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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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秋审时即入情实，请旨勾到。
　　鉴于近年以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侵贪之员，比比皆是”，乾隆十四年十月甲辰，决定从重办理，一入“情实”，即与“勾决”，上谕：
　　朕今年办理情实勾到案件，于侵贪人犯及关系军务者，皆按其本罪，不少假借。……向来侵贪之犯，人人皆知其必不正法，不过虚拟罪名，是以侵渔之案，日积而多。若不亟为整顿，则营私蠹国之风，由兹日长，渐至酿成锢习。
　　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惟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饕餮之私，必能自禁，何至甘心扞网冒法。此狂澜之必不可不回，而膏肓之必不可不救。旋转之机，端在于此。
　　并委派专员审理，核实无误，即行正法。但是皇上“将见天下无侵员，并且无贪员”的目标却并没有实现，＇14＇反而在乾隆一朝是愈演愈烈。＇15＇
　　但吏治中的问题多半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等积习，《啸亭杂录》云：
　　（上之初年）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虽时局为之一变，然多获奇伟之士，有济于实用也。＇16＇
　　但利弊相因，据御史沈世枫奏称：近年以来之督抚，每以寻常政务，不足以结主知而动众听，于是逞臆见以变法，矜一得以邀功。其说以为利民，而其实利未见而害随之。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寅，谕：
　　朕见督抚中，辍�茸委靡，苟且因循，……故遇有努力向前，勇于任事者，究胜于持禄尸位之辈，是以量加奖许，以示鼓励。若谓朕之简用督抚，所尚在此。而督抚意中，以为如此即足以副朕之期望，则全不知朕心者矣。沈世枫所奏亦不为无因，而亦有似是而非之处。……
　　皇上大小事务一把抓，更使得那些官员不得不采取一些对应行为来对付他。当日行政实已趋向“急遽烦苛”，故不得不回复常规程序。乾隆十五年五月己未谕：
　　不得以急遽烦苛，为率作兴事之术；亦不得以蹈常袭故，博宁人息事之名。
　　自朕观之，整饬之道，不在多设科条，烦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以现在应行之事，因地制宜，一一实力行之，百姓自沾实惠。
　　但更严重的问题，却也不在这里，而在所谓“有司奉行不善”，＇17＇地方官“奉行不实”等。＇18＇
　　乾隆六年二月，江苏巡抚徐士林奏有“地方官不实力举行”诸事。
　　六月丙辰，上谕：上年因游惰之民，不务生计，曾特颁谕旨，令各督抚董率该地方官实力稽查，多方化导……迩来留心体访，有司并未实力奉行。
　　至谓外省吏治“率多欺蔽”，＇19＇“可见外省大吏无一不欺朕者”，＇20＇“细察近日有司，究不免奉行故事，罕有能深体朕意”，＇21＇“是大臣等实负朕恩矣”。＇22＇
　　在清代，乾隆朝是所谓最“专制”的一个朝代，但由以上事实看来，皇帝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反而要受到官吏和下层的制约。因此，不但追求理想如“回向三代”等等难以办到，其他次级的目标看来也不容易实现。
　　历来，皇帝与官僚的关系就是一对最复杂的矛盾。在乾隆一朝，更有多面相的表现。
　　美国学者孔飞力在他的大作《叫魂》里，自始就把眼光放在了君主和官僚的矛盾之上。他认为，君主和官僚的角色是不同的，君主又有许多理由对他之下的官僚不满。在他笔下，这些官僚（主要是地方官）具有难以改变的“恶习”（或曰“外省陋习”）：他们“迎合上意”，“毫无定见”；对新事务“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多事不如少事”的宗旨；“因循”、“无能”，“敷衍了事”；以至“知情不报”、掌控信息、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甚至用它的“颟顸迟缓”及各种手段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乾隆皇帝为什么这么“恨”官僚？怎么会对官僚制度存有这样的“极深猜忌”？传统政府对“吏”很有警戒，不料对有品秩的“官员”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尖锐紧张”？这一切当然值得吾人深思。＇23＇
