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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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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件事情变得很严重的是钱。在70年代，对临床服务进行的第三方支付通过健康保险而成为可能，可在80年代，这个支付来源开始减缩，这是里根政府的政策和卫生保持组织出现的结果。美国心理学协会里的临床工作者——这时候，他们的人数已经占了多数——要求这个组织加速政治活动，并提高其知名度。这使学术研究者们大为震惊。他们担心，美国心理学协会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科学组织的机关会变成职业协会，带有自己的金钱和政治目标，而且会迅速地被行医者控制起来。
在8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协会的执行董事们想办法避免科学家们离会，他们设计了重新组织的办法，以保护其兴趣，可是，全部计划遭到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的否决。眼看着将要出现危机，这个代表大会同意了一个最终的杂花被重组方案，双方的成员都不满足。这个重组方案于1988年交由会员通过，但被几乎是两票对一票的比例驳倒了。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988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年会上，这个协会的前任会长和著名的学术研究者们，其中包括文伯特·班杜拉、肯尼思·克拉克、杰罗姆·凯根、乔治·米勒和马丁·塞利格曼，在宾馆的房间里召开了干部会议。他们带着一股反叛精神和违抗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即美国心理学会，主要为进行学术和科学方向上的心理学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好几百名科学家退出了美国心理学协会，转而参加了美国心理学会，另有好几百人也参加了这个学会，但保留了他们原来的会籍。在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心理学会已经拥有6500名成员了，到1992年，成员数增长到了13000人。它现在比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人数少些，而且总是少得多，但它在成长之中，其领导人预计，其潜在的成员数在30000左右。
今天，就跟一些离异夫妻为了孩子的利益而订立了临时协定一样，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不再在公开的场合彼此攻讦了。来自两个学会的代表曾就寻找可能的合作而进行过磋商。美国心理学协会甚至还提出要出版新美国心理学会会刊，即《心理科学》，尽管美国心理学会选择了另一位出版人，但它过去的主席，即查尔斯·基斯勒给美国心理学协会写了一封感谢信。这两个组织的确在进行竞争活动，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和新的博士学位持有人，可是，今天，美国心理学会的成员却认为归属于两个组织是明智的。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心理学会会继续成长，并服务于科学大众。美国心理学协会每年也有增长，它的临床——职业性成员的比例也总是大得多，可是，它会继续拥有许多学术——科学性的成员，为他们出版刊物，并在华盛顿和其它地区维护他们的利益。
如果说所有这些令人困惑，那么，它又怎么可能是另外的一副样子呢？在心理学中，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也没有什么是清楚的，这个领域很好地反映了它所研究的混乱、复杂的人类思维。
心理学与政治
·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中有六分之一是心理学家。
·心理学知识已经成为对我们的学校、工厂、诊所和精神病院以及部队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研究得出对人类天性更好的理解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其它许多科学不一样，心理学基本的研究并不能得出可销售的产品，也不是专为自己服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由联邦政府资助，为的是公众利益。
那么，联邦政府给予心理学研究多大的资助才算是合适的呢？
一年200亿美元？
100亿？
50亿？
实际数字为：不到5亿美元。
心理学研究目前得到的联邦资助不到自然科学的九分之一，是生理学和农业科学的十一分之一，实际上只占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资助的百分之二。这比两艘太空飞船项目的造价稍高一点，比一只隐蔽轰炸机一半的造价稍高一点。（私人基金，即心理学研究资助中另一个重要的来源，资助约3000万美元，不到联邦资助的十分之一。）
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心理学会定期派谴代表去国会山请求更多的资助，可是，他们在那里遭遇到很大的障碍。心理学研究的联邦资助金的大部分来自酒、滥用药品和卫生保健管理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更少的一部分来自国防部的一些分支机构，再少一些的资助来自国立科学基金，其它零星的资助来自其它机构。这两个学会的代表因此而必须在一系列委员会和分组委员会之前提出要求，这会分散风险，但却意味着必须在各处开战，而没有任何总体的高水平资助。
