；还有一些是从宗教观点上来说对道德有兴趣的，但觉得心理学方法更现实，更有成果一些；再有一些专心致至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人性当中富于人道的一面的研究是非做不可的工作，也是具有疗伤作用的。

然后还有像丹尼斯·克雷布斯这样的人，他的理由是极其特别的。他于1942年出生于温哥华，是一位木匠的儿子，他父亲还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增强电吉它的特殊音响效果。克雷布斯读高中的时候是顶类学生，还是学生会的主席，尽管他长得又瘦又高，还是一位得过奖的业余拳击爱好者。他14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他父亲在这里的电子音乐生意机会要大得多。这次搬家对年幼的丹尼斯来说有灾难性的影响。他在这里从一个上进心很强的青年人很快变成了少年犯。如他自己所言：

我从一个当少年模范的地方来到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文化生活当中，我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人们取笑我的一切——我的衣服，我的口音，我的行为。见到一位很棒的拳击手后，我很快就卷入了不停的打斗之中，而且也因此而得了很大的名声——这反而引起了更多的打斗，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打了胜仗，但这也使我成了帮派的一部分。

他开始逃学，打架，去商店偷东西。最终，他被抓住了，第一次当上了少年犯，接着又是第二次，在少年管教所呆了好几个月。他被保释出来，有一阵子的确没再惹事。可是，有一天夜晚，因为睡觉睡得太少，又喝了一些酒，他飞速地开车，东倒西歪地被警察拦住了。他们把他放了，可他离开时说了一些脏话，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不管警察闪着灯，鸣着警笛在后面追他，最后撞在了电线杆上。他没有受伤，但被关进了县监狱。在一阵狂怒的反抗精神鼓舞下，他打开了窗户上的锁，用床单编结成绳子溜走了，一路来到俄勒岗。他在这里消失在伐木营帐中，在这里拼命地工作，对人生进行了浓度思考，然后有了一个计划：

我已经度过了少年期，得换个活法了。我决定回到温哥华，去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上学。一开始我在伐木营里度过了半年，存够了足够上学的钱。然后，我上了大学。这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比其他学生都大好几岁，而且有很重的落后感。因此，我学习极为认真，成了一个刻苦的学生，选修了不少课程，还兼了一些课后零工。

1967年我25岁时毕了业，是得了心理学荣誉的顶尖学生。我申请去哈佛读书，想去那里拿一个博士学位，可是，当我被接受时，突然想到我一直就在恐惧当中生活着，有人可能会暴露我，因为我是一个逃犯。因此，我决定去自首。我回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自己跑去自首了——考虑到我已经成了一位大学生，当地起了一阵哄动，我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电视节目还报道了我的情况——结果我被宽恕了。

克雷布斯去了哈佛，在这所大学里花一年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又花两年得到了博士学位，当时这算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更令人注目的是，在他的本科学习中，他一直就在哈佛大学打零工，当心理学和社会关系学入门课程的首席助手。他于1970年得到了博士学位，立即被哈佛录用，请他当副教授和本科教学的负责人，在那里呆了4年之久。然后，他来到西蒙弗莱泽大学，从1982年起一直就是这里的全职教授。在50岁的时候，他还一身清贫，一头长发，一脸娃娃相，没有人会想到他这样一位勤奋的学者，会有如此传奇般的一生。

克雷布斯的履历表上登载有一系列发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关道德发展和利他主义的。他冷淡地说：“我对道德问题，尤其是从一种道德水平向另一种道德水平的发展问题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也许并非偶然。”

认知发展

在20年代，皮亚杰的早期出版物在欧洲和美国发动了对认知发展的现代研究。可是，在美国，这种兴趣很快就消退了；行为主义立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它的后继者对这种他们认为是在唯心主义的旧瓶里装上了新酒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可是，在60年代，当认知主义开始受到欢迎时，皮亚杰被重新发现了，以他的方式进行的智力发育研究又成了热门。

然而，皮亚杰理论精简的大纲很快就模糊不清了，因为大批的博士竞选人和心理学家进行的成百次皮亚杰式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修改了原来的理论，甚至向原来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认知发展这个领域尽管还受到皮亚杰的影响，但它现在已经是一座生长过盛的花园，需要某个人以全新的综合性视点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新组织。

然而，在这块没有清除杂草的花园里，有无数美好的东西在生长：一些发现给人以启迪，使人愉悦，有时候还会使观赏者大吃一惊。在这里，我们不追求完整无缺，甚至也不想如何具有代表性，而只是随手采摘几把30年的研究花朵和果实。

