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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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造舰船志》作者：陈悦

内容简介
　　《近代国造舰船志》是一幅近代中国自造军舰的宏大长卷，他不仅将船政和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军舰的建造经历、性能参数、外型面貌、服役历史等一一考证例举，同时还对历史上的讹传予以修正。例如中法马江之战中一直被认为不战而退的船政军舰“伏波”，实际曾与法军杆雷艇发生过激烈交战，只是被一些史料误读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类似的新发现，不仅在船政史，在中法战争史研究中都是第一次。

作者简介
陈悦，1978年生，江苏靖江人，现定居山东威海，致力中国近代海军史、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与普及，1999年创办“北洋水师”，2003年担任“定远”舰复制工程总监，2004年创立民间研究团体“海军史研究会”。著有《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等，负责多家博物馆的近代舰船模型制作、近代兵器复制的设计、监督。研究以善于挖掘中西史料、善于思辨见长，主张军事史研究必须与军事技术史研究相结合。　

　　　　图始维艰——福建船政的诞生
　　　　西元1862年2月13日，中历同治元年正月十五，中国大地正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动乱之中。今天已是旅游胜地的江西婺源汪口村外，一批批扛着刀矛抬枪，或步行，或骑马的军队从大庸岭的崎岖山路间经过，由此迈入浙江境内。（1）几名兵勇在道旁的墙壁上刷帖大幅告示：“大兵过境，剿贼安民，城市村野，安睹毋惊，一切买卖，价值公平，勇夫人等，各宜凛遵……”（2）军伍中有乘八抬绿呢官轿格外显眼，里面身材魁梧的乘客便是这支军队的统帅——楚军统领、新任的浙江巡抚左宗棠。
　　　　风起浙杭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性情狂异，恃才傲物，早年科场落魄，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才逐渐崭露头角，居身曾国藩幕府期间受曾赏识，被命组建楚军以补湘勇不足。1862年初左宗棠率楚军攻入浙江，数年间横扫浙境，因功递升为闽浙总督，成为一镇诸侯。楚军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曾得到法国军官训练、指挥的雇佣军——常捷军的大力配合。左宗棠由此首尝与外国人合作的益处，常捷军的法籍统领德克碑（D’Aignebelle）、军官日意格（Prosper　MarieGiguel）也获得了左宗棠的信任和好感。数年后，当左宗棠试图自造蒸汽舰船时，这两位法国人成了其重要的合作者。
　　　　船政创始人，闽浙总督左宗棠。
　　　　太平天国战争中，蒸汽军舰在中国粉墨登场，当时东南一些沿江沿海省份都有过零星购买、装备蒸汽军舰或武装轮船的事例，清政府中央也正式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帮助从英国订购蒸汽军舰。处在这样的风潮中，曾通过与常捷军、英法联军的合作切身感受到蒸汽舰船益处的左宗棠也深受影响。然而左宗棠在如何获得蒸汽舰船方面的设想与众不同，他所追求的是自行设厂建造，“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3）。从史籍里目前尚无从了解左宗棠提出这一设想时的更多心迹，但无疑中国传统文人朴素的主权观念起了很大作用，缺乏对外交往实务经验时，显然自造要比外购的把握更大，至少不会由此受外人要挟。
　　　　在清政府外购蒸汽军舰计划中错失机会的法国人，揣摩到左宗棠的意图，抢先在东南入手。法国远东分舰队（Division　navale　de　l′Extrême…Orient）司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能够继续对中国发生某种影响，委托和左宗棠关系良好、会说中国官话的日意格向左宗棠传递了一个建议，即法国远东分舰队愿意将设在宁波的船厂转交给左宗棠，双方可以建立合作关系。不过当听说宁波船厂的规模很小，只能进行船体合拢，无法制造轮机，并不能单独建造军舰时，左宗棠便关上了兴趣的大门。当时因为推销建议失败，显得有些尴尬的日意格和同行的德克碑没有料到，从这一刻起，他们实际已经进入了中国自造蒸汽舰船的历史。（4）
