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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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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队长,我算是借花献佛,请干了这杯。哎呀,老嫂子,让孩子们张罗,快入座,给你这杯酒,来,碰一碰,这是一杯高兴的酒,干了,一定要干,一定——”他一饮而尽,并把酒盅反扣过来给大家看。
  水生赶快把酒盅斟满,他媳妇,一个腼腆的小学教员,忙进忙出地端菜,县太爷降临到一个平民百姓家,终究是一种不寻常的殊荣,小两口决定尽最大的力量来款待;尤其是水生,他妈都观察得出,对王惠平要表现得更加热情一点原谅他的实用主义吧!
  老妈妈,要知道这是他的顶头上司呵!
  县委副书记酒酣耳热,谈笑风生,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支队长是个六十出头的人,甚至打趣道:“看新换上的这一套,还真像个新郎官咧!”
  大家都笑了,只有老林嫂正襟危坐,于而龙看得出,她对县委副书记只是一般的应酬,泛泛的来往,不像水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面露对上级的如慕如渴的驯顺之情。
  为了表示有礼貌地恭听,于而龙点燃一支古巴雪茄,在袅袅的青烟里,那个拘谨的老妈妈,变成了一个候补的游击队员,一个生龙活虎似能干泼辣的大嫂;而正高谈阔论他十年来景况的县领导人,却成了当年那位胆怯木讷的小伙子。哦!那兵荒马乱的年头里,普遍都存在着营养不良的又黄又瘦的气色,而他,从县城来的高中生,就更明显些。
  呵!青黄不接的春三月,也是游击队难熬的日子啊!
  “咽不下去吗?哈哈……”
  老林嫂毫不客气地打趣她丈夫的助手,那个年轻人正苦着一副脸子,吞咽着糠菜团子,说实在的,不光他,谁吃都要拿出一点毅力才行。
  “看你这样子,倒像是吃药,小伙子,你来参加支队,赶上了老天出日头,好天气啦,不管好好赖赖,顿顿都能揭开锅。开头两年,能吃上糠菜团子,就像吃鱼翅海参席啦!”
  心地和善的老林哥马上过去给王惠平解脱窘境,拉走爱管闲事,言语赛过快刀利剪的老婆:“算啦算啦!倒好像你吃过海参席似的,我问问你,海参啥样子?”
  “你知道?”老林嫂反唇相讥。
  “我当然知道,海参和花生一样,是在海里长的花生。”老林哥很自负地说。然后,悄悄地往那三个兜的学生装口袋里,塞进两块米饭锅巴。那时,这只是重伤员才能偶尔享受的优厚待遇,大概越是艰难困苦,人们的同情心也越强。
  于而龙想起王惠平,当年围着老林哥转,甚至在战斗中,也寸步不离,都成了笑柄。现在,侃侃而谈的语言、坦然自若的神态、不亢不卑的气派,使旧日的支队长觉得,此人胸有城府,已经过分成熟了。难怪如他所说,十年来是在领导岗位上“赖着”——一个用得多么古怪的字眼,“赖着”,可也得有点子本领啊!别人有上有下,有起有落,而他只不过是有时分工多些,有时分工少些。现在大概管工交,他说:“我真希望步支队长的后尘,具体抓一两个工厂,搞些实际工作……”
  于而龙挺有耐心地听着,数十年的领导生涯,使他练就出一种本领,一面环视着堂屋里的陈设,一面盘算着副书记,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战斗,到底要亮出一张什么底牌?