　　*　*　*
　　＇1＇　参见赵翼：《簷曝杂记》卷1：上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讷亲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由敦撰拟。国书则有舒赫德及大司马班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延泰。
　　＇2＇　参见白彬菊（Beatrice　S·Bartlett）：《君主和大臣：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洛杉矶，伯克利，1991，第276～278页；它显示出乾隆朝的军机处与雍正朝实有很大不同。
　　＇3＇　乾隆六年五月庚寅谕，《高宗实录》卷143。
　　＇4＇　据刘心武考佚，弘皙一党在乾隆初年颇有活动，甚至在乾隆四年曾打算刺杀皇上，参见《刘心武揭密＜红楼梦　＞》，东方出版社，2005。当然，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也未必就是朝廷公布的那些，而另一方面，若按时下的观点，所有这些“考证”都是无法“证实”的。
　　＇5＇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谕，《高宗实录》卷576。
　　＇6＇　乾隆五年四月谕。
　　＇7＇　《御制诗四集》卷59，《怀旧诗·五词臣·张照》，乾隆四十四年。
　　＇8＇　参见《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据昭槤云：“当时，颇讥其袒比同乡，诛锄异己，屡为言官所劾，然其才干实出于众”云云。
　　＇9＇　《啸亭杂录》卷一《不喜朋党》：胡阁学中藻为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一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
　　＇10＇　以上参见刘风云：《乾纲独断》，《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
　　＇11＇　乾隆六年七月辛未谕。
　　＇12＇　不过“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
　　＇13＇　《高宗实录》卷138，乾隆六年三月癸酉谕；随后不久，山西复题参知府知州五员。
　　＇14＇　乾隆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15＇　以上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77…83。
　　＇16＇　《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水窗春呓》卷下《部吏口才》：彼时不论君子小人，在上在下，皆有才略智术，故办事如火如荼光焰万丈耳。国家全盛，此则关乎气运也；又见其《古人干练》条。
　　＇17＇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申谕。
　　＇18＇　乾隆十三年八月甲子谕。
　　＇19＇　乾隆九年三月谕。
　　＇20＇　乾隆九年五月谕庚子谕。
　　＇21＇　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谕。
　　＇22＇　乾隆九年七月庚子谕。
　　＇23＇　参见高王凌“叫魂案之前因后果”，《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
　　16。民玩
