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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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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花,快回答我吧!快回答我吧!……
  没有一丝回声,只有云雀在蓝天里歌唱。

第四章 (1)

  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可眼前的现实,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三十年来一直在心目中向往的圣地,他精神上的凭借和寄托,刹那间,哗啦一声全坍了下来。甚至连个废墟都不曾留下,那样的话,或许还能遗留一点足可凭吊的断砖残瓦。现在,什么都没了,像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一样,古怪地失踪了。
  他想起一个梦,一个芦花的梦,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世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黑得可怕,黑得恐怖。好像在这个世界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或者,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她觉得她醒了——她说得确切不移,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因为梦境和现实有时会惊异的相似,难解难分。确实也是如此,现实中的怪诞不亚于梦境;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于是他说:“没准是你梦魇着了!”芦花摇摇头:“不,我醒了!”好吧,也许她醒了,生活里有这种可能,在黑夜里,明明醒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声,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谁?”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
  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所有应该离开支队,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只有一个人,他是完全属于那种应该离开的人,但他偏偏没有走。难道是他?芦花思忖着。
  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
  然而,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脚步声很轻很轻,是想来杀害她呢,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那时,她是支队惟一的女战士,也许他在离开以前,给支队一点报复。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的,而且他分明知道,她恨他,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现在,她被恶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于是她大声地叫喊起来。一会儿,脚步声消失了。
  “绝不是梦!二龙!”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
  “你在发烧,脑门子都烫手,好好躺下,别说胡话!”
  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他没开小差吗?”
  “你说是谁?”
  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泛起一丝疑云。
  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甚至人心民意;那些崇高的理想,神圣的意志,美好的愿望,幸福的向往,都曾经被踩在泥土里,受到践踏和蹂躏。因此,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于是不再想那个梦。现在在他眼前,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涂着黑色油渣的公路,顺着湖滨,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
  “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哦,他真有过一阵饭吃得不香,觉睡得不实的难熬难忍的日子。
  但是,在芦花牺牲以后,他告别石湖的时候,王纬宇已经像患了一场伤寒病似的逐步复元,眼睛不再那么无神失魄的样子。真的,于而龙把心底里的祝福,通过那紧握的手向他表达出来。
  “再见吧!好好干吧!纬宇同志,你虽说是个新党员,可是三八式的老同志啦!等着听你的战斗捷报!”
  他脑袋垂得很低,似乎在打量着坟头上那棵衰微的枯草,看得那样专心致志,以至于而龙怀疑他是不是在听自己讲话,或者他的确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惶恐。那时候,游击队长躺在担架上,望着他;虽说,彼此之间有过隔膜,有过挂碍,甚至还有过不愉快。但于而龙是个直性汉子,事情过去了,也就烟消云散。这一会儿,倒真是毫不见外地赤诚相待,多么希望他能够胜任愉快地挑起队长这副说来不轻的担子啊……

  然而,十年前那一场风暴掀起来,于而龙被关在九平方米大小的优待室里隔离反省、接受批斗,棍棒交加、触及灵魂的时候,王纬宇终于亮相结合登上前台,如愿以偿地来办交接,于而龙再不是石湖那时的衷心祝福了,而怀着一种阴暗歹毒的心理,着实地“恭喜”了一番。
  “祝贺你终于瓜代,完成了历史阶梯的必然一步!”虽说是民办的业余监牢,狱吏和囚徒之间的关系,也是等级森严的,所以他没有把手伸给这位革命干部,以免“玷污”了他。
  “得啦老兄……”他知道于而龙并无半点诚意,但又不愿同他顶嘴,一个心情舒畅,乾运亨通的红人,是不会斤斤计较走背字的朋友,所发出来的牢骚的。
  于而龙向同屋的难友,那位动力学造诣极高的反动权威发问:“密斯特廖,你见过买彩票中了头奖的人,脸上那副高兴模样吗?”廖思源采取不介入的姿态,正襟危坐,缄默不语。
  王纬宇扑哧笑出声来,他觉得这个人有着不可理解的顽固,宁可自讨苦吃,也决不让步。哪怕只是口头上暂时的服软,他也决不肯干。这种可笑的愚直,除了激怒那些眼中布满血丝的打手,有什么用呢?他觉得应该劝导两句:“二龙,顺时应势,是做人的一条基本准则,聪明人都这样活过来的。你本来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要早听我的劝告的话——”
  “三千年为一劫,那回风雪之夜的赐教么?”于而龙早就敬谢不敏了。
  王纬宇转向那位落魄的总工程师,他那头顶上还依稀留下“小将”们给他剃过阴阳头的痕迹,很像两垄紧挨的庄稼地。一垄肥水充足,赶上节气,麦苗长得茁壮,齐刷刷的一片;另一垄小苗才钻出土,连地皮都没遮住,不过,终于还是长了起来,屈辱既不能使头发降服,那也不会永远叫人抬不起头。“一味固执有什么用呢?廖总,你说是不是?需要刚的时候就硬,需要柔的时候就软,或者是刚柔并济,软硬兼施,而他,一条道走到黑,怪谁?”