  担当多年领导职务,日久天长,形成一种习惯,只要对方一张嘴,必须立刻判明来者的意图,而且马上准备好答案。
  但是于而龙这一回失灵了,像他那纬宇叔一样,不可捉摸的因素太多了,因此在心里叹息:或许是老了;或许是久不在台上,此道生疏了,于是偏过脸盯看着东壁上挂着的一幅油画,不再思索那副书记费解的问题。大概昨晚来到,屋里灯光暗淡,不暇细看。现在,他才发现原来是于莲的作品,很可能是那年回石湖时画好留下的。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是那位抚养过她的干妈,正吃力地拎着一桶水,从湖岸走回来。因为是逆光,那脸部表情现出沉重艰难的模样,但背景是异常明亮的,碧绿的垂柳,和从柳枝缝隙里露出的烟波水光,非常耀眼。他女儿可能受了西班牙画家戈雅和俄罗斯圣像画的影响,色彩浓艳,对比度显得那样强烈。在满屋土色土香的家具和农具中间,这幅油画实在有点不伦不类。他望了望端坐着的一家之主,又比比画中十多年以前的她,老了,确确实实老了。
  她对县太爷的叨叨,根本没往耳朵里去,或许,人的本能,对弹得过多的老调子,耳神经有种抗拒的自卫力量,所以显出一副漠不关心、置若罔闻的样子。
  王惠平话锋一转:“这十年,我们一直为你担心,还记得老嫂子去找过我几趟呢!闹了好几场,说我们应该站出来讲话。那是自然,到要让讲话的时候,我是决不会缩着脖子的。老嫂子该还记得吧?我说过的吧?算不得什么预言了,支队长是决不能趴下的。怎么样?应验了吧!!老嫂子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何尝不急,可那时,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甭提那些了。”他把酒盅递给于而龙,碰了一下:“为你的健康,干杯!支队长,别人不了解你,我们跟你在石湖滚爬过多年的同志,还摸不透?你可不是泥捏纸糊的,像黑斑鸠岛那样的难关都闯了过来,什么样的风浪,你顶不住?我们是又不放心又放心啊!”
  于而龙一听到黑斑鸠岛,那阴森的情景立刻在眼前展现出来,顿时,本来明亮的堂屋暗了许多。也许一块浮云正好遮住太阳,天窗刹那间黑了。
  “……怎么能不讲呢?老嫂子还嫌我讲得不够,天哪,我就差大喊大叫,事关我们石湖支队,事关我们县的革命斗争历史,我怎么能不去保卫我们的光荣。老嫂子怕直到今天,还对我有怨言吧?”
  水生赶快替他母亲回答:“没,没。”
  “是的,斗争得讲究策略,大喊大叫要看时机。”
  于而龙注意老林嫂对王惠平的这番表白,竟没有一点表情,似乎在端详一个陌生的人,讲着和自己无关的事情那样呆着。他直到现在才听说,她竟然为了他,去找过县委,要他站出来讲话,这种关心比那罐糟鳗鲡更使他激动,他和老林嫂无亲无故,只是多年的革命情谊罢了,而她还去县衙门闹过几场。“老嫂子……”他望着油画上那副吃力拎水的样子,想着:是的,她揽下了多么沉重的担子,可是话说回来,我又为你做了些什么呢?
  “……从石湖县看,掰着指头数,老同志剩下有限的几位,要论资排辈的话,开辟工作到打下江山,恐怕就数支队长和——”
  于而龙深感自己不配开拓者的荣誉,马上纠正:“要说早,还是牺牲在县城西门的赵亮政委,他是党最早从南方根据地派来的。也是最早成立的县委负责人。那时石湖、滨海两县通共十几个党员,应该说都是他播下的革命火种。”
  “那是自然,我的意思是本乡本土,最早起来闹革命的,也就是支队长,还有纬宇叔,是硕果仅存的了。支队长是揭竿而起,纬宇叔从北平带回‘一二九’运动的影响……”
  对于王惠平似是而非,驴唇不对马嘴的议论,才知道篡改历史已成为一些人的癖病,使他觉得可笑而又愤慨;幸而如今他落魄了,已经锻炼得心平气和,不那么爱生波澜。早个十年,他真会拍案而起,使伪造历史者下不了台。但尽管如此涵养,那种使得他嫉妒和愤激的情绪,又像三十年前,把他紧紧控制了。他弄不懂,同时又禁不住奇怪、诧异为什么当时支队里有些年轻人,很快被王纬宇征服,像行星似的围绕着他转?石湖湖滨就有一种红的或者黑的蜻蜓,在湖岸边上飞翔,逗引着顽童去捕捉它,而不小心失足跌进湖荡里溺死;于而龙认为王纬宇该是鬼蜻蜓之类的法师。记得眼前坐着的县太爷,来支队没过几天,就再也不提是芦花动员他来抗日,是芦花护送他过的封锁线;而跟王纬宇联了宗,排了个转折亲,东拐西拐,认了一个叔,亲亲热热地一直叫到了今天。
  岂止在石湖支队,王纬宇来厂以后,他也照样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最明显的,就是那一口一声“王老”的高歌了。
  
  啊!高歌,就是那颗突然在地平线上亮起,而且是一颗上升的闪亮明星;就是被王纬宇捧为革命小将的,红得发紫的人物;就是最早围着“王老”转的一颗小行星,蓦地里,像天马座那颗超新星爆裂似的,甚至王纬宇这颗恒星也可以沾上一点光了。
  他还记得十几年前,这个毛头小伙子,一个忸怩的中学生,是怎样尴尬地闪在他父亲的身后,垂着眼皮,出现在他面前。那时,高歌显然被厂长办公室的声势和气派,以及进来出去请示报告的人员,那种规矩小心的态度给震慑住了。
  高师傅是给于而龙开了多年小车的老司机,在办理完退休手续以后,照例,也是厂矿企业里一种传统,送他儿子进厂工作,接他的班,当世袭工人。
  “厂长(其实于而龙早就是党委书记兼厂长了)!我把我那小子领来了,让你瞅瞅。”
  “好啊!让我来过过目,是不是一匹好马驹?”于而龙离开了那至少有三平方米大的写字台——他弄不懂“专家”别尔乌津要这大写字台干什么?为他,厂里至今还有一间谁也打不来的弹子房,唉,黔之驴啊!——绕着走来向他们父子俩开玩笑地打招呼:
  “挺不错的小伙子吗!怎么,会打篮球吗?”
