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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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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每次只有一个人——在本例中就是U．V——是真正的受试者；其它所谓的志愿者都是所罗门·阿什这位研究人员的助手，他要这些作为志愿者的助手们有时候故意作出错误的选择。在50年代早期进行的这次标准实验的目的，是要确定产生依从——即屈服于实际或者想象的压力而与本集团成员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倾向——的条件。如许多进一步的实验所证实，依从有许多的原因，其中有保持正确的欲望（如果其它人都同意，也许他们是对的），还有不被人看作喜欢唱反腔的人或者怪种的愿望。
两位学生志愿者，就日常文书杂事进行过讨论和实习后，按实验者的要求玩一种叫做“囚犯二难”的游戏。前提为：
两名嫌犯被扣留起来并分开羁押。地方检察官确信他们共同犯了一桩罪案，可他没有足够证据来起诉他们。他对两个人中的每个人说，如果没有一个人招认，则他会减轻对他们的判决，每个人判一年了事。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招认，而另一位没有招认，招认的一方会得到特别处理（只判半年）而另一方则会判最为严厉的刑罚，可能要判20年监禁。最后，如果两个人都招认，则他会请求宽大处理，各判8年监禁。
由于1号囚犯不能够与2号囚犯讨论一个方案，他只能想象一下各种可能性。如果他招认而2名不招认，则他（1号）只会判半年，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待遇，而2号则会判20年，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坏结果。可是，1号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如果他和2号都招了，则每个人都会判8年。也许他最好还是不要招认。如果他不招，2号也不招，则每个人只判一年，不算太坏的结果。可是，假如他不招而2号招了——则2号就只判半年而他却会判非常可怕的20年。
很明显，理性思维不能够为两个囚犯得出最好的结果，除非他们彼此信任对方会作出对两个人都好的选择。如果两人之一因为害怕或者贪心而做出选择，则两个人都会失败。可是，除非两个人都确信另外一方会做同样的事情，否则，在对两个人都好的基础上做选择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志愿者就来做选择，结果的数字可以根据条件和研究者的指令随便变。（为彼此的好处而努力只是有时候的结果。）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许多研究者都通过各种办法利用过“囚犯二难”，进行过信任、合作以及造成这些东西的条件和相反情况的研究。
一位大学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阿尔托市按很多家的门铃，自我介绍说是“安全驾驶公民活动”的代表，并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要求：允许在他家前院的草坪里放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小心驾驶”的字样（这个要求之所以荒唐，是因为从他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部分被一块巨大的标志牌挡住了，上面还写着书法很差的大字）。毫不奇怪，大多数居民都不同意。可有些人同意了。为什么他们会同意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第一次请求。两个星期以前，另一位学生声称是“交通安全居委会”的志愿工作者，他请求他们展示一块整整齐齐地写着“做个安全的驾驶员”的3平方英寸的标语牌，他们已经答应了这个无害的要求。事先没有被先前那个谦逊的要求软化的居民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会对标语牌说行，那些先前同意展示3平方英寸标志牌的居民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同意。
这项实验是1966年做的，在许多探索登门法的实验中，这是第一项，这个办法对一些要别人出很少一部分钱，而后得到大笔回报的融资者们非常熟悉。可是，研究者们对融资或者安全驾驶没有兴趣，他们的目标在于研究这些劝说的方法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他们得出结论说，同意一个较小请求的人结果会把自己看成是有益于人而且有民生思想的人，而这个自我感觉使他们感到下次更愿意帮助，而这次的请求却大得多。
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员工说，X先生有精神分裂症。他是一位衣着整齐的中年人，来到医院的时候说自己幻听。他对入院精神病医生说，这些声音听不很清楚，可是，“就我所能分辨的，这些声音好像是说‘空的’，‘假的’和‘砰砰声’”。由于已经被接受住院了，他再也没有谈到这些声音，从那以后行为也很正常，可是，医院的员工还是说他有精神病。护士们还在他的卡片上记录了一个频繁的反常行为：“病人有写作行为。”他的好几个同室病友却不这么看。其中的一位说：“你没有疯。你是位记者或者是位教授。你是在检查医院的情况。”
这些病人的意见是对的，员工们错了。1973年进行的这项实验是要研究精神病院的员工与其病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位心理学教授和7名研究助手住进了东海岸和西海岸的12家医院，说自己有幻听的毛病。一旦住进去以后，他们就立即有正常行为。作为病人，他们公开地观察员工对病人的态度和行为，而如果他们被认出是研究人员，永远也就不会有机会直接目击这些情况了。在他们令人震惊的一些发现中有：
——精神病院员工一旦认为某个病人有精神分裂症，对于这个病人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举动，他们要么就看不见，要么就错误地解释它。平均来说，假病人需要19天的正常行为时间来放松他们自己。