  廖思源保持中立,阖着眼,像参禅似的盘腿打坐。
  其实有什么好交接的呢?除了挨斗的权利之外,一切都被“夺”走了。哦!原来是来讨那外国专家使用过的,大写字台上的几把钥匙。
  “我已经早就交给了小狄!”
  王纬宇说:“但是,那位清高的,效忠于你的女性,一定坚持非要你写个条子,她才肯交——”
  “哦!……”于而龙不禁感叹系之,心里念叨:我的忠实的小狄,使他们嫉妒了。愚不可及的姑娘啊!俗话说得好,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一把干草吗?
  当于而龙关在优待室里闭门思过的时期,他的家砉拉一下解体了。谢若萍编进医疗队,到祁连山南麓的荒塬上给牧民治病去了,连看老伴一眼的权利都不能获准,只好忍住泪水登程出发。列车西去,可她的脸却总是向东,担心她丈夫身上的“棒疮”,什么时候才能结痂?恩爱夫妻,十指连心,即使到了那荒漠的高原,也常常一个人伫立东望怆然涕下。于莲和高歌那伙革命家吵了一架,来同她爸爸告别,奔赴云梦泽国去种那矮秆早稻。而且据说一辈子要在向阳湖畔落户,终老斯乡,因为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可她,还有不如意的婚姻纠缠着,本不想当着爸爸的面哭的,他的心还嫌揉搓得不碎么?然而,自此一别以后,她还能向谁流泪呢?叫了一声“爸爸”,热泪如雨,抱住伤痕累累的于而龙呜呜地大哭。当时廖思源毫无表情地看着,像一尊泥塑木雕的偶像。
  他儿子于菱在撵出四合院不久,就被肖奎带到部队当兵去了。于莲抬起泪花花的脸,望着她父亲,问道:“你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于而龙抚摸着他女儿的长发,不禁叹息:“自然是要活下去的,我不相信历史会永远颠倒过来写。”
  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可全亏了小狄在照应他,他怎么也想不到原先认为是娇里娇气的秘书,却有着这样倔强刚直的性格。那些流言蜚语,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姑娘来说,就不是一般的讽刺讥笑。那些无聊的家伙,以他们自己卑鄙龌龊的精神状态,来编造一个又一个谣言,把小狄描绘成一个不要脸的女人。然而她顶住种种难堪的屈辱,一张大字报不写,一句揭发的话不讲,而且理直气壮地来优待室看望他。
  “以后你可不要再来这里看我了!”
  小狄说:“坐牢总得有探监的呀!现在,只有我,是你惟一的亲人啦!”这话她不仅仅对于而龙说,对谁都不隐讳。
  这个瓷雕似晶莹的高傲姑娘,昂着头,眼皮抬也不抬地通过那些持刀弄枪的岗哨,每礼拜光临一次这如今统称之为牛棚的小屋子,给于而龙送来换洗衣服,而且还替他经管着不多的生活费,为他买一些日用品和必不可少的雪茄。
  “卷毛青鬃马”,第一个冲上台把于而龙拉下马的女工,成了全厂的名旦,曾经指着小狄骂过:“不要脸的贱货,真是旧情不忘啊!”
  小狄站住,脸白得像一张纸,但仍旧文静地告诉她:“你说得半点也不错,是旧情不忘。我可以坦率地,用最明白的语言告诉你,我确实爱他,但是我更尊敬他,这一点,怕你未必能理解的。”“卷毛青鬃马”放纵地大笑,毫无羞耻地劈开两腿,拍拍自己的裤裆:“别装假正经啦,小姐,谁不明白吗?”
  无论怎样冷嘲热讽,甚至逼迫划清界限,仍旧每礼拜来一次,久而久之,看守的人渐渐松懈了,于是她用俄语同于而龙交谈,用英语和廖思源聊天。“多么忠贞的女孩子啊!”那位学术权威衷心赞美着。只要她来,总给优待室里留下一股科隆香水的芬芳。
  “好吧!我让小狄把钥匙交给你!”
  于而龙一边写便条,一边想着王纬宇上任后的情景,估计他决不会轻松愉快的,几千人的偌大工厂,可不比当年的石湖支队,即使那百把个弟兄,也是在他的带领指挥下,全部把生命断送在樊城战斗中。那么这座工厂在他手里,会不会像断了箍的木桶,哗啦一下全散架呢?
  只好由历史来判断了,而终归会有这一天。

  “你们也别远送了,老王!”于而龙躺在担架上,有气无力地朝他们挥手。
  “好!等着你!”王纬宇说。
  “我会回来同你一起干的。”他仰望着那活像老人的鹊山,使他触景生情,想起在石湖沙洲上度过的,芦花生命史上的最后岁月,于是向通讯员说:“长生,扶我一把!”