记忆力：一个不能说话的婴儿，如果是刚刚出生的话，甚至连通过表情或者手势来表达认知都不可能，那么，人们是怎么调查他的记忆力的呢？研究者们已经想了很多聪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对不到一个月大的婴儿进行训练，使其在听到某种特定的声音时转动自己的头（他们在碰触面部时转头，然后得到奶瓶的奖励），一天之后，他们在听到响声时仍然转过头来。这种方法在不同年龄的婴儿身上试过，得出了有关记忆力成长的数据。

在几个月大的婴儿中，用得最多的方法是通过前述的范茨法观察它们的眼部运动。由于婴儿看新事物时比看旧事物的时间长些，这种方法可以得出婴儿对所看到过的东西的记忆的直接指示。

另一个方法是在197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里用到过的，这种方法需要一种活动的东西吊在婴儿床上；受试者从2一4个月不等。当婴儿踢腿时，研究者就让活动的东西自己动起来，婴儿很快学会踢东西，以便让活动的东西动起来。接着，他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看不到这个东西，可当他看见时，他立即开始踢腿了。然而，如果两个星期过去了，他却不踢了。这一次，记忆力的成长又一次得到了准确测量。

这样的记忆力（认知）与更为积极地利用起来的记忆力不太一样，后者涉及婴儿寻找一个被遮盖起来的物体。如果8个月或者9个月大的婴儿两次从两种类似的覆盖物下找回一种玩具，而且如果研究者然后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覆盖物下面——在婴儿看着的时候——除非允许他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寻找玩具，否则，婴儿会在他原来找到玩具的地方去翻找。他的记忆力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可是，几个月后，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种进步是因为某些大脑线路的成熟所致。大脑前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被损坏的猴子总是学不会在正确的覆盖物下找东西。

到5岁时，儿童毫不费力就可以记住好几千单词，可是，他们在听过一些慢慢地读出来的词后，能够记住的最长的数字也只有四位数这么长。到6岁或者7岁的时候，他们可以记住五位数字，到9－12岁时可以记忆住六位数字。可是，这种能力的增加来自成熟的部分没有来自如何记忆数字的知识这部分多。到上学之前，孩子们还不会“排演”（重复或者复习）信息，也不会使用相关的技巧。一年级小孩子的父母经常会感到奇怪，他们的孩子记不住当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可是，在学校里，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记忆技巧，很快就知道了比如说如何想象自己在学校开始的时候自己在班上的情形，因而就能回忆什么事情在先，什么事情接在后面，哪些是再后来发生的。

自我感、能力感：小孩子对自己的世界的探索，是衡量他不断灵敏的自我感和不断成熟的能力感的尺度。在9个月大的时候，孩子们还会用嘴咬物件，或者把东西砸得砰砰响，或者毫无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地转动物件，可是，到第一年的末尾时，他们开始探索这些物体的实际用途：他们试着从一个玩具杯里喝水，对着玩具电话“说话”等等。他们对探索新地界产生了兴趣，有时候也喜欢爬到母亲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见到旋钮就拧，抓到转盘就拨；他们打开衣柜和壁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出来。这些活动显示了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叫做“能力保持”的东西。探索行为与行为主义的理论相反，它不是受奖励行为的后果，而是自发和自我启动的；人类婴儿和孩子有一种调查其自身对物件发生作用、干涉事件的发展和扩大视野的能力的需要。

另一项能力感成长的显示是，接近两岁的孩子在成功地建起了一座塔，把最后一片积木插到了正确的位置，或者给玩具娃娃穿好了最后一件衣服时会微笑，哪怕没有人在场他们也微笑。同时，孩子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失败及其意义。杰罗姆·凯根及其同事注意到，在15个月和24个月大的孩子中，如果成人展示了某种高级的游戏，然后告诉他们该他们玩的时候会显示出一种焦虑。这种游戏可能是让玩具娃娃在锅里做菜，然后让两个娃娃吃饭，或者让三只动物散步，然后藏在一块布下躲雨。面对这样一种遵守相对较复杂的游戏规则的挑战，孩子会感到一阵烦燥，会哭，或者抱在母亲身上。凯根解释说，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孩子对不能记忆或者不能当着成人的面完成游戏的害怕，因为如果没有旁观者在身旁的话，孩子经常会尝试有法可依的游戏，或者完成其游戏的一部分。