在早先的几十年里，心理学研究非常简单，就像桑代克用破木板做一只迷宫，然后买几只老鼠和几条狗就可以解决问题一样，那时候，费用根本就不成问题。可是，现代调查、微电极扫描设备、大型计算机和由一组组的专业人士进行的纵向调查需要花相当大的费用。尽管如此，心理学研究与新武器和太空旅行的研究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我们这个酷爱心理学，并极需要对它的了解，以及它所能带来的益处的国家，却只为它花费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一的二十五分之一。
今天，我们会对罗马人摇头，他们花费巨额的资金建造城墙，修建道路和水渠，却没有努力研究土生罗马人不断下降的生育力和生产率。人们不禁怀疑，未来的动物会不会在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废墟时摇头哀叹，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用在那么多的事情中，却不肯花钱研究人类的天性，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
政府不仅在对心理学研究的资助当中十分吝啬，它还干扰甚至禁止某些研究，有时候是出于可佩服的理由，有时候却很不光彩。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在60年代民运扩张期间，公共卫生服务处采纳了一些涉及生物医学研究的规定，1971年，卫生、教育和福利局把这些规定扩展到所有有关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这些规定尽管不是法律，但它们起着法律条款的作用，可以限制联邦政府对不服从这些规定的单位进行资助。关键的条款要求研究者在进行任何实验过程以前，必须获取受试者在了解情况以后的同意。这种对人权值得赞扬的延伸如果严格实施，会使掩蔽心理学研究或者实验者目标的潜藏不可能进行。甚至要求掩蔽的、相对无害的实验也不可能进行了。
经过数年痛苦的抗议，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实施的扼杀性条款在1981年大抵就不再起作用了，从这以后，掩蔽性研究又一次能够进行了。可是，控制仍然十分严格，很多有可能会产生有价值成果的研究再没有人去设想，也没有人去试。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德华·E·琼斯所言，哪怕在这些要求不再生效以后，“这些条款和机构复审委员会仍然在对我们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你根本就不会去考虑有可能遇到阻力的实验——人们不可能去想攻克一个问题，因为它需要某种程度的掩蔽，而这又会制造与机构复审委员会之间的麻烦。整条研究线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对研究活动进行的另一项更为严重的干扰是，管理部门会因为政治原因而阻止发放资助金，如在1991年的一次行动，美国心理学家协会的执行董事刘易斯·利普西德称它为“来自最高管理层对研究进行的、创造历史的‘镇压’”。
尽管那些调查者都是社会学家，但他们的项目对心理学家也有很大的兴趣，对社会心理学项目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很容易地发生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项目中。国会山的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理查德·阿德里和罗纳德·莱因德法斯计划进行对7－12年级的2．4万名少年进行一项调查，经过其父母同意之后，决定对他们问一些问题，以了解其性行为。这会得出阻止少年怀孕、防范艾滋病和其它性传播疾病的有价值的知识。
阿德里和莱因德法斯的提案已成功通过同级复审过程，并得到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资助批准。接着，卫生及人类服务处（国立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是其下属机构之一）的秘书长路易斯·沙利文博士在一次保守的电视谈话中被问及这次调查活动。他宣称不知道细节情况，可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共和党员，众议员威廉·登尼梅亚公布了调查中的一些提问，因而引起了好几个保守组织成员对卫生及人类服务处的抗议浪潮。沙利文秘书长的应答是不考虑儿童卫生及人类发展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的意见，并取消资助。刘易斯·利普西德指出，艾滋病现已出现在20岁左右的男女人群之中，因而，他们一定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染病，而这项调查有可能得出一些情况，引导我们采取防范性的教育及社会措施。可是，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这样一项调查可能取得了什么益处。
阻止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的企图却失败了，至少是暂时失败了。众议员登尼梅亚因为他成功扼杀了少年性生活调查而沾沾自喜，进而提出了对1991年的一项法案的修正案，要求重新授权国立卫生研究院，使其有权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者支持任何全国性的人类性行为调查。哪怕在一个智力保守的时代，这对众议院来说也是要求太多了，因而以283票对137票否决了这项提案。不过，仍然有137名众议员投了赞成票，这使人感到震惊。国会如果稍为偏向登尼梅亚一边，就有可能扼杀心理学研究，而受害的却是整个国家。
为公平起见，我们得说明，有些想阻挡心理学研究的企图不是来自政府中的保守党，而是来自自由党，特别是来自政府之外激进的反传统团体。