  铁柱,老林哥的二小子,他和长生负责抬于而龙到后方医院治疗去,他刚正式参军不久,是老林嫂让游击队长把孩子带走的。负有特别使命的铁柱抗议:“二叔,谢医生讲,你只能躺着。”
  老林哥笑了,好心肠的事务长体贴到他的心境,和长生把担架抬着,往那块殷红色的墓碑靠拢了些。无非是一种世俗的想法,给亲人的坟头添把土吧!此去经年累月,还不知何时再来扫墓!
  三十年后,在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
  于而龙想些什么呢?“芦花,我的芦花呀!连你的坟墓都找不到了,你甚至比抬担架的两个年轻人都不如。铁柱的墓碑竖立在朝鲜定州西海岸的山丘上;而长生,还有那匹‘的卢’,是埋在面向黄河的陵园里,可你,石湖支队的女指导员呢?……”
  他不知拿他手里的鲜花怎么办了?
  江海挽住他的胳膊,强拉着他走回来:“我记得对你说过的,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考验的年代呵!”
  “那么你应该告诉我,她的下落!”
  “你不会忘记,我请求你们原谅过,我没有能够保护好她。”
  “老江,请你讲得不要那样抽象好吗?”于而龙恳求着他。
  江海望着铁一般坚硬的汉子,他那刚毅的脸上,显出准备承受任何不幸消息的神色,似乎在讲:“把你去年难以讲出来的话,统统地倒出来吧!我神经不会脆弱得受不住的……”
  但是江海看看周围异样沉默的人,便把舌边的话,强咽了回去。难道十年来,他心灵上受到的伤痛还少么?干吗再给他增添苦恼和悲哀呢?于是他向老战友建议:“走吧,到我那儿去。”
  “我哪儿也不去。”
  “干吗?”
  “在石湖找到回答。”于而龙坚定地说,并把那个花篮捧到他的面前:“要不然,我拿它们怎么办?”
  是啊!半点可以凭吊的遗迹都找不到了,难道花篮总让于而龙在手里端着么?
  所有在场的人,对于游击队长和芦花之间的关系,谁也比不上江海理解得更深,他几乎等于亲眼目睹全部过程。那时滨海和石湖还同属一个地下的中心县委,并未分家。他记得当时是多么不理解,也不支持那个追求革命和真理,也追求爱情和幸福的芦花呀!她是怎样大胆勇敢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冲破了世俗的观念,摆脱了不成文的婚约束缚,和现在端着花篮的人结合。那是一个痛苦的割舍,无论对于芦花,对于他们哥儿俩,都曾有过一段困难的日子啊!尤其是于大龙悲惨的牺牲,加重了他们结合的阴影,但有什么好责怪芦花的呢?
  人们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追求真理一样,是谁也不能剥夺的神圣权利;爱情和怜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难道芦花就该听受命运的摆布才算好么?
  芦花的一生是短促的,像流星一样,在空间一掠而过,然而她的生命、爱情、战斗,以至于牺牲,像流星似发出了强烈的光辉。大凡一个人生前有人爱的同时,必然也会有人恨。死后,爱和恨的分野就会更加鲜明,肯定是爱之弥深,恨之弥切了。要不然,该不会落到连放一捧鲜花的地方都没有。
  “走,江海!”
  “哪儿去?”
  “沼泽地。”他寻找他那个小舢板,打算走了。
  “你发疯了吗?想陷在里面出不来吗?”
  “那好,不攀你。忙你的贵干去吧,地委书记同志!”
  “你这个人哪——”江海了解他的脾气,而且“将军”在电话里嘱咐过不要袖手旁观,于是他萌出了一个主意,捉住于而龙的手:“走吧!二龙,我们到天上去!”
  “干什么?”
  “看你的沼泽地去呀!”他拉着于而龙,向停落着直升飞机的大草坪走去,心想:那样,这篮鲜花就好办了。
  “我要脚踏实地地去看、去回忆!”
  “照样,在天上更能一览无余。”江海强拉着他走了。
  告别了乡亲,告别了故乡,直升飞机载着两位游击队长,离开了波光潋滟的渔村,向辽阔的蓝天里飞去。
  “芦花,芦花,我回来得实在太晚了……”于而龙那紧捏的拳头,重重地落在了对座的江海膝头上。这时,飞机已经升得很高了,冷风从机身罅隙里钻进来,吹得心里直发凉。“真是应了老伴的话。”于而龙琢磨,“难道不是这样吗?失望加上失望,扑空接着扑空,使自己高兴的事情不多,引起忧伤的因素倒不少。”他摇了摇头,对江海说,“我不相信我会陷在沼泽地里出不来,它总有边,总有沿,总有走出头的一天。”
  “不要激动,二龙!打起精神来,我们的贵体,我们的高龄,还有他们——指着那些忙碌的机上人员——年轻人的未来,都不允许再糟蹋自己。听我告诉你,她的坟墓、棺木、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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