——认为某个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员工在与病人的接触中尽量少花时间。一般来说，他们会对病人的直接提问置之不理，抬着眼皮走开。
——员工们经常在工作或者彼此交谈时置病人于不顾，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身边。这些研究的高级作者大卫·罗森汉写道：“人格解体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假病人感觉到，他们是隐形人或者至少是不值得人注意的。”
在一家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里，6位二年级男性学生坐在单间里，每个人都戴一对耳机。参与者甲通过他的耳机听到研究者说，等他倒数到底时，参与者甲和丁都要尽量大声地喊“啦！”还要保持几秒钟。第一轮过去后，甲听到说，这次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数完数后喊，下一次是全体6个人一起喊；如此下去。有一部分时间里，这些指令传给全部6位受试者，可也有的时候，这位或者那位会听到假指令。比如，参与者甲可能被告知，所有6个人都要喊叫，可是，事实上，其它几个人都被告知不要喊叫。为了掩盖实际发生的事情，所有6个人每次测验时在耳机上都听到的喊叫声都是事先录下来的喊叫声。（这个实验跟其它许多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一样，在现代通信设备开发出来之前简直无法想象。）
所有这些小骗局都有个严肃的目的：它是针对“社会性投机取巧”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社会性投机取巧”是指一个人在集体中倾向于不发挥最大能力，除非他所做的工作是别人承认和知道的。在本例中，其证据是每个人的喊叫被测量出来的力度（每个学生都单独装有一个微音器）。当一名学生相信他是和另外一名学之一起喊叫时，他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当他认为所有6个学生都一起喊叫时，他的平均力量输出就减少至独自喊叫时力量的百分之七十四。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社会性投机取巧的潜势。我们怀疑，社会性投机取巧的影响有一个范围甚广、非常深刻的后果……（它）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疾病。”
这样的取样法，无论怎么变化都不能公平地处理社会心理学受试者的范围和研究方法，可是，也许这些样品可以让我们揣摸出这个领域是关于什么，或者至少不是关于什么的。它不关心一个人在严格意义上的大脑里实际发生的什么事情，比如像在卡特森式、詹姆斯式或者弗洛伊德式的研究中所进行的一样，它也不关心更大一些的社会学现象，如社会层次分析、社会组织和社会惯例。
它关心的是两者之间的任何事情，一个人因为别人所想或者所为而进行的任何思考或者产生的任何行为，或者说第一个人认为第二个人在想什么或者干什么。戈登·奥尔波特许多年以前曾写过，社会心理学是要“理解和解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何受到别人实际的、想象的或者暗示的存在的影响”。这只能算是个极小的描述，可是，看过一些例子之后，我们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也了解到把这些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难处。
多重父系的例子
社会心理学即是较近代的知识领域，亦可说是较古老的知识领域。60年以前，它才以现代形式出现，而且直到50年代才形成规模，可是，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们早就在构建一些有关的理论，即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反过来，我们的精神过程和性格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的。按照奥尔波特的说法，人们可以找出证据来说明，柏拉图是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或者如果不是他的话，则亚里士多德也行，或者再不行的话，后来的一些政治哲学家，如霍布斯和边沁等也可以。不过，所有这些先辈所贡献的都是沉思默想，而不是科学。创始之父的宣称越来越多，可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同样不牢靠：奥古斯特·孔德，艾米尔·涂尔干，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雷，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有过社会心理学议题的著述，可是，他们的著述大多还是扶手椅上的哲学思考而不是实验科学。
可是，1897年，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名叫诺尔曼·特里普勒的，进行了第一次常识社会心理学推想的测验。他在书上看到，自行车赛手们在腥俗犯鲜北茸约阂桓鋈似锏氖焙蛩俣扰艿每煨虼怂氲剑残硪桓鋈说捻现会受到别人在场的影响这也是一个事实。为了证实这个假说，他？0－12岁的孩子们单独或者成对地卷钓鱼线（但不把真实的意图告诉他们）。他发现，其中的许多孩子在有别人在场时的确卷得快些。
特里普勒不仅仅证实了自己的假设，他还创立了一项社会心理学调查的粗略模式。他的方法，即一项刺激现实世界情形的实验，会把研究者真正的目的掩盖起来，并把一项变量（在此例中是站在旁边看的孩子）在场或不在场造成的影响进行比较，这个方法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另外，他的话题，“社会性辅助”（观察者对一个人的表现的积极影响），仍然是过去三十多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们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奥尔波特甚至还说过这是惟一的问题。