　　　　在宁波城外操演的常捷军炮队。中法合作的常捷军建立于浙江重要通商口岸宁波，是太平天国战争中与常胜军齐名的另一支雇佣军。在浙江肃清太平军的战斗中，常捷军与清政府地方部队以及左宗棠楚军密切配合，常捷军的部分军官也因此与中方官员建立了合作信任关系。
　　　　此事过后不久，左宗棠找了一名60岁的中国老匠人，土法上马，竟然自行建造出了一条能坐两个人的蒸汽轮船，并在风光旖旎的西子湖上成功泛舟试航。闽浙总督不可思议的小轮船问世后，1864年10月16日，日意格为讨论常捷军的遣散问题来到当时临时设在杭州城内的总督衙门。随着太平天国战争进入尾声，操控在法国人手中的这支军队对清政府已经不再有多少重要价值，裁撤是其必然的命运。
　　　　当日意格到达总督衙门时，发现左宗棠不顾尊卑，早已站在会见厅的门口相迎。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度似乎预示着什么。此后除了就常捷军的遣散事务进行磋商外，左宗棠特别带日意格参观了他在西湖试航的那艘轮船，骄傲地展示中国人的智慧。日意格表面敷衍“棒极了！这证明中国人非常聪颖”，心里则对这条船很不介意，“总地来讲，它拥有了引擎发动机的所有细节，足以示范汽船究竟是如何运行的，但也仅此而已”（5）。对这条船慢得让人叹息的航速，日意格建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6）。左宗棠后来在奏报里说，这次会见后他就直接洽商德克碑、日意格为中国监造轮船。奏折上平淡的文字背后，是不啻于平地惊雷的大手笔，很难想像闽浙总督不动声色地说出这个决断时，两位法国人是如何的表情。
　　　　船政首任洋员监督日意格，原为法国海军低阶军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法军来华，后在常捷军、中国海关任职。日意格尽管并不是造船专家，但对船政早期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船政大臣与西方技术雇员之间的总协调人。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意格始终同时具有的法国海军军官身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船政档案、情报大量为法方掌握的情况。
　　　　机会终于来临，已经交卸常捷军统领职务的德克碑立刻返回法国，购买舰船图纸，商议船厂规划方案以及机械采购、技术人员招募等事，而后将整套计划寄到中国，由担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新职的日意格转交给左宗棠。然而好事多磨，当时正值军务倥偬，左宗棠挥师南下追歼太平军残部，造船事务被暂时搁置，德克碑前往暹罗他职，日意格在海关任上，静静地等候左宗棠的好消息。
　　　　现在来看，左宗棠当时做出的造船、用人决策似乎非常突兀。有观点认为，实际是因为左宗棠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刺激。1864年，督抚两江的曾国藩、李鸿章师徒接连上奏清政府，请求在上海设厂自造轮船，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虽然受曾国藩提携才得以一步步登上官场宝座，但是左宗棠因为曾国藩将攻陷太平天国都城的伟功预留给其弟曾国荃，而对曾氏兄弟心怀忿忿，反目成仇。对李鸿章，也因为其属下的淮军追击太平军时一度越境进入过浙江，而视其为大敌。此刻，曾、李二人在上海开厂造船，眼见就可能开创中国第一，对左宗棠的刺激程度可以想见。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江南制造局的营建成了后来福建船政诞生的催化剂之一。
　　　　另外就设立船厂引进技术而言，当时世界上造船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主要是英、法两国，受阿思本舰队事件的负面影响，且自己也没有合适的英国合作人选，左宗棠很自然的选择就是法国，而恰好正有两名“驯顺”的法国人可以帮助居间出力。需要看到，德克碑、日意格实际只不过是法国海军的普通低级军官，对于蒸汽军舰的设计、建造没有任何经验。左宗棠脑中非常明了这一点，曾称日意格不懂造船，德克碑只是略知皮毛，只不过因为他们与左宗棠在其他领域有过成功的合作而被信任，他们将来扮演的角色其实类似于中国官员与外国技术人员之间的协调人，即船政建厂造船计划技术项目的总承包人，并不是真正的技术工程师。
　　　　西湖的烟波中，闽浙自造军舰的大幕就这样缓缓开启了。
　　　　船　政
　　　　1864年末，江浙赣等地的太平军残部纷纷退往福建、广东。左宗棠遂率楚军挥师南下，经过近一年的血战，最终在1866年2月攻破太平天国嘉应州，彻底扫除了南方太平天国余烬。