　　乾隆初年，随着国家赈济活动的大幅度增加，民众“闹事”也增加了。它形成了一个“风潮”，主要发生于乾隆初年，特别是乾隆六年至十三年这一个时段。目标也不是一般的“闹粮”，还有“闹赈”、“冒赈”。其中与日常平粜有关的，主要是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其目标是希望政府更多地增加一些低价粮食的供给。＇1＇参加者多为经济作物种植者、手艺人、雇工以及营兵等，而非粮食生产者。规模一般不过几十人，很少至百人以上，这是与其它闹粮事件颇为不同的。它也不应称之为什么“人民反抗”，＇2＇而不如说是他们的“反行为”，可能更切近些。看来正是政府赈粜“福利”的扩大，反而增加了这一类的“需求”。问题就摆在这里：是为此而建立更多的“福利”措施，以及更大规模地扩大仓储，以至把政府干预扩大到极致呢（这将带来严重的费用及其它问题）？还是寻求其他可以行之久远的解决途径？
　　在处理此事时，朝廷矛盾重重，也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乾隆四年六月，安徽巡抚孙国玺即曾“批饬预期报旱之怀宁等县愚民，及审究哄堂求赈之芜湖县劣衿等”。得旨：览奏，朕怀诚慰。汝所办理，亦觉得中，可嘉之至。
　　八月癸卯，禁刁民敛钱告赈传单胁官恶习，谕曰：
　　朕即位以来，偶遇水旱灾伤，真视为己饥己溺，百计经营。散赈蠲租，动辄数十百万，此薄海内外所共知者。无奈外省官员多言，屡赈之后，民情渐骄，言念及此，殊可痛恨，即如今年江南地方，初夏未雨，即纷纷具呈告赈。是不以赈为拯灾恤困之举，而以赈为博施济众之事矣。
　　更有一种刁民，非农非商，游手坐食。境内小有水旱，辄倡先号召。指称报灾费用，挨户敛钱。……迨州县踏勘成灾，若辈又复串通乡保胥役，捏造诡名，多开户口……不能遂其所欲，则又布贴传单，纠合乡众，拥塞街市，喧嚷公堂。甚且凌辱官长，目无法纪。以致懦弱之有司，隐忍曲从。而长吏之权，竟操于刁民之手……
　　再者荒岁冬春之际，常有一班奸棍，召呼灾民，择本地饶裕之家，声言借粮，百端迫胁。苟不如愿，辄肆抢夺。迨报官差缉，累月经年，尘案莫结。
　　乾隆六年，广东、福建、江苏等地都出现了民众“闹赈”的事件。如广东潮阳等地米价昂贵，五月初旬遽行停止平粜，因而罢市，男妇拥挤县堂，恳求粜米。该县已许开仓，尚有不法之徒，拥入典史衙署，毁碎轿椅等物，督抚竟不奏闻。七月庚午，上谕：百姓罢市，闹入官署。此风断不可长，必应严加惩治，以儆刁风。
　　此时在皇上眼中，“冒赈”还不是主要问题，更大的危险乃在于“讳灾”。乾隆七年三月戊子，因江南准、徐、凤、颍等处连年被灾，发生了民人困苦，流离载道，至有茹草伤生者；而所赈户口人数遗漏甚多的现象。上谕：
　　从前那苏图等俱有讳匿之意，其意不过以地方有一二奸民希冀冒滥，借口渐不可长。所属州县官员则以为上司讳言灾荒，遂承奉意旨，以重为轻，以多为少，上下相蒙，而民隐不能上达矣，独不思小民之指称饥荒，望希恩泽者，不过数人。岂可以数人之诈伪冒滥，而使千百良善之民，饥馁穷阨，至不能完其家室，保其躯命乎。况多费钱粮之害尚小，而讳灾病民之害甚大。
　　仍欲大行赈济，而不愿因“一二奸民”，头足倒置，于基本国策有所改变。
　　八月乙巳，在江苏高邮、宝应、淮安等处却发生了例不在赈的城市居民及有力之家，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的事件。是月，谕：
　　奸民敢于倡乱者，良由平日之恩泽不逮，及至有事，威又不能伏其心；而或者务为掩饰以期无事，是以民不知惧耳。
　　所应行者，当“恩”、“威”并著。时任江苏巡抚徐士林病逝，其遗疏云：
　　愿皇上除弊政毋示纷更，广视听而中有独断，爱民勿使之骄。＇3＇
　　乾隆八年二月癸卯，谕：
　　上年上下江夏秋被水，朕恫瘝念切，蠲赈频施；又令兴修水利，整理河防；所费帑金，以千百万计，而无知愚氓，有以查赈稍迟，聚众强求者。且有并未迟缓，已得赈粮，仍随众扳号，希心分外者。更有狡猾之徒，本籍赈过，即携眷逃荒，复赴邻境留养，及至下月，又奔回本籍领赈者。甚而本非无业贫民，串通胥吏，混入赈册。或依藉声势，冒滥与赈。种种情弊，层出不穷。
　　而各属生监藉有贫生一体赈恤之例，即家非贫窭，亦冀邀恩。所求不遂，即从中生事，煽惑阻挠。身列衣冠，恬不知检。士习民风，浇漓若此。……不以荒歉为可忧，而以荒歉为可幸。恃特沛之恩膏，启无穷之希冀。本计不敦，骄风日炽，势将何所底止。习俗之漓，莫此为甚。
　　乾隆初政以来，一直以施行“仁政”而自居自傲，以“民”及“贫民”为其救济和赈济的目标。但“民”一旦拉近距离，似乎就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形象上也不那么“可爱”了。
　　果然，不久就有严重的冒赈现象被揭发出来。八年三月，钦差大学士陈世倌奏删汰上江冒赈情形：凤阳府属汰大口二万三千九百余口，小口一万三千三百余口；颍州府属汰大口六千四百余口，小口四千三百余口；泗州并所属汰大口一千九百余口，小口四百余口。共大小五万余口。