在30年代，社会心理学扩大了，它超过了特里普勒的话题。一位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心理学研究生培训的土耳奇人，名叫穆扎法·谢里夫（1906－1988年），他研究了其他人对一个人的判断力而不是表现的影响。谢里夫让受试者坐在一间黑屋子里，一次一人。他们凝视着一盏昏暗的灯，让他们说出这只灯什么时候开始动，移动了多远。（他们不知道，幻觉运动是一种常见的错觉）。谢里夫发现，每个人在接受单独测试时对灯移动了多远有非常独特的印象，可是，当还有组里面的其他人的意见时，他就会因为这些人的意见而产生动摇。他的实验强烈地显示出，个人对社会观点的判断力很脆弱，并为后来的20年间进行的几百次依从实验指出了方法。（前面描述的阿什线条长度著名的依从实验，几乎是在20年以后进行的。）
社会心理学领域规模更大的扩展是由德国纳粹的兴起引起的。一批犹太心理学家在30年代移民到美国，其中一些人具有比美国传统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学观点。难民中有普遍认为是这个领域的真正父亲的科克·鲁温，我们在以前曾谈到过这个人。他是伯林大学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他所带的研究生布鲁马·塞加尼克进行过一项实验，以测验他自己的一项假说，即，没有完成的任务比已经完成的任何更容易记住。（他是正确的。）尽管鲁温的名字从未为大众所熟悉，直到今天也只有几位心理学家和学心理学的一些学生知道，但是，蔡斯·托尔曼在他于1947年去世之后提到过他：
临床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实验心理学家鲁温——这是两位巨人，他们的名字在我们这个心理学时代的历史上会排在所有人前面。因为正是他们互为对照但又相互补充的洞察力，才第一次使得心理学成为一门能够适用于真正的人类和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科学。
鲁温戴一架深度眼镜，一副学者风度，他是个少见的人：一位极有社交能力而且与人为善的天才。他喜欢，也鼓励一些与同事和研究生们一起进行的激烈和自由发挥的心理学问题小组讨论；讨论的时候，他的思想是一块知识的打火石，会带出暴雨般的火花——一些他随便交给别人的假说和用以激发实验的思想，而对他所安排的这些实验，他会欢天喜地地据为已有。
鲁温1890年出生于波森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如今属于波兰），他家在村上开了一间杂货铺。他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知识天赋，也许是因为同学中有反闪族的倾向。可是，当他15岁的时候，他的家搬到了柏林，他在那里获得了智力的丰收，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最终在伯林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可是，当时的许多心理学课程都是冯特传统的理论。鲁温发现这些理论处理的一些问题太小了，很无聊，而且对理解人类特性无所脾益，因此，他急切地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心理学。他在一次大战期间从部队复原回到大学不久，克勒成了研究院的负责人，而且韦德海默也当了教研室的成员，因此，鲁温就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即格式塔理论。
他早期的格式塔研究主要处理动机和灵感的问题，可是，他很快转移到了把格式塔理论应用到社会问题中。鲁温以“场论”构想社会行为，即一种透视影响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各种力量的整体概念的方式。在他看来，每个人都被一种“生命空间”或动态力场所围绕，他或她的需要和目的在这些力量中与环境的影响互相发生作用。社会行为可以用张力和这些力量的互相作用，及一个人在这些力量中维持平衡或者在这种平衡被打破时恢复平衡的倾向加以系统化。
为了描述这些相互关系，鲁温总在黑板上、纸片上、灰砂上，或者在雪地里划着“乔丹曲线”——代表生命空间的椭圆——并在这些曲线上面构画这些力在社会情形中的推拉作用。他在柏林的学生把这些椭圆叫做“鲁温蛋”；后来，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又把它们称作“鲁温澡盆”；再后，在艾荷华的学生又称它们为“鲁温土豆”。不管叫蛋也好，叫澡盆也好，或者叫土豆，它们都构划出在小型的面对面的级别中发生的一些过程，这些都是鲁温视作社会心理学领地的现实段落。
尽管柏林的学生都挤着听鲁温的课，观摩他的研究项目，可是，跟其他的犹太学者一样，他在学术阶梯上没有什么进步。可是，他极聪明的场论写作，特别是应用在个人间冲突和儿童发展领域里的写作，使他在1929年获得一份去耶鲁大学讲课的邀请函，并于1932年又获得一份作为访问学者去斯坦福6个月的邀请函。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久，鲁温从柏林大学辞职，并在美国同事的帮助下，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一份过渡性工作，后来又在爱荷华大学获得一份永久性教职。
为了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理想，他于194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即“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并在那里召集了一流的研究人员和一群顶尖级学生。它成了主流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培训中心。1947年，仅3年后，当时57岁的鲁温就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很快搬到了密西根大学，他的学生在这里和后来的其它地方继续传播他的思想和方法。