  高歌摇摇头。
  “他就喜欢吹拉弹唱,没个正经出息。”
  “好啊!厂里有个文艺宣传队,正缺人。这么说,你会唱两嗓子了。”
  “是的是的,嫌原来名字俗气,自己跑到派出所改了,叫什么高歌。嘿,难听死了,一点都不顺口。”
  “很不错嘛,高歌猛进。”
  高歌不那么胆怯了,传闻中十分威严厉害的于而龙,连王爷坟石人石马都躲着他的厂长,倒并不那么可怕。相反,态度和蔼,言谈亲切,因此不再拘束和紧张,而是感到他父亲未免太过于谦恭地恳求,大有损于年轻人的体面和自尊。高师傅嗫嚅地说:“厂长,看我多年的面,把他收留下来吧,学什么手艺都可以,有碗饭吃就成啊!”
  若干年后,高歌在重新描述这段往事时,十分痛心地说:“于而龙逼我父亲不得不奴颜婢膝地,跪在地下向他哀求,才许我进厂。他手里有什么,不就是权么?”于而龙无法辩白:“有什么办法,夫子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他当时就是那样看的吗!”
  于而龙弄清父子俩的来意,便说:“是不是因为他年龄还不够呀?”
  “按虚岁说够了,属狗的吗!厂长,可人事处讲”老高开车,是相当稳重的,不疾不徐,但涉及到儿子的就业问题,就有点手忙脚乱,沉不住气。
  “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同意了。”
  “他们说——”高师傅知道话一出口,厂长非火不可,可为了儿子,也就管不得许多。“人事处说最好找厂长批个条子,好有个书面依据。”
  果然,于而龙炸庙了:“你去对那些文牍主义者讲,让繁琐哲学的等因奉此见鬼去吧!”
  那时,厂党委书记还是相当威风的,他的话,无论对与错,扔在地下是有声的。
  他望着年轻人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心里想:“要是在战争时代,像他这样的,早给他一支枪,让他上前线去了!”
  高歌果然参加了文艺宣传队,晚会上有时还可以欣赏到他那嘹亮的歌喉。于而龙的音乐素质极差,只会哼几句石湖上的渔歌,所以对于高歌颤巍巍的洋嗓子,并不怎么喜欢,尤其拿腔作势的姿态,看来也不舒服。可是演出结束来到后台,也不得不敷衍几句,但是王纬宇却兴奋地拍着歌唱家的肩膀:“小高,唱得不错嘛,有前途,好好锻炼,我给你找一位名师指点指点,会成为一个介乎tanner和baritone之间的优秀歌手。”
  混蛋,总是炫耀他的学问,于而龙心里骂着王纬宇,回到家,问他儿子:“我记得你曾经也想成为歌手的,成天抱着吉他,唱什么我的太阳、我的月亮,你跟我讲讲,什么叫坦闹儿?什么叫巴列东?”
  于菱耸耸肩膀,回答不上来,那时候,他的兴致,早已不是声乐,那支夏威夷吉他像元帅的佩刀一样,已经挂在墙上做纪念品了,而开始热衷养鸽子,四合院的上空,常常飘扬着悠扬的鸽哨声。以后,又发展到养狗,哈巴狗、猎狗、狼狗,他都养过。于而龙无奈地:“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于是推开窗户,向坐在葡萄架下阅读医学期刊的老伴问:“喂,大夫,你学过拉丁文,介乎于坦闹儿和巴列东之间是个什么货色?”