　　随即，闹事的矛头又指向了“富户”人家。八年五月己酉谕：
　　周急之道，出于义举。百姓众多，良顽不一。若出示晓谕，勒令蠲粜，则奸民视为官法所宜然，稍不如意，即存攘夺之心，其风断不可长。
　　近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多有此等案件。夫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而借赒恤以行强，尤属刁恶不法。
　　其后，闻得江西地方，米价昂贵，奸民屡有聚众抢夺之事。六月癸酉，谕：朕观近日各省督抚，见朕加恩百姓，于地方一切事务，凡有可邀民誉者，一概丐恩请宽请免，以见其为民请命之意。
　　十月乙亥，因迩来福建辱官殴差之事，源源有之，上谕：朕细察其故，大抵因州县官姑息养奸，每遇恶棍不法等事，辄私自寝息，以图省事，并不申报上官。而上官又复苟且消弭，不行究诘。养痈贻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若两者俱失，则何以厚民生，肃吏治，挽薄俗，救颓风？
　　乾隆十年九月丁丑，礼部侍郎秦蕙田奏：近日奸民慢抗官长，有因地方偏灾，发赈稍迟，即抢夺村市，喧闹公堂者。而无识之州县，恐地方滋事，曲意优容。又或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其士民涉讼事件，或不明究是非，故直乡民而不直绅士。若此之类，皆足以长刁风。
　　十月己酉，有人奏称，近日民骄之处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赈济。赴工者领帑到手，私自潜逃；望赈者一有不得，哄堂闹市，因谕军机大臣等：
　　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办理未善……如散赈一事，被灾之始，或大吏踏勘，冀邀声誉，每至以必不可得之数，虚为慰藉。愚民无知，信为实然。迨地方按例查办，绝不如前，而哄闹之端起。
　　又或被灾已重，待哺甚急，有司不能实时申报，以致民情惶怖，而哄闹之端亦起。
　　十一月，浙江巡抚常安奏覆：地方偶值旱涝，奸民挟饥民为护符，从中鼓惑，遂不免有哄堂闹市之事。上年办理浙省赈务，亲厘冒滥，访拏百有余案。得旨：所奏已得大体，“但尚须以忠厚恻怛之心，实力行之而已”。
　　十二月，江苏巡抚陈大受奏：委员确查阜宁县从前捏冒各户，现有自行首缴者，有销毁不敢赴领者。其舞弊捏造之书役地保，俱经查出，提讯究处。统计删除捏冒大小口三万二千有零。民情帖服。旨批：此非小弊，应重处若辈以示警。
　　甚至发生了因蠲免钱粮，乡民“转恃上恩”，欲将田租四六均分的事件。乾隆十一年八月壬辰，命督抚训饬刁风，谕：
　　从前御史等条奏民风渐骄，不宜任其日炽，朕尚以此言为太过。今闽省刁民聚党抗拒，高斌亦奏宿迁奸徒欲报全灾，希图普赈，挟制罢市一事。可知民气日骄，洵属不诬。朕乃蹈所谓莫知其子之恶矣，至于各省民情，固不无愚悍之处，亦缘各督抚谓朕保赤惠鲜，止知奉行德意，遂不觉渐流为姑息。不知父母无不爱之子，而于子之贤者，自必恩勤抚育；若不肖之子，又须重加惩创，岂容任其骄纵，以长奸恶？
　　这一时期，其它各类的聚众事件，如兵丁闹事也日渐增多。
　　乾隆十二年四月丙子，以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等事，遂至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上谕：
　　此皆愚无知之百姓，平日于地方官毫无敬畏之心，因而望恩幸泽，无有餍足。稍有未遂，遇事生风，众情汹涌，此民气所由日骄，刁风所由日炽。所谓有一利即有一弊，扶起一边又倒一边。水懦民玩，信不虚也。
　　朕爱育群黎，惟惠养是务，亿兆善良者众，岂肯因一二莠民，顿尚威克。但怀保不可不厚，而去恶不可不严，……俾小民咸知国宪之当遵，命吏之当敬。敛戢其浮嚣之气，慑服其骄悍之心，禁于未然，较事发而后以法绳之者，所全多矣。
　　发出欲改变政策的信息。＇4＇特别提出不得“聚众”。
　　为什么不许“聚众”？这一提法与今天的政治经验恰好相反，因为所有的现代政治，都离不得“聚众”，离不开“群众”（不管是采取什么形式，甚或是无形的）。传统政治理念却不主张“从众”，不主张实行“多数原则”，许多跟“众”字有关的名词，如鼓众、恃众、纠众、随众、媚众等，都是贬义词。清代更是不许鼓动群众，不许“鼓众”、“惑众”（鼓惑众听），发帖子（传帖约众），作演说，拿过高的政治口号吸引民众（干誉）。