鲁温大胆和富于想象力的实验风格远远超出了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并成为这个研究领域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他所体验到的纳粹独裁和他对美国民主的向往激发了他的一项研究，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为了探索独裁和民主政体对人民的影响，鲁温和他的两名研究生罗纳德·里比德和拉尔夫·怀特创立了一系列为11岁儿童设立的俱乐部。他给每个俱乐部提供一位成人领导，以帮助他们学习手艺、游戏和其它一些活动，并让每位领导采取三种管理方式之一：独裁、民主或者不干涉主义。实行独裁制的那组小孩子很快变得充满敌意，或者很消极，实行民主制的那组很友善，具有合作精神，而实行不干涉主义的那组小孩子也很友善，不过很淡漠，也不太情愿去做什么事情。鲁温对此实验结果十分自豪，因为它证明了他的想法，即独裁制有极其有害的影响，而民主制对人类的影响是极其有益的。
正是这类的课题和实验证实了鲁温对社会心理学坚实的影响。（场论使他能够设想到这些研究，可是，这个场论从没有能够成为这门学科的中心课题。）里昂·弗斯丁格（1919－1989）是鲁温的学生、同事和学术继承人，他说，鲁温的主要贡献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选择了非常有趣和重要的课题；很大程度上，社会心理学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开始探索集体粘接、集体决策、专制与民主管理、态度转变技巧和冲突解决。另一部分是，他“执著地尝试在实验室里建立有力的、可以发出巨大变化的社会情形”，和他在设计方法时超凡的创造性。
尽管鲁温的努力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可在若干年里，社会心理学只在少数较大城市的大学里站稳了脚跟。在其它地方，行为主义仍然是心理学研究之王，而行为主义的信徒们觉得社会心理学太注重于心理过程，因而无法为人接受。可是，在二战期间，军事需要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最为重要的士兵行为和士气研究，战后，一系列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引出对年轻一代进行纪律教育的极大兴趣。其中有：美国人口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及个人的问题；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世界里寻找一种新的、更有说服力的销售技巧；社会科学家们了解纳粹进行种族灭绝活动的努力以及范围更加广泛的进攻性的起源及控制法；认知主义对心理学的缓慢回归；麦卡锡参议员的崛起，因而刺激了对顺从主义现象的兴趣；还有连续不断的国际谈判，它使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转向了集体动力学和谈讨理论的研究。
到50年代，社会心理学积极地拓展开来，美国各处的心理学系纷纷开设这门课程。美国60年代青年的反叛、越战引起的思想混乱、黑人、妇女和同性恋激进主义及其它社会问题使它成了越来越紧迫的研究领域。可是，更为经常的情形是，当生意人和立法者转向社会心理学家寻求答案时，他们在一些听证会上夸大说，社会心理学家们只刚刚开始其工作，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提供。可是，不久之后，研究者们获取的数据就已经开始对美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了。如下列所示。美国高级法院在其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说，“现代权威”的证据表明，黑人孩子正受到种族歧视教育的毒害，并引用了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说种族隔离学校哪怕是平等的，也让黑人孩子感到次人一等，他们的自我估价很低，还有对自己的怨恨。鲁温如果在世，他一定会为其后继者感到自豪。
定案
许多心理学家都感觉到，他们的领域太容易受到潮流的影响了。“热门话题”作为一门领导潮流的学科在其简短的40年中来来去去，而曾经好像是社会心理学的精髓的一些课题，如今也归入仓库、束之高阁了。
然而，主要的原因并非是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本质的潮流。在其它的大部分学科当中，有关某个特定现象组的知识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不断深化下去，可是，社会心理学要处理的是一系列各个不同的问题，它们之间互不关联，其知识也不会增长起来。结果，许多现象捕捉到了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兴趣，被人们加以深刻研究，而后加以本质的解释。而只有一些详细情况必需了明，对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这文件上都标着“解决了”，案子也就告一段落，权作了结。
这里有三个著名的定案。
认知失谐
这无疑是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也是这个专业从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各杂志中最热门的话题。自此之后，它慢慢失去了自己作为焦点的位置。今天，它是已经被接受下来的知识体却不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
认知失谐理论说，人类如果有互为矛盾的想法时，会感觉到紧张和不愉快（比如，“某某是个饶舌妇，很是令人心烦，”不过，“我需要某某作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他会想办法减轻不和谐（“要是你了解他，某某并不一定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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