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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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意见确实会改变，但那只是暂时的现象。

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了事情就是如此。

作为例证，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看一下在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原本忠心拥戴波旁王室的群众，忽然在一夜之间由保皇派变成了最坚定的革命派。当拿破仑出现之后，他们又开始追随他，妄图将法兰西的旗帜遍插欧非两洲，从而成为了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随着拿破仑的垮台，重新变回了君主制的支持者。

在宗教问题上，法国民众在这段时间从天主教倒向了无神论，将上帝抛弃得一干二净。随着科学上不可解释的事情逐渐增多，他们又倒向自然神论，进行着原始的自然崇拜，而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

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群众之中，甚至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中，就连那些最高层的议员和革命领导者也不能例外。

我们吃惊地发现，那些国民公会中的要人，曾经是国王的死敌，他们既不信上帝也不信君主，到最后竟然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而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这些人居然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即使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是这样。

在本世纪初，那些曾经与法国发生过两次战争，被法国民众痛声斥骂为“背信弃义英国佬”的英国人，忽然又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友好邻邦、最值得信赖的盟国。而两度遭到法国入侵的俄国，怀着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人内讧不已，最后也变成了法国人的盟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的领域，这种意见变化更为迅速。诸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怀疑主义等各大流派轮番登场，生灭不息，［小说网·。。］一位昨天还受尽吹捧的艺术家或作家，可能在第二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假如我们对这些表面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违背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就像一条分叉的逆流，最终还是会回到主河道一样。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6）缭乱的当代形势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里面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原因。

第一点原因，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

因此它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称雄一时的短暂意见。由于那些传统信仰的衰落，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便得以百花齐放。

第二个原因，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

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群众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这使得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第三个原因，由于报业最近的发展，使得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它。

由于有这三大原因的存在，群众的意见层出不穷，其变化的速度也令人目不暇接，从而使得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空前的缭乱态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每出现一种个别的意见，总是会出现一种对立的意见。而当它开始产生暗示作用的时候，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

有了这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其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最终使它们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以至于一种意见甚至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来不及成为普遍意见，往往已经寿终正寝。

就在过去的时代里，政府的政策、少数作家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常常能够成为民众舆论的导向，而在今天，这种影响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作家已经丧失了全部的影响力，他们一个个地沦为卖文为生的普通劳动者。

报纸出于经营需要，真正地做到了百家争鸣，然而这就意味着，它们只会把形形色色的意见印在纸上，却拿不出一个自己的观点。

对于政府来说，政客们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就是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政客们琢磨不透某种意见究竟会引发什么后果，这使得政府开始害怕来自民间的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极度的恐惧，这使得政府的政策不能稳固，往往飘忽不定。

由于缺乏引导与制约，群体的意见开始左右社会风气，左右人的行为准则，左右政府的政策运行，甚至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一种空前的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

比如说，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当德国人大肆造舰，几十艘万吨级战舰航行在大西洋时，法国民众对此大感恐慌，一封封信函如雪片般飞往政府内阁，一场场的集会在全国各地举行。这种舆论迫使政府急急忙忙地调整了战略，通过与俄国结盟，使欧洲的整个格局发生了改变。

目前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就连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当社会上出现一条大新闻后，王室和教皇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表明意见，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群众评判。

我们常说，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种说法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而群众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这种说法恐怕就很难再成立了。

（7）媒体的堕落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媒体正在堕落。

这种所谓的堕落，并非说这些媒体都在道德方面走了下坡路，而是说它们正日渐变得人云亦云起来。

在过去的时代里，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媒体掌握着丰富的信息来源，同时也以其学识和理性，担负着引导意见的作用。然而，它却在逐步丧失自己的影响力。

和政府一样，报纸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卑躬屈膝，看不到一点自己的立场。

当然，在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后，报纸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它成了群众意见的传声筒，或是群众情绪的晴雨表。

当报纸只能提供信息的时候，它就放弃了自己的地位，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可能。

于是，报纸便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和其他报纸竞争的需要，它只能大幅度扩充版面，加大信息量，尽量使每一个读者都能在报纸里找到自己支持的观点，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

在过去的时代里，曾经有一些稳健而又不失影响力的报纸，比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它们曾被上一代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

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可以做到恶语中伤，但决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同样的，这些报社也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在今天这个时代，政府和报社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密切关注各种意见上，这已经成为了它们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

这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一件事情可能今天还会得到褒扬，第二天就会遭到群众的痛骂。

（8）历史观的消亡

我们可以在此得出结论：现代人的历史观正在逐渐消亡。这指的是他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很难秉承一个长久的标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由于没有一种能够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最后的结果就是极度的分裂。

这种分裂波及到所有的方面，比如说，人们对于一切社会秩序，都存在着至少两种极端分歧的信念；更有甚者，如果一件事情不明确地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他们就绝不会关心。

