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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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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最可怜的村庄注定只能寄人篱下。联邦制给各立门户大开方便之门，到处都在杀人放火，人们无恶不作。整个西班牙的大地上，都充斥着血腥的狂欢。
这个例子仅仅是此方面千万件例子中的一个。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名词竟然能让整个西班牙民族陷入癫狂，由此可见，言语对群体的影响之大。正因为这个原因，任何想要对群体施加影响，或是想要操控选民群体的人，都不可轻易放弃这一有效的手段。
（4）选民群体拒绝理性
毫无疑问，在选民群体中不存在任何理性，他们也绝不愿意接受任何理性的影响。
在报纸的宣传中，选民集会常常被描写成为一场在公平气氛下举行，充满睿智的辩论会，然而真实的情况却远不是这样。
在这种集会上，演讲者往往言之凿凿，切齿痛骂对手，有时甚至拳脚相加，但绝对听不到论证。即使有片刻安静的时候，也是因为有个享有“粗汉”名声的人在场，宣称自己要用一些让听众开心的麻烦问题难倒候选人。然而反对派的满足是短命的，因为提问者的声音很快就会被对手的叫喊压倒。
在一些史料中选出来的有关公众集会的记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
在法国南特地区一次选民的公众集会中，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请大会选出一名主席，骚乱立刻席卷全场。无政府主义者跳上讲台，粗暴地占领会议桌；社会主义者极力反抗；保皇党大声叫骂。人们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责对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细，无数人因此而受伤。事后，警察和民兵在会场收集的钱包、胸针、假牙、假发等小零碎，整整装满了两个大筐。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会议只好拖延很长时间，原定中午结束的集会，到了下午还在进行。
当说话的权力被转移给X同志的时候，这位演讲人开始猛烈地抨击社会主义者，台底下的人则开始用“白痴、无赖、流氓！”等等的叫骂声来打断他。X同志则针对这些脏话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地就编造出来一套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些“白痴”或者“可笑之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集会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理性，参与者要么用恶毒的语言互相攻讦，要么干脆拳脚相向。在这样的气氛中，辩论和冷静的探讨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集会的成员囊括了各种政治派别，他们存在着观念上的分歧，有着不同的利益，自然不可能体现出理性的光辉。其实，即使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集会中，也很难保证冷静与理性。
在第二国际的一次会议中，为了五一节工人庆祝会做准备，各个国家的代表团开始坐在一起讨论。为了防止争吵，会议的口号被设定为“沉着冷静”。
讨论很快就变为激烈的争吵，因为有一位G同志在发言当中，暗指社会主义者是“白痴”和“骗子”。所有这些恶言恶语最终变成了互相攻讦，演讲者和听众分成两派，争吵到了最后又变成了武斗，两派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变成了武器，就连大会主席最后都加入了战团。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固执的选民群体之中，也不要认为这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无名称的集会中，即使参与者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上的争论也没什么两样，在下一节中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5）选民是被操纵的群体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说过，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场合里找到这方面的证明，比如说，1895年2月13日的《财报》上，就记载了一次学术集会的场景。
在那个晚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喧嚣声有增无减，绝没有哪个演讲者能够说上两句话而不被人打断。每时每刻都有人在这个角落或那个角落大叫大嚷，或者是一起齐声叫喊。
当一个演讲者得到掌声的同时，他也一定会得到嘘声。听众中的个别成员也在不断地互相激烈争吵。一些人可怕地挥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击打地板。那些打断演说的人，总是会引来一片呼喊：“把他轰下去！”或是“让他说！”
一位名叫C先生的学者，在获得了讲话的权利之后，一张嘴就是白痴、懦夫、恶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打击报复之类的用语。他挥舞着双手，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消灭。
我们可以看到，参加集会的成员不是学者就是教师以及为数不少的高校学生。这些人显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在这方面，他们却和街头的流氓一样表现得毫无教养。
也许有人会问，处在这种环境里的选民怎么能够形成一致意见呢？
我们的回答是，选民群体可以说他们持有意见，但是绝对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是自己提出来的，也决不能夸口说这个意见合乎理性。
因为实际的情况是，选民的意见和选票，通常是操纵在选举委员会的手里的，而它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是些著名的政客，他们向工人许诺好处，因此在这些人中间很有影响，也就可以将他们的意愿夹杂在许诺之间，一股脑地塞给选民群体。
正如今日最勇敢的民主斗士之一的谢乐先生所言：“你可知道什么是选举委员会？它不多不少，是我们各项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机器的一件杰作。今日法国就是受着长期选举委员会的统治。”
选举委员会的威力之大，以及它对选民群体控制程度之高，操纵手段之熟练，都是我们绝难想象的事情。曾经有一位选举委员会成员放出狂言，声称只要候选人能够被群体所接受，并拥有一定的财源，解决选民群体的问题并不困难。
在他看来，只要300万法郎，就能够让犯有叛国罪的布朗热将军重新当选；即使是拿破仑，也没问题，只要他能够重新活过来，并且拿得出5000万法郎就可以了。
通过上面的研究，我们终于对选民群体的心理有了较为透彻的了解，可以说，它包含了群体的一切特性，和其他那些群体相比，它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6）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上）
我们看到了选民群体的弱点，也就知道了法国普选制度的荒唐之处，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该项制度和古罗马的元老院毫无区别，甚至更像是雅典城的所谓共和，是由少数人主导，操纵大批民众的制度。
然而话虽这样说，我们却必须要将普选制度保留下来，尽管我们知道它的机制如何，但出于一些实际的原因，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将它一笔勾销。
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调查归纳出了这些原因，基于这些考虑，我要对它们做进一步的阐述。
毫无疑问，普选制度的弱点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很难对其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那就是社会一定是要由少数人操纵的。
我们的文明，乃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这些人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也相应地越来越少，而这个金字塔的底座，就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群众。
一种文明的繁荣与进步，如果仅仅依靠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绝对无法让人放心的，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必须要由少数社会精英阶层来掌舵。