　　　　4月3日，左宗棠返抵福州督署，四境初平之时，自造轮船的计划自然而然就重新提起。6月25日，左宗棠具折上奏清廷，正式申请设厂造船，而且提出了设立学堂培养人才的不俗计划，使得闽省的造船工程更与众不同。这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长篇奏折，尽抒胸臆，志在必得地将其自造轮船的全部构思和盘托出。从海防、民生、漕运、商业四个角度加以分析，论证“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并详细阐述了其对设厂造船的各项计划安排，表明这个设想已经非常成熟，具有可操作性。议论奇警地指出“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7）
　　　　船政基址界碑，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照片拍摄：陈悦。
　　　　透过这份奏折，今人对左宗棠自造轮船的创想无疑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其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性。出于想要节省经费的考虑，左宗棠将所要建造的蒸汽船的功能定位为亦商亦兵，并不明白军舰和商船存在质的区别。而且左宗棠对于轮船造成后的维持经费想得有些不切实际，认为“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以捕盗而护商，益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8）。这些缺失客观上都为此后船政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全无近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蹒跚起步时很难回避的先天不足。
　　　　左宗棠的奏请在清廷中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奏上后仅仅几天就得到了明确批复，同治皇帝作了上百字的朱批：“……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9）闽浙建厂造船就此定议。
　　　　经过考察，左宗棠在福州城郊的马尾选定了婴豆山下中岐乡靠近马江边的一块宽130丈、长110丈的田地作为厂址。建厂的经费从闽海关的四成洋税下划拨四十万两银，另从六成洋税下每月划拨五万两银作为运行费用。（10）与后来从各省协款的北洋海军经费相比，船政的经费来源单一，闽海关又是当时收入仅次于江海关的富关，且设在本省，较易沟通，更具可靠性。建厂的技术则主要依靠西方，作为技术工程总承包人的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就此先后到福州签订合约。
　　　　正当设厂工作万事待举之际，9月25日清政府寄谕，鉴于捻军西犯，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西北，由漕运总督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兼管船政。由于和新任总督吴棠并不熟悉，担心由其兼管可能会导致船政的建设偏离自己设想的轨道。为了不使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脱轨或中途遭受挫折，左宗棠上奏清廷请求派员直接管理船政事务，意图抢在新任总督尚未到任前先将过这部份权力夺出，一位正在家乡守制的福州籍官员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的画像。（11）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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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祖父、父亲都以从事幕友为生。沈葆桢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林则徐的二女儿林普晴结婚后不久，沈葆桢考中进士，任编修、御史，原本踏入的是一条清流言官之途。但随因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沈葆桢被外放出京，一度参赞曾国藩湘军营务，受经世思想影响，任职江西广信知府期间，夫妇二人并肩守城击退太平军，谱成一曲佳话。