比如说，像社会主义信条这样的问题，只在极度缺乏文化的阶层里得到赞成，比如那些矿山和工厂里的工人，最为拥护这一主张；而那些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一些受过教育的工人，不是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对此保持谨慎的观望的态度。

在过去的25年里，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此之前，人们的意见还可以大致预料，因为它们都来自一些基本信仰，也就有着屈指可数的几种来源。

比如说，只要某个人是君主制的铁杆拥护者，那么就可以断定他有着怎样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同样的，只要某个人是共和主义者，就可以断定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

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那些革命领袖，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莫不必须着宗教式的虔诚，还有一些人名，如凯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必须在提到时予以猛烈的痛斥。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使得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之短，以至于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让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尽管这标志着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但是我们对于这种理念的衰退，并不需要过于悲伤。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那些伟大的人，那些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以及那些使徒和民众领袖，所有的那些真诚而又有强烈的信念的人，总是要比那些只会否定、批判或者麻木不仁的人有更大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他们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不过我们还是要记住一点，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

群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但他们同时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

当一种文明让群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第三卷：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1）群体的两大类别

在前两卷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了群体的一般特点，也知道了他们是怎样运作的，然而有待说明的是，不同的人群会转化为不同的群体，它们拥有各自的特点，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群体的分类。

当许多不同种族的人群聚在一起时，我们就看到了群体最初级的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全靠领导者的名望和意志。当某位头领的名望不够，或是意志软弱的时候，这个团体就很可能立即分崩离析。

比如说，在古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与野蛮人的战争持续了百年之久。而这些不断进犯帝国边界的野蛮人，有着十分复杂的来源，他们中间有高卢人，也有日耳曼蛮族，同时还有斯拉夫人，以及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零散部落。这些各种族野蛮人就可以被当做这种人群的典型。

比不同种族的个人组成的人群更高的层面，是那些在某些影响下获得了共同特征，因而最终形成一个种族的人群。它们有时表现出某些群体的特征，不过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敌不过种族的因素。

在我们前面阐述过的某些影响的作用下，这两种人群就可以转变成群体。我们可以把这些有机的群体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群体被称为异质性群体，它们之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能有着不同的性质。

这一类群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无名称的群体，比如那些随时可能在街头聚集起来的群体；另一种是有名称的群体，比如法庭陪审团、上下议院等。

第二类群体被称为同质性群体，它们的成员都有着一样的性质。

有三种标准可以区分同质性群体，第一种标准是派别，按照这个标准可分为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等。

第二种标准是身份，按照这个标准则可以分为军人、僧侣、劳工等等。

第三种标准是阶级，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分成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研究，指出这些不同类型群体的特征。

（2）异质性群体

异质性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不相同。

首先，这些成员的特点绝不相同，比如说，有些成员嗜酒如命，有的成员却滴酒不沾，有的成员吝啬小气，有的成员却慷慨大方。

其次，他们的职业绝不相同。在这些人中间既可能有某位著名医生，也可能存在着一个钳工，甚至可能有一位神父，即使是贵族，也可能和一名乞丐同属一个群体。

再次，他们的个人智力水平各有差异。这里面或许有天才的发明家，但也并不会将乡野村夫与智障者排除在外。

总之，异质性群体是个各色人物的大杂烩，它是由有着各种特点、各种职业、各种智力水平的个人组成的。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在两个异质性群体之间，总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的，而民族就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我们已经知道，民族是决定人们行动最强大的决定因素。它的作用在异质性群体的性格中也同样有迹可寻。

比如说，假如一群英国人偶然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群体，那么它一定与同样情况下形成的中国人群体不同。同样的，一群俄国人的群体也绝不会与西班牙人的群体保持相同的特征，而我们只消看上一眼，就能够把一群法国人同德国人区别开来。

（3）异质性群体的特征

我们在前面说过，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民族性格，由此给人的感情和思想方式造成了巨大差异。假如我们把许多不同民族，但是比例大体相同的个人集合成一个群体，那么这种差异就会变得更加突出。

这种差异会令群体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有可能爆发激烈的争吵，即使他们有着一致的利益，共同的目标，也还是会发生这种情况。

比如说，社会主义运动家总是试图在大型集会中把不同国家的工人集合在一起，尝试着在一起做些什么，而最后则总是以公开的分歧收场。

在这方面，第一国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拉丁民族集合成的群体，不论它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总是会要求国家实施干预政策，也总是倾向于集权统治，总是或明或暗地要求建立独裁。

于是，在一场场独立战争过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被赶走了，然而新政府的专制程度却要比原来的更严重。