从历史事实上来看，群众投下的选票往往十分危险。它们已经让我们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价。在今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群体蜂拥聚集在社会主义者的旗号之下，眼看着群体正在为其铺设道路的社会主义就要大获全胜。倘若让这种异想天开的人民主权论占领我们的政府，十有八九会让我们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正因为如此，我们与其任由民众将国家航船开往危险的深渊，反而不如听任几个政客掌控他们，至少在接受正确观念的难易程度方面，影响几个人要比影响群众简单得多。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普选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法国民众心中，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为了争取这项权利而血洒大地，想要将这项权利夺走，或是仅仅做一个名称上的改变，都势必会遭到民众的迎头痛击。
我们只要记得，观念变成教条后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
从纯粹的学术角度看，群体权力至上的教条就像中世纪的宗教教条一样不堪一驳，但是如今它却拥有和昔日宗教教条一样强大的绝对权力，因此，它就像过去我们的宗教观念一样不可战胜。
我们不妨想象以下，假设有个现代自由思想家，因为时空穿梭而被送回到了中世纪。难道你会认为，当他发现盛行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后，会对它们进行攻击吗？
假如这个思想家落入了一个能够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与魔鬼有约或者参加了女巫的宴会，他还会对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质疑吗？
假如他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那么他还会有活命的机会吗？
正如这个思想家的命运一样，我们如果要用讨论的方式来试图动摇普选制度，就比群众的信念高明不了多少。而普选制度所受到的迷信，它具有的威力，几乎是和过去的宗教一样的。
在今天，那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普选、民主这一类词语时，所表现出来的恭敬与媚态，甚至就连煊赫一时的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急于动摇这项制度，也暂时无法动摇其一分，对于它，我们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除了时间之外，谁也没有办法对它发生影响。
（7）不可动摇的普选制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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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下←·
→载←·
→网←·
除了以上我们说到的方面，还有一个因素，使得破坏普选制度教条的努力，变得更加苍白无力，因为它具备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外表。
在我们今天这个号召人人平等的时代，人们其实并不相信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
在民众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自己的身边生活着一群傻瓜，这就使得他倾向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寻找支撑自己观点的意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似乎人数越多，里面就会囊括更多的聪明人，似乎真理总是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尝试着要废除掉普选制度时，一定会遭到最猛烈的反击，每个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产生真理的道路，仿佛将智慧之泉的泉眼堵死一样可恶。
有人认为，只要对普选制度加以改革，对民众的选举权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接把这种权利限制在聪明人中间，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一切问题。
这样做真的会改进群众投票的结果吗？
我们必须要说，这种情况永远也不会出现。无论那些聪明人的睿智程度如何，也无论他们的人数少到什么程度，局面都无法得到改观。
我们知道，只要人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不论它成员多寡，不论其成员素质如何，就统统患上了智力低下症。只要身处一个群体之中，人们总是倾向于变得智力平平。
在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上，四十名科学院院士的投票，绝不会比四十个买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因为对所有的群体来说，它们的智力水平总是一样的低。
如果按照那种流行的说法，只让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那么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只会变得更糟。
人的智力来源是个神奇的东西，对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也不可能人人具备，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通晓希腊语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大都是教授或学者，然而，这些人何曾就哪个普遍性问题取得过一致意见呢？贸易保护的问题讨论了几百年，完全看不出有得出结论的迹象。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制孰优孰劣的话题一被抛出，学者们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竟然用金银双本位制的办法相互妥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和专家对社会问题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学问，只不过是在我们普遍无知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么两三本专业著作。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实在太多，很难覆盖到他们的专业领域，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学问，和民众的无知也没有什么两样。
正因为如此，完全由掌握各种学问的人组成的选民，他们的投票结果不会比现在的情况好多少。
时间一长，这些学者将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党派精神的支配。对于那些我们现在必须对付的困难，他们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甚至还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产生优越感，集合起来形成身份团体，在民众的头上加上一层新的暴政。
（8）民族精神的深层作用
说到底，废除还是保留普选制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并没有什么要紧。
不论是限制群众的选举权，还是把选举权不加甄别地广播出去。
不论民众的选举权是在共和制下行使，还是在君主制下行使。
更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或者是在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选举制度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说一千道一万，民众的选举结果，所要表达的只不过是一个民族潜意识的向往与需要。
假如民众未曾呼唤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法国，拿破仑即使具备再大的威力，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
假如民众未曾向往着从宗教和贵族的羽翼下面解脱出来，被记入1789年史册的就将是几个匪徒的阴谋暴乱，而非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革命浪潮。
由于法兰西民族的性格特征，使得它的民众绝不可能忍受任何刺激，只要对他们稍加拨弄，他们就会因此而陷入极端。罗伯斯庇尔也好，拿破仑也罢，甚至远到德国的俾斯麦、意大利的加富尔，他们所做的事情，也都是民众急切渴望的事情。