  “好像是意大利文吧?也许是音乐术语,你查一查辞典吧!”谢若萍只顾钻研她的学问,于而龙回到书房里去翻检辞典,终于弄清楚原来是什么男高音,次高音。他查着查着自己也乐了,难道音乐和他一个工厂党委书记有什么联系吗?光是属于动力学范畴的学问,就够他脑子负担的了。
  不,骑兵团长永远记得那匹“的卢”给他的惨痛教训,该死的牲口是怎样当众把他掀下来出了丑的。
  哦,开卷有益,当那位歌唱家,突然弄出一本数万字的学习心得,博览群书的于而龙一眼就看穿了,把那个大厚本子扔给了热心推荐的王纬宇:“假的,全是东拼西凑抄袭来的。”他现在回想起来,不实事求是,凭摘取片言只语哗众取宠,吹嘘拍马,浮夸做假之风,可能从那时起,甚至还要早些,就开始存在,并且一天浓似一天。应该承认,那个小伙子鼻子够尖的,能够得风气之先,的确不易。“我不懂高歌弄这套玩艺儿干什么?是不是嫌唱歌出不了名?这本东西,连假马克思主义都算不上,因为假的也是需要力气编造的,可这好,统统是抄的,亏你还捧着到处推销。”
  “即使是抄的,这种学习精神也难能可贵!”王纬宇坚持。
  “你不要宣传混账逻辑!”
  王纬宇笑了一笑:“你太天真,难道你以为报纸上登载的这个英雄,那个事迹,这个日记,那个摘抄,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吗?谢天谢地,夏岚在报社工作,她懂得高灯远亮的道理。我们厂端出一个学习方面的先进典型,名扬全国,树起一块样板,老兄,你我脸面都有光的。不会有那么一个不识趣的混蛋,跑来非要查阅他的学习心得的,我们还可以找几个秀才再加加工,都是如此炮制的吗!”
  “滚蛋!”于而龙当着秘书的面,撵副厂长走。
  “你要后悔的。”
  “我们是搞动力的,一个马力的标准值是七十五公斤点米秒,来不得半点虚假,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才算好,那个高歌太飘浮,好高骛远,想走一条不费力气的捷径,一举成名,这是坏风气。你倒去捧他,助长他,像话吗?”
  但是王纬宇不走,反问起于而龙来:“你听说高歌在单宿搞的共产主义红角么?”
  “耳闻一点。”
  “我看,这是相当新鲜的新生事物,没准是一种共产主义的萌芽。在我们社会里,物质条件不具备,精神上先过渡完全可能。小将在向我们挑战,提出值得深思的问题啦!老兄,要赶上时代,适应时代,这是需要,不然会被历史淘汰的。”
  “我宁肯被淘汰,也决不去抄。”
  “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你看看这些年轻人吧,太可爱啦,他们开了支,把薪金放在一起,过着俭朴的生活,只吃一角钱以下的菜,准备把钱攒起来支援亚非拉的革命斗争;共同学习经典著作,每天坐在那里读十五页到二十页的《资本论》,管他懂不懂呢,热情总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吧?”
  “你就欣赏高歌的形式主义,有朝一日,他们闹散了伙,混合在一起的工资可由你去分,那是包文正都断不清的官司。他们干嘛天天戴八角帽,穿草鞋上班,难道打扮成井冈山的样子,人就会有井冈山的精神了吗?高歌脖子上拴根红布条子,领巾不是领巾,领带不是领带,出什么洋相。你下过命令,不许青工穿包住屁股的阿飞裤,可为什么不禁止他们?其实我看都是一路货色,不过是两种包装而已,出风头是一致的,而且还披上件革命的外衣,所以我认为要更可恶些。”
  “你呀你呀!老于,让我说什么好?”他把那大厚本学习心得举起:“你去抄抄几万字试试看,得有股子劲。”
  “他那劲使得不对头,直到现在还是个三级磨工。”
  “该怎么鼓励鼓励才好呢?”王纬宇还不罢休。
  “来,我在他本子上题几句词,如何?”
  “妙极了!”王纬宇挺高兴地递过本子来。
  于而龙掏出笔,写上了“脚踏实地,不尚浮华”八个大字,推回给他。
  王纬宇叫了起来:“他妈的,有这样表扬的吗?”