后来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上，抓获了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福贵，更是立下盖世巨功，成为官场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左宗棠与沈葆桢有师兄弟之缘（左宗棠曾拜林则徐为师），又曾同为曾国藩幕僚，在江西多有合作，且对曾国藩同样不抱好感（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期间，因缩减湘军饷源事与曾国藩龃牾，后来曾国荃攻克天京，奏报幼天王已死于乱军，但是未久沈葆桢便奏报在江西俘获幼天王，与曾氏的不快加剧），相互都有极深刻的印象，曾国藩对二人的关系有过特殊评价，称沈葆桢和左宗棠是“死党”。（12）
　　　　1865年4月，沈葆桢的母亲去世，按照清代官场制度，官员的父母长辈去世，应辞去职务，服27个月丧假尽孝，称为守制。沈葆桢在老家过着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时，左宗棠前来三顾茅庐了。要想使造船事业顺利发展，其统领必须是具有官场经验且拥有一定资历声望的人物，才能有效处理好与朝廷与地方官员间的关系，坚持独立建厂的原则，而且必须与自己有某种默契，能够理解执行自己的政策。“死党”沈葆桢不仅具备了上述条件，而且还是本乡本土人，又正处于守制不能任官期间，此时让他在福州老家管理船务，“在籍监造，不为夺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养严亲”，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于这份千钧邀请，沈反复推辞，最后在左宗棠的力请和清政府的谕令下，做出折衷处理，同意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但是在丧假未满之前暂不任事。与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兴建的江南制造局相比，福建船政的级别显然更高，清政府任命钦差大臣直接总理负责。而且从大臣的头衔可以看出，“船政”二字意义极广，当时指所有与建造、管理蒸汽舰船有关的事。由此可见，福建船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造船厂，而是集造船、教育、船舶人员管理调拨等于一体的大型行政机构。（13）
　　　　缔造艰难
　　　　1866年11月23日，左宗棠交卸闽浙总督关防印信，迁出总督衙门，居住在楚军营地内，（14）利用开拔前的最后时间继续处理有关船政的事务，努力在自己走之前将船政建设带入预定轨道。六天后，前往上海找法国总领事在合约上签字担保的德克碑、日意格返回福州，告知船政的建筑工程已经在上海寻觅“中外殷商包办”（15），这些建筑承包商经左宗棠审核后即可施工。准备工作已经陆续就位，12月11日，左宗棠上奏全面汇报了船政的建设规划。
　　　　左宗棠提出的是一个预算三百万两的五年计划，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建设船厂，建造蒸汽舰船；开办学堂，培训造船技术人员和舰船驾驶人员；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坞；建设铁厂，自行冶炼制造船用铁材；雇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日意格因为通晓汉字，会说中国官话，定为洋员正监督，即管理洋员的监督，而非船厂工程的监督；德克碑虽然官级、年龄都较日意格为长，但是屈居副监督。
　　　　洋员监督实际就是船政五年计划的技术总承包人，对这个计划的落实负有责任，所有为实现这一计划从国外采购机器、聘用技术人员，均由他们出面与西方当事者签署合同。比较特殊的是，章程中还开列了一条激励洋员的条款，即五年期限内，以洋员监督为首的洋员承包集体在完成造船任务同时，如果还能“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则奖励总承包人日意格、德克碑各两万四千两银，奖励其余洋员共六万两银。这笔奖赏无论对于哪国洋员，都极有诱惑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左宗棠为了使得中国人能学会轮船建造而付出的苦心。
　　　　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造船，规定自船政铁厂开设之日起的五年内建造11艘150马力轮船，5艘仿外国“根婆子”（Gunboats小炮舰）式样的80马力轮船。鉴于初期的技术条件较弱的事实，决定150马力轮船所需的蒸汽机先从国外购买两座，其余九座此后依样仿造，80马力轮船用的蒸汽机则完全进口。（16）这份建造计划的缺陷十分明显，左宗棠既要求轮船采用“外洋兵船式样”，又强调大轮船要装载百万斤，小轮船装载三四十万斤，亦兵亦商，同时对于所造轮船的技术先进程度没有做任何规范，只要是蒸汽轮船即可，因而只是解决蒸汽舰船的有无问题。