其中的一支力量是“动物权利”运动，其成员最近几年竟诉诸暴力活动，他们冲入医学及心理学实验室，拆毁设备，销毁记录，有时候还带走动物。众议员和参议院都已经提出了议案，以通过联邦政府惩处偷窃或者破坏研究机构的行为，但是，在动物权利组织的游说下，这些议案都没有通过。
研究者们回答说，每一种动物都是以别的生物为代价求得自己的生存的，许多动物是靠吃别的有感情的动物为生的。人类利用其它动物作为食品，也用作实验受试者，以增大人类生存的机会，这比鹰、鹫、蜥蜴或者狮子的行为没有什么更不道德的。至于用动物进行研究的残酷性，威廉·格里诺（他显示，在一种更丰富的环境里发育的老鼠，其长出的大脑比在一个单调的环境中生长的老鼠的大脑量大得多）说，尽管研究会在一些动物身上引起疼痛，可是，“要说实验室条件很残酷，或者甚至说对大部分实验动物而言不是很舒适的话，这与实情不符。”他指出，不仅联邦法律定出了关养和照顾的具体条款，而且还要对每一种利用脊椎动物进行的实验进行复审，可是，“只有很差的科学才会去引发动物疼痛”，因为这会产生痛苦，而这痛苦又会有好多种生理影响，因而使实验结果不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研究者的人性的感觉，他说，大多数动物实验根本不会引起明显的疼痛。在那些可能会引发疼痛的情况里，研究者们会使用麻醉剂。
有一种心理学研究一直受到少数民族、激进分子和其它自由人士长达二十多年的攻击，这就是心理能力中的基因差异研究。阿瑟·詹森、H·J·艾森克和菲利普·拉什顿都曾想办法通过统计分析寻找黑人在大多数心理测试中表现都很差的基因原因。因为他们进行的劳动，他们被控诉为种族歧视分子，被学生社团围攻，也受到其他同事的谴责，这些同事不仅不同意他们的发现——他们有权利这样想——而且认为这样的研究在社会上是有害的，应该加以阻止，甚至禁止。
对研究进行的这样一些干扰，在如今这个校园里充满“政治态度”的时代里越来越常见，越来越有害。一件值得注意的案子最近发生在德拉华大学。心理学家琳达·哥特弗莱德森一直在进行一些研究，以显示，智力测试中的差别在劳动操作中显示了比大部分理论家所想的情形大得多的差别。她的研究一直得到保守和颇有争议的“先锋基金”的同意和资助，可是，她的一些论文也通过了同级复审过程，并在有名望的科学期刊上得到发表。
哥特弗莱德森拥有自由主义者的名望。她曾在和平工作团中工作过，在贫民窟里教过书，并在一篇期刊文章里公开宣称，一个人的社会及道德价值并不是其智力水平的函数。可是，她认为，不对一些工人的智力水平进行合适的考虑就把他们分配到一些工作上去，这对社会是有害的，这个观点被一些教研室同事和学生认为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当教研究室成员向大学领导正式提出抗议时，哥特弗莱德森的系主任，这位以前曾高度赞扬她的工作的人给她定了很差的评定，一个教师提拔委员会阻挡她很有希望的提升，教师研究委员会催促该大学更多地拒绝先锋基金的资助，而大学领导们同意了，并削减了哥特弗莱德森的研究资助。
可是，哥特弗莱德森奋力反抗，她请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提出抗议，因为她的学术自由受到了侵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真的提出了抗议，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1991年6月的一次听证会后，一位仲裁人驳回了该大学不接受先锋基金的决定，而哥特弗莱德森经过两年为自己继续进行并不受人欢迎的研究的斗争以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里。
受不受欢迎并不是对真理的检验，研究的合法性并不是由其社会影响决定的，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只有探索政治上是正确的一些课题的自由。被认为在政治上不正确的一些研究也许的确被认明是无价值和甚至是有害的——或许也会增加我们对人类的理解，导致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我们知道，1909年，当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讲课时，威尔·米切尔这位杰出的医生和将心理学应用于医学的先锋人物却把它称作一个“肮脏下流的家伙”。一所加拿大大学的教务长说，弗洛伊德似乎是在宣扬“回到原始状态”。这些杰出人物离他的工作太近了，无法看出它在未来的价值；我们对哥特弗莱德森的工作离得也太近了，不知道它是否会增加人类的知识，也不知道它会给社会带来损害还是益处。尽管如此，想阻止哥特弗莱德森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企图，比苏利文取消对少年性生活进行的调查和登尼梅亚众议员禁止卫生及人类服务处进行或资助性调查的企图一样好不到哪里去。
状态报告
我们的旅行使我们在思维的未知领域里走了多远？
一位在没有图标的大地上摸索前进的人，在看到远处的海洋时会知道，他已经到达了遥远的海岸，即他长途跋涉的终结处。可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些遥远的海岸。在科学当中，对真实本质的了解从来就没有一个有限的总量可以知道。我们无法知道向旅途的终结处走了多远，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终结。就跟其它所有的科学门类一样，心理学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只会发现有更多详细的、深刻的问题可以提出来。
不过，我们已经走得足够远了，可以回答许久以前的希腊哲学家和从那以后的其他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经典问题了。
对他们提出的一些有关灵魂本质问题的答案，思维和肉体的双重本质以及思维和肉体相互作用的一些方式，现在都包含在我们对现实世界化学和电子现象的理解之中，这些现象在多种层面上发生，以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产生了我们称作思维的东西。这些现象的水平和组织形式为：