与此相反，美国人的群体，就不拿国家当回事，他们只求助于个人的主动精神。而法国的群体特别看重平等，英国的群体则特别看重自由，德国人的群体特别看重纪律。

正因为有了如此多的差异，我们才能够看到，几乎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民主。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的民族气质，对于群体的性格有着重大影响。它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限制着群体性格的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基本定律：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才使得群体的其他性格不那么重要。

除此之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民族气质还有着其他的作用。

我们在前面说过，群体的状态类似于野蛮状态，而支配群体的力量也近乎于一种野蛮力量，而当一个民族拥有了自己的气质之后，也就获得了结构稳定的集体精神。

由于这种精神的作用，才使得一个民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缺乏思考的群体力量，走出了野蛮状态。

除了种族因素之外，对异质性群体最重要的分类，就是把它们分为无名称的群体和有名称的群体，前者往往是一些临时的街头团体，后者则是一些精心组织起来的议会和陪审团。前一种群体缺乏责任感，而后一种群体则发挥了这种责任感，这往往使它们的行动有着很大的不同。

（4）同质性群体

同质性群体有着三种类型，它们是派别、身份团体、阶级。

派别是最初级的同质性群体，也是组织一个同质性群体的第一步。它的成员可以是各种教育程度的人士、他们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甚至可以属于许多不同的社会阶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信仰。比如宗教派别和政治派别，就属于这一类。

在1788年法国的亚阿城内，一个名叫“罗萨蒂”的新社交团体开始引人注目。在这个团体之内，僧俗齐聚一堂，气氛相当融洽，不起眼的市民在此大声诵读诗歌，举办文学讲座，军人和平民打成一片，教士与屠夫称兄道弟。

在这些人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权倾一时的约瑟夫·富歇，此人后来数度担任法兰西警务大臣，无论时局如何变迁，他都有办法成功地保住自己的权势。

此时的富歇还是一个不蓄发的教士，每天都在为大家讲述物理学领域的新发现。而那位杀人如麻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这个时候还尚未舍弃自己的贵族称号，每天脸色苍白地为大家朗诵辞藻华丽的抒情诗。那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马拉，则沉迷于撰写伤感离别、情意绵绵的长篇小说。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之所以会聚集在这里，只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政府深感不满，要求赋予民众更多的人权而已，尽管那时他们还并没有什么号召革命的主张，但这样的政治派别却遍布整个法国。

比起派别，身份团体是最容易组织起群体的一个因素。

派别中总是包含着职业、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大不相同的个人，他们仅仅是被共同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要找到这样的共同点有时候并不容易。而身份团体则由职业相同的个人组成，因此，他们也有大致相似的教养和一致的社会地位，比如说军队和僧侣团体，就属于这一类。

比起前两种群体，由阶级因素而结合成的群体最为特殊。

一个阶级是由来源不同的个人组成的，这一点与派别颇为相似，但是不同的是，让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共同的信仰，也不像身份团体那样，是因为相同的职业。

一个阶级能够出现，是因为他们的成员有着某种相同的利益、相同的生活习惯，以及几乎同等水平的教育程度。这方面的例子是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由这三种因素而产生的群体数不胜数，它们在历史上也的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只要当人群由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而形成群体后，他们就拥有了明确的指向性，从而成为了一个组织。

组织是与群体完全不同的东西，其特点与我们前面说的群体迥然有别，也就必须用全新的方法来研究它。因此，我们暂时不在这里研究同质性群体的特点，仍然将话题放在那些乌合之众上面。

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1）拒绝认罪的罪犯

群体从不承认他们的罪行，即使把事实摆在他们眼前也是一样。

在1868年的美国西部，由恶名昭著的卡斯特中校领导的第七骑兵团，在攻陷了一个印第安营地之后，残酷地屠杀了数百名夏延族印第安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儿童。

这样的暴行原本不应该发生，即使是放下武器的敌军，也应当得到俘虏的待遇，遑论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妇孺。来自正义一方的指责纷至沓来，然而面对这些质问，不仅是卡斯特中校始终以激烈的态度对抗，甚至就连他部下的士兵，也振振有词地宣称，这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使命”。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其原因仍然在于群体的特性。

我们在前面曾经研究过，当个人融入群体之后，会产生一段莫名的兴奋期，既为自己的归属感感到欣喜，也为那种潮水般汹涌的口号、宏大的仪式与场面所感动，对此我们可以在拿破仑时代的阅兵式中找到例子。

在那些被召集过来参加观礼的绅士中，有些人起初也对此冷眼旁观，然而当整齐的近卫军掷弹兵方阵通过观礼台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许多人在一瞬间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情不自禁地融入到对帝国军队的歌颂中来。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再次验证了我们前面的论断，群体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而个人的情绪也会因为这一点而发生变化。

当兴奋期过后，群体就会自动进入一种纯粹的无意识状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也丧失了最基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