  “泼点冷水会使他头脑清醒,缰绳不勒紧些,就会走偏了路。”
  “你呀……”王纬宇说:“一颗闪亮的明星被你扑灭了!”
  
  就是这颗明星,没有过了几年,成了一颗超新星,是全市都知晓的鼎鼎大名的高歌了。
  哦,于而龙正站在火车头后边的煤水车上,粗烟囱噗噗地喷吐着大股浓烟,车前顶着几辆货车车皮,顺着通往实验场的铁路专用线冲过来。
  想到自己亲手建造起来的工厂,竟变成了双方交锋的战场,心里是不会轻快的,然而,现在谁还听他的呢?
  车头后面是武装到牙齿的工人阶级,在实验场里踞守的,是牙齿都武装起来的同样的工人阶级,马上,只要谁一扣扳机,打响第一枪,工人阶级就要屠杀工人阶级了。哦,这一触即发的战争,对一个打过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的老兵来讲,弄不懂历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开玩笑,若是按照因果循环的唯心主义哲学,是什么时候,什么人种下的恶果,才会有今天自相残杀的报应啊?
  难道是我的责任?于而龙扪心自问。
  他不能设想石湖支队的游击队员会互相斫伐;也不能设想骑兵团的战士会彼此袭击;更不能设想他最后领导的一师之众,这个团会去攻打那个团。可现在,他的工厂,党交给他的万余职工,却要以枪炮说话了。
  “不能打,同志们,千万不能打。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都是阶级兄弟!”他往两军夹攻中的无人地带走去。工厂里,杂草长得像石湖沙洲上那样繁密,因为相持的局面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期了。
  高歌叱咤风云,马上就要结合到市革委里去了,需要清扫一下后院,荡涤那些至今还不肯臣服的反对派。火车头扑哧扑哧地开过来,高音喇叭进行刺耳的战争叫嚣,整个厂区一片金鼓杀伐之音。高歌站在车头一块防弹铁板后边,像鬼神附体似的咬牙切齿,两只布满血丝的眼睛,于而龙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
  高歌发出了命令,因为最后通牒规定的缴械期限已经到了。
  突然,在铁轨中心,出现一个人影,兀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谁?”
  “于而龙!”
  “他疯啦?”
  是的,他疯啦!只见他蹒跚地站在枕木上面,两腿有点别扭,显得不大灵活,那是小将们为了他的态度不够老实,而稍施教训留下的纪念。但一点点外伤,不算太碍事,何况还有那把他自嘲为总统的节杖大竹笤帚可以扶持着呢!
  “滚开!滚开!”那些不顾一切的暴徒们吼叫起来。
  既然来了,于而龙是决不会撤退的。
  “滚开!快滚开!”陷入歇斯底里狂热的人们也跟着呐喊。
  不,于而龙像钢轨鱼尾板上的道钉一样,死死地在那儿。
  “轧死他,他敢不让路的话……”高歌喝令那个生有一对又大又圆眼睛的火车司机,听得出来,是他那介乎tanner和baritone之间的声音。于而龙动都不动,盯着那从铁板后边探出头来、一张满脸横肉、露出狰狞杀气的面孔,盯着,一眨也不眨地盯着,盯着那个年轻人。
  ——放心吧,我于而龙是决不会给谁让路的。
  火车头朝他滚动过来,轰隆轰隆地发出震耳的巨响。
  高歌终于背过脸去,他绝不是害怕血肉横飞的场面,在市里都大打出手过,成为赫赫有名的“红色棒子队”和“铁拳头”;然而他憎恶于而龙那毫不畏惧的目光,和那钢浇铁铸的挺立着的形象。
  这样,他掉过身子,给于而龙留下了一个熟悉的背影,这个背影和当年从厂长办公室走出时,是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于而龙诧异了,他奇怪地询问着自己。
  在车轮声音益发地响,车厢身影益发地近的紧迫关头,竟有工夫给自己提出一个学究式的问题。
  “为什么一张稚嫩的、单纯的、至多也可以说是缺乏表情、比较单调的面孔,怎么能在变成一个凶神恶煞般的、食肉兽似的、贪婪残酷面孔的同时,背景偏偏半点不改变?而且还是那样忸怩,胆怯,童稚,甚至还有点天真呢?谁能回答我?难道一个人的背影,如同指纹那样,终身也不会变?而随着年龄变化的,只是一个人的前脸?王纬宇,你被你的小将们尊之为王老,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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