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当选领袖的意见，都会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禀性，而我们看到，这种禀性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从来都不会出现显著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地遇到了民族这个基本概念。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也曾多次遇到它，现在我们一定会得到最新的认识。那就是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来说，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它主要受种族的禀性支配。换句话说，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受着某些遗传品质的支配，而所谓的禀性，正是这些品质的总和。
因此，无论情况多么错综复杂，种族和我们日常所需这两架枷锁，乃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
第五章 议会
（1）没有明智的议会
同前面的群体不同，议会是我们研究的第一个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不过，这种区别也仅仅限于名称而已。
尽管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各国之间也有所不同，不过，这些议会之间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削弱了，因为各国的议会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不过这并不会妨碍他们的表现。。
许多大不相同的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它们的议会在辩论和投票上却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使各自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
然而，议会制度却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人们往往会认为，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一个五百人组成的议会，肯定要比十几个人组成的内阁要高明，
从我们的群众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观念肯定是彻底错误的，但是在至今为止的时间里，却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我们必须要下一个结论，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存在着一个明智的议会，除非这个议会只有一名议员。我们可以在议会中看到群体的普遍特征，比如头脑简单、情绪善变、容易受暗示、喜欢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导人物的主导作用。
可以说，议会具备了群体的普遍特征，也就连带着会犯群体犯过的大部分错误。
不过，因为议会成员的特殊构成，使得它也会有一些独特的表现，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2）议会的特征
议会最重要的一条特征，就是他们总是将意见简单化。
在所有的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最简单的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党派总是把问题想的过于简单，常常会认为有一种方法能够包治百病。当然，每一个党派都有着自己的原则，但是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原则的价值，一定要把它贯彻到底不可。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议会更严重地代表着各种极端意见。
议会总是有着特别天真的想法，在这方面，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完美的典型。他们往往用教条和逻辑对待人，头脑里充满各种含糊不清的普遍观念，喜欢忙不迭地贯彻死板的原则，却不去关心事实如何。
在谈到他们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但却并没有看清这场革命的实质。
在那些十分简单的教条的引导之下，这些人以为自己能够把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结果却适得其反，让一个高度精致¨wén rén shū wū¨的文明倒退到了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采用的办法，与那些极端质朴的人有着同样的特点。
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把拦在他们道路上的一切统统毁掉。不管他们是吉伦特派、山岳派还是热月派，全都受着同样的精神的激励。
（3）议而不决的议会
议会之所以叫做议会，很大原因都是因为它只会展开议论，却很难拿出一个决定。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早在16世纪就已经存在。在负责选举教皇的红衣主教团中，总是会爆发各种各样的争执，选举教皇的工作也会因此而被无限期地拖延。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红衣主教们隐没在一个封闭的住处，他们不允许离开这里，直到他们作出决定，甚至连窗户都被封了起来，只允许食物进入秘密会议室。
当一段时间过去后，封闭的室内温度上升，闷热的气氛和需要换洗的衣服，更有益于他们尽快争吵出一个结果。当议程变得更加深入时，食物的质量和数量被削减了，数十位与会的肥胖的红衣主教们穿着恶臭的红色袍服，食物降至每日一餐，与严格的修道院里的见习修士的饮食标准相差无几。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教们还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争吵。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议会中的成员，总是会受到暗示的影响。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而且像所有群体一样，这种暗示都是来自那些享受名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这种容易受暗示的特点，又有着一种很明确的界限，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比如说，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议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持有牢固而无法改变的意见，任何论证都无法使其动摇。因为这些问题总是和有势力选民的利益有关，像贸易保护或酿酒业特权这类问题，即使一个人有着天才演说家的口才，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
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会发出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反对建议，使意见的绝对稳定得到了维护。
不过，这仅仅是议会的一个方面。每当涉及到一般性问题，比如说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等，议会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
尽管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不过这却与普通群体中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
这种情形的结果是，一个众议员有时发现自已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因此难免迟疑不决。
于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他在一刻钟之内会做出相反的表决，或为一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然后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于同样的理由，在每届议会之中，都会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也存在着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大体上说，议会需要讨论的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在议会中议而不决的现象司空见惯。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领袖永远存在着对选民的担心，从他们那里收到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而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影响力。
（4）议会中领袖的影响力
尽管议会总是吵来吵去，看上去总是以乌合之众的形式存在，但我们还是无法忽视领袖的作用。
在无数次的辩论中，每当涉及到一个问题，议员们又没有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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