　　　　为了让沈葆桢将来的工作顺利开展，也为了船政能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前进，并和自己保持默契，左宗棠从自己的幕下选择推荐了一支可观的船政僚属队伍，如处理财务、协调事务的护理福建巡抚周开锡，负责财务筹措、物品采办的道员胡光墉（雪岩），负责军事的前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善于任事经理的补用道叶文澜，熟悉洋务、后来测绘出近代化的中国海图的同知黄维煊，精通舰船驾驶的五品军功贝锦泉，熟悉西洋火炮的候补布政司徐文渊等。（17）作为船政之父，左宗棠的安排可谓细致已极。
　　　　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离开榕城福州北上，无限深情地告别了他一手谋画的船政事业。（18）七天之后，船政在马江之畔正式破土动工。协调安排好承包商开工建设后，28日，日意格、德克碑取道香港乘船前往法国，为建厂和建造第一号轮船采办机器、雇用技术员工。船政建设全面启动。
　　　　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史称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原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51年发动政变恢复帝制，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俘虏。
　　　　日意格、德克碑一行于1867年2月1日到达巴黎，经历了一番波折，法国海军部最后同意二人在保留法国海军军官身份的情况下受雇于中国。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中法合作的船政发生了浓厚兴趣，专门接见了日意格等人，“谕令监督用心办理，并沐恩典，传谕各部尚书大臣，咨行驻扎中国提督，随时照应”，并颁发勋章以示奖励。工程技术人员主要通过法国阿弗尔市马泽利娜商行（Lamaison　Mazelinedu　Havre）帮助雇定，均直接与日意格签订合同，准备分三批前往中国。为船政建厂造船采购的第一船设备、材料则于7月15日开航运往中国。（19）
　　　　就在满载机器设备的帆船从法国港口扬帆远航一天后，1867年7月17日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27个月的丧假告满，18日拜会了福州将军英桂和新任的闽浙总督吴棠、福建巡抚李福泰等地方官员后，沈葆桢便马不停蹄立刻赶往马尾，举行仪式启用船政大臣关防，开始驻厂视事。（20）
　　　　沈葆桢抵达时，从去冬开始的船政建筑工程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在周开锡，以及船政总监工叶文澜的统筹指挥下，原先是一片田地的船政厂区已经完全垫高平整。考虑到台风、潮汛的威胁，又围绕厂址打木桩加固，并在厂区对陆地的三面开挖河渠，用以排水，以及方便运货船舶驶入。车间、学堂、衙门、寓所都在陆续兴建，7月的酷暑里，工人们挥汗如雨，昼夜兴工。（21）
　　　　初创时期的福建船政厂区
　　　　到了秋季，厂区一些建筑已经次第完工。10月6日，日意格返回马尾，带来雇佣的首批12名洋员、洋匠，以及随行的4名女眷、1名孩童。（22）然而就在此时，变局突起。
　　　　新任的闽浙总督，安徽明光人吴棠向来以思想保守著称，加之左宗棠在其到任之前，将船政这一用钱、用物的重大工程夺走，另委他人，吴棠对此早就心怀忿忿。利用总督的权力，借一些不知来源的匿名信和打油诗为证据，吴棠对左宗棠委任的一些船政官员痛下杀手，以贪墨等事奏参弹劾，并质疑船政工程。
　　　　对这一可能危及船政生命的打击，沈葆桢与福建将军英桂等忍无可忍，上奏据理力争。远在陕甘的左宗棠也愤然反击：“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23）最终，吴棠被清政府调任四川总督，在闽浙总督任上仅仅不满一年，被吴棠革职驱逐的船政官员均重新起用，而以观念较开放的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闽浙总督。
　　　　船政衙署头门前的石狮。船政厂区建设初期，主管全局的提调周开锡在福州南后街著名的惠安石匠世家蒋源成石铺订做了一对石狮，立于船政衙署头门前。“文化大革命”中，石狮被视为“四旧”，遭敲砸翻倒，从此不知下落。1986年5月文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