语言及思维：皮亚杰相信，语言在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只起有限的作用，逻辑思维基本上是非语言的，而且是从行动中派生出来的。首先，对身边的世界做一些事情，然后，再在自己的心里完成这些东西的图象。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们找到了相反的证据。尽管有些思维是非语言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可是，语言是一套符号，可以让孩子们得到超凡的自由来通过心理控制这个世界，并按相应的方式对新的刺激产生行为，而不需要直接地体验（很烫，别碰）。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语言是孩子的符号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不仅仅对代表经验而言，而且对转变经验而言也是一种方法”。

这里有一个研究证据，可以证明语言在思维中所起的作用：给幼儿园预备班的孩子们看三个黑色的方框，然后让他们选择一个，如果他们选择了最大的那一个，就对他们进行奖励。等他们学会了选择最大的一个时，再让他们看新的方框，最小的一个跟前面的三个方框中最大的一个一般大。然后，这一次又是选择了最大的方框就得奖励。可是，孩子们没有心理符号来告诉他们“总是选择最大的”，而是不断地选择前面得到了奖励的那一块，尽管这次根本就得不了奖。可是，幼儿园和更大一些的孩子们却很快就能够告诉自己选择“最大的一个”，不管实际的尺寸是多大。

如果单词用来指导思想，则更复杂和更高级一些的问题也能解决。告诉一组9－10岁的孩子说，一边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一边可以说话，另一组的孩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指令。这些复杂的难题涉及到以最少的步骤把一些圆片从一个圈子里移到另一些圈里去。边做边念的那一组孩子更快更有效地解决了问题，而没有得到指令的那一组就慢些。有意地使用单词使他们找到试一种或另一种方法的新理由，因而有助于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语言获取：发展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们（对语言获取和利用感兴趣的一些心理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花了很多时间听孩子们讲话，他们揣摸着他们学习新词的速度有多快，寻找他们所犯的错误和纠正类型，等等。其中的一项发现是，孩子们是以相对一致的顺序发展或者获取新形式的（词尾、动词形式、介词）。在2－4岁的时候，他们的词汇量从几百个增加到平均2600个。（他们每月获取50多个新词。）他们先模仿听到的动词形式，然后对动词词根进行总结，合理地（但是错误地）假设，语言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符合规则和一致的（“我了吃一块饼干，”“我了看见一只小鸟”），只是后来慢慢地学会使用不规则动词形式。他们很顽固地倾向于这些语法错误，如在下述这段由一位心理语言学家记录的对话中一样：

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母亲：不，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这样的交换重复了8次。）

母亲：不，现在仔细听我说；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哦！没有人不是喜欢我。

他们在准备好了的时候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们获取了很多自己并不使用的语法元素，直到某个时候，他们在心里把自己说的话与某种存储的知识进行比较，然后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吉米：（快7岁）：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了的一件事情。

母亲：你说什么？

吉米：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的一件事情。

有关语言获取的研究中最重大的一项进步是孩子理解句法的方法，句法是词汇在一个句子里的排列顺序，这种顺序表明词汇彼此之间的关系，因而决定一个句子的意义。1957年，B·F·斯金纳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言语行为》，他在书中完全以操作条件的方式解释了孩子的语言获取情况：当孩子正确地使用到了一个词或者句子时，父母或其他人会表示赞许，这种奖励会激励孩子下次也正确地使用它。

可是，同一年，一位极聪明的年轻心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句法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极为不同的分析。他强调说，“一定有一些基本的过程在起作用，这些过程相当独立地来自于从环境中得到的‘反馈”’，大脑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可以使语言产生意义。作为证据，他提出，孩子们会造出无数他们从未听到过的句子，这使通过条件制约进行模仿的说法看上去是对句法形成相当不足的一种解释。再说，孩子努力造出的一些句子虽然经常不合语法，但从来就没有严重违反语法规则。（他们从来就不造反向的句子。）最为重要的是，就算句子的意思是模糊的，孩子们总能够理解真正的意思；他们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来感受句子的“深层结构”不管“表层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乔姆斯基举的一个例子：

约翰容易逗乐。（John　is　easy　to　please．）

约翰急于逗乐。（John　is　eager　to　please．）

这两个句子的表层结构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想以同样的形式拆解这个句子，只有一种才有意义：

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容易逗乐约翰。）

It　is　eager　to　pl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