－－在最低水平上，即在10埃范围内（1米的十亿分之一）；神经传递器分子，它们以阵发的形式从启动神经元的突触小泡中向它和另外一个神经元的树突之间的间隙里发射。
－－更大几个数量级（数量级涵盖一个约10倍大小的范围）：突触间隙，约1微米（1米的百万分之一）宽，神经传递器分子在这个间隙之间跳跃着，把传递神经元上的信息传送到接受神经元上；
——更高两个数量级：神经元，约100微米，或者1米的万分之一长，被发送出来的脉冲沿着轴索前进，然后在这里被送到连接神经元上；
——再高一个数量级：少数一些连接的神经元按顺序发射的最简单的电路，长约1毫米，产生对比如有方向的视觉刺激有反应的基本反应；
－－再高一到两个数量级：1厘米到10厘米长的电路，由几百万连接的神经元构成－硬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湿件），程序就在这里面运行，我们会体验到心理地图、思想和语言；
——最后，另一个更高的数量级：整个在中枢神经系统，长约1米，上述一切都在这里面以各自的组织水平发生。
简单地说，思维就是编程信息的流动，数十亿神经现象有组织的模式使这种流动成为可能。
知觉、记忆、思想、性格和自我是思维的工作程序，它们吸取并利用信息和以突触连接的形式存储在大脑电路中的经验，从而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对刺激产生反应。（少数一些哲学心理学家仍然赞同一种大脑现象和来自其中并与之平衡的心理附带现象的二元论，可是，由于大脑死亡时附带现象也不再存在，因此，这个学说与传统的思维－肉体二元论相差无几。）
天生资质与后天培养这个古老的问题——本世纪早期一般是遗传论，后来改为行为主义回答——最近以相互影响说加以回答了。许多种证据显示，天生的倾向，即进化的产物，通过经验得以发育和成型，而经验是通过天生的资质进行感知和解释的。
同一个答案也适用于人的思想从哪里来这个古老的问题：人的思想是经过固定的神经倾向过滤和塑造后，通过经验和学习得来的结果。语言获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儿童的大脑具有一些特别的区域，能够在很少帮助的情况下将相关联的物体组成抽象的范畴。当固定的线路有缺陷时，学习就很困难或者不可能。一个语言能力天生很差的人不能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不管他或者她具有多少经验。
我们还看到，也不需要重述，现代心理学对其它某些古老问题的解答：知觉如何工作；思维如何解决问题；我们是如何推理，如何经常无效地推理；如何及什么时候行动是由情绪、有意识的判断和这两者的互相影响决定的；自私或者利他主义的、敌意或者友好的行为模式是如何从家庭和社会经验中潜伏的倾向中构成的。
然而，其它一些问题，却是视觉研究者和立视图的发明人贝拉·朱莱茨所说的“富余问题”。不了解这些问题并不会妨碍科学进程，也不会影响日常的研究工作，因此，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必要的，而大多数心理学家也相应地忽略了这些问题。意识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的使用或者在人类心理学中的作用尚不清楚，而大多数研究者，包括认知心理学家，都忽略了它，并在自己的研究中绕道而行。可是，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意识现在又得到很多人的重新关注，这表明，当心理学更深入地进入认知过程时，意识不再是一个富余问题。你可能还想得起来，乌尔里奇·莱塞说过，大多数复杂的计算机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及最一般的人类，正是因为它没有对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物的意识。
就连自由和意志这两个几十年内在心理学中再也找不到的概念，现在也回到前台了。行为主义者把它们当作唯心主义的错觉而扫除出门，认知心理学家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一种自由意志的行动好像是一种没有理由的动作——这个概念被赶出了科学的大门。可是，认知心理学家一直不能够绕开或者忽视选择——如果人们坚持认为过去和当前的力量决定一个人选择的东西的话，这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但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然而可以观察到的现象。
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认为，思维的操作系统可以在一种自我反射的方式下运行，可以检查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目的地评估不同行动和可能行动的结果，决定哪些是最好的，并有意地选择来实现它。当我们不追求这个过程时，我们会选择不那么有意识的理由——即斯宾诺莎叫做人类枷锁的状态。当我们在自我反射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时，我们就接近了人类的自由。
阿尔伯特·班杜拉在他的“自我功效”学说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自由不应该消极地看作是外部强制力的缺失，而应该积极地看做自我影响的行使：
人类通过操纵符号和参与反射性思想的能力，就可以生成新的思想和创造性的行动，以超越他们过去的经验……通过（自我调节）的行使，他们会积极地确定其情形的本质和他们会变成的东西。
从这以后我们往哪里去呢？
《心理学年鉴》的每一期都满是对这个领域未来的预测和预告。其中大部分都认为，在很多地方，心理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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