　　“聚众罢市，大干法纪”，＇5＇大清律例本有规定。但在清代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如“从前顺治康熙年间，督抚等犹沿明季陋习，于抗官拒捕之案，每多暗为消弭，归于不办”；雍正年间有所改变，乾隆年间就变得格外严厉起来。上谕，自“朕临御以来，严饬封疆大臣，不许弥缝了事。匿不上闻”。＇6＇乾隆六年九月，御史李清芳奏陈，严禁学习拳棒，纠众会聚。九年正月，闽浙总督那苏图等奏，禁止民间联盟、械斗、谤讪、抗官、拒捕、罢考、罢市、造军火器械、揭旗聚众等事。随之，为之制订了更为严格的法律。乾隆十三年五月，刑部遵旨议定：
　　嗣后直省刁民，聚众殴官，积至四五十人以上者，为首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有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系同恶相济，亦应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之犯，照例拟绞监候。其被胁同行审无别情者，照例各杖一百。＇7＇
　　乾隆十二年五月癸丑，以近岁以来，科道官时有以民气渐骄为言，朕初不信，谕：
　　夫以普免钱粮，而民不以为恩；加赈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偶或地方有司。办理少不如意，辄呼群咆哮，挟制官长。为督抚者，或避卞急之名，或存省事之见，不询根由，不顾大体，甚或参处官员，以图结案。
　　夫百姓之敢于恣肆妄为，亦由平日不知尊亲大义。而平日之不知大义，则由于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先率之以教化。督抚亦惟知朕有爱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责。居恒煦呕燠休，惟恐咈百姓之意。百姓目无官长，竟若官长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群不逞哗然而起，而官长则己挂名弹章。以致益煽，习为故常。犹劣子之倚慈母，有所恃而无恐，且抗衡焉……
　　今日之顽民聚众，干犯刑章，朕得不引为已过，深自愧悔也欤？然朕虽失教于前，尚思勤恳诲迪于后，以为黎庶劝。
　　对生衿参与，更表示要严惩不贷。十一月辛卯，谕：晋省两年中，如天镇之抢粮，乡宁、静乐、镇宁等处之聚众抗官，皆劣衿倡首。该学政从前未报劣行，宽纵之咎，已属难辞。
　　乾隆初政，皇上“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穷而无告，故复定冬留春送之例”，严格实行了因灾流民的留养资送制度。“但意美而法未良”，盖从来勘灾，尚多匿饰，外来流民，无从核辨，惟有尊例资送而已；送回本籍不必核辨，惟有尊例补赈而已。定例：赈银月给钱二分，资送者日给钱二十，两相比较其利孰倍？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无灾难以入赈，不如预行外出，以求资送，又借资送文书以罔本籍，两相伪冒。＇8＇
　　所为乃是“爱民”，而突然发现，一旦如此，“民”还有那么“可爱”吗？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另作解释，也可以说他本是一个纯朴的青年，经历了这样那样一番思想的转变，这才把心肠硬了起来。
　　乾隆十三年遂发生更大规模的闹粮事件，和更严厉的镇压。事情这回又是发生在江苏。
　　与以前闹粮事件不同，苏州是一个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工商业重镇，又是通往浙江的交通孔道，每年需要大量的粮食输入。这一年因连续受灾，粮价猛涨，＇9＇官府虽减价平粜，市价未能即平。四月十四日，苏州民人顾尧年自缚双臂，插竹粘纸，上写“无钱买米，穷民难过”等语，前赴巡抚衙门喊诉，欲求勒令米铺减价出售，从者甚众。巡抚安宁将其发往长洲县讯究，民人叶龙等聚众齐赴县堂吁请释放，混乱中将县堂暖阁打毁，并将顾尧年抢走。随后群众拥向巡抚行辕，将栅栏挤倒。营兵即刻出动，拿获闹事者三十八人。
　　得到消息后，皇上命将顾尧年聚众一案主犯及首犯立即杖毙，以儆刁徒，五月丁酉，谕：近年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之案，几至效尤成习。而吴中民情素属浇漓浮动，即如米价腾贵，地方官既为之劝谕，筹划平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