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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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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开矿、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等。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
  五月庚戌,谕: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谕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的语言)的层面。'4'
  政府角色问题: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在中国,不可“忘了”政府(国家),它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开始放权),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五、实学和经世之学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及行政考虑(孔门所谓“政事”)面对人口压力以经济发展解决问题从垦政到农政的变化讲求“六政”技术官僚群体及其专门之学从“内政”和“国计民生”出发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所谓“十八世纪经世学派”,是我的一个“发明”,也遭到很多同仁反对。
  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其他几无地位可言。为此,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即“政事之科”,为“儒学”(注意它不等同于理学、考据学)四要项,“缺一不可”。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  《经世文编》中“(参见苗华国、余芬论文)。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脚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志向。
  其实《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为此,必须开阔眼界,看到国务官员一派人的思想作为(如曾国藩即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而不能像一般学术思想史研究一样,局限于那些民间士人(参见宋玥论文)。
  对“六政”的处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国家头一号技术专家,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技术官僚。过去学界对他们和他们为处理国家政务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虽然它们不属于“经学”的范围,却是传统“儒家”必不可少的“学问”。
  从经济史转入政治史: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研究生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后,据唐晓峰回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参见我的博客“清代经济史论坛”及其分类说明,特别是有关垦政、农政、粮政部分)
  六、乾隆皇帝的“专制理念”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正面认识传统政治并不等于专制政治皇帝的位置(君相合一)“一人做主”不赞成“朋党”不得于上奏前互相讨论 反对“聚众”戒“干誉”(及“蛊惑人心”)众多的“汇议”(参见申妙论文)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诡称民主而不肯负责),正是儒家一个基本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其实在这类问题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
  不再迷信“科学”之后,我对“民主”也不那么看好了。在研究乾隆时更发现,这位皇帝可是有着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今人或谓之坚持“专制主义”),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今人或谓之“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应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释(参见《读书》2009:11,及有关博客)。
  清朝皇帝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与余英时的通话)!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
  如果说他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西方的“专制”当初也不是贬义词)。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一般就行政而言,并无所谓“专制”与不“专制”一说的(熟悉现代史事者即不难了解这点)。
  七、统驭方法和君臣关系面对广土众民驾驭各省大吏的方法(如陈宏谋、年羹尧的例子)吏治积习(观望、迎合、宽缓、因循、粉饰、欺诳、疲玩、废弛)官场文化《叫魂》官员的“反行为”
  我在清代政治史会议论文中写道:金川之役是一场很难缠的战争。一代名将张广泗失败了,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也失败了,年轻的傅恒自告奋勇前往督师,难道就不会重蹈覆辙?他有没有这个信心?皇帝也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否定性的。但他居然能够马到成功。而且很明显,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非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傅恒是怎样做到这点的?他怎样实现了“下克上”,“操控”了皇帝,“诱导”他做出明智而灵活的选择?并最终给他找好下台的台阶?这是怎样一种“反行为”?
  在有关文字中,我多次提到了“反行为”一词,“反行为”是什么意思呢?“反行为”的基本定义之一,就是在表面服从的前提下,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却在下面在暗地里实施若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将事情“反过来”。傅恒就是此道高手,乾隆十三年的金川之役,就是其典型的例证。其实,清朝许多官员(尤其是高官)也都会此道。否则,那些“官场行为”恐怕就不好解释。
  我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课时曾说:所谓官员的“反行为”(“对应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是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高帽子戴足(如叫魂案中);其二,是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其三,则要乘机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以为他日地步;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其四,便是需“装点几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将“反行为”概念运用到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还有魏淑民“清代乾隆朝省级司法职能研究”(清史所博士论文,2009)、李燕“皇帝司法权的另类叙事——道光朝特旨交审案件为中心的考察”(法律系硕士论文,2009);法兰西院士巴斯蒂(Bastid—Bruguière)也表示,打算把“反行为”运用于晚清史(张之洞)研究之中。
  八、通讯系统官府内部的信息系统邸报咨文“驻京办”
  在乾隆十三年的粮政大讨论中,皇帝让督抚们发表意见,最早有个巡抚上奏,说了很多“违心”的话,结果挨了训,后来督抚们就相信他的“真意”,一致转向皇帝那边了,——督抚们是怎么得知这个信息的呢,在多次的“汇议”之中?
  九、舆论政策如何面对“乌合之众”
  通过金川之役那些大数量的上谕看来,也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皇帝的“受众”是谁?是所谓“愤青”吗?那还有没有“秘密外交”和决策的“迅速果断”?是所谓“群氓”和“乌合之众”吗?那它与“宣传”、“鼓动”又有多大距离?清朝这些所谓“古代”的做法,又与“现代”有多大区别?
  十、研究方法问题
  自从30年前清史研究所成立,就出现了一个主张“正面观察”,不再把清史、清代统治阶级“妖魔化”,相对而言,要把清史“写得好一点”(而不是相反)的研究趋势,这构成了一个基本立场,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只是有人不意识,有时分寸不好把握而已。
  进而言之,正史编纂中存在一个“道义原则”,就是要尊重“古人”,认真听取当年那些“当事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自己行为如何解释。如钱穆所说: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是“历史意见”,一是“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在研究中不免会受到种种批评,如“古已有之论”和“客观形势论”,比如说:如果乾隆时出现了带点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观形势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出路;我们的任务,就是阐明当时出现的客观形势。
  问题是,乾隆与雍正与康熙晚期的“客观形势”究竟有多大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他们行政风格的极大变化?这种短期的“事件史”,是否能套用“长时段”的“背景变化”予以说明?第二,人是这样“客观”的吗?如此,他岂不成了“条件反射”下的“实验室动物”?
  这还涉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是关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呢(传统史学看重的即“传主”的道德心性和治术经济),还是要得出什么“历史规律”,或历史的“客观真相”?
  属于后者的表现有,谋求给当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辩护,或为之寻找一种代替物。也许正是因此,才产生了清史研究中一系列的“虚妄史观”,如“失去了的机会”云云(这成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学发现)。
  相反,我们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细致化”研究。以“短时段”“事件史”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标并不是那些“长时段”的“客观物质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仅仅依靠“考据学”的方法,而必须依赖“直觉”,或章学诚所说之“性灵”、“神解精识”。
  举例来说,法国朋友曾因“反行为”出自直觉,而特别加以肯定。不错,那确是我发自“一念”,而后经过访谈调查,才确定了的。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废武功”。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理论”,有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理论”领先的,我们“人文学科”则不见得。李零曾说:“理论只是敲门砖”,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理论”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对”,也不要怕有“对立观点”。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刀锋”上;不错,治史要有“胆识”;而且,这世界是“相生相克”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参见我的博客“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直觉”、“关于考据学批判”)
  * * *
  '1' 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政府政策”、“经世学派”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经济政策”归于“政治史”的范畴,表示不解。
  '2' 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内侈宫室,外伐四夷”,“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而所谓“盛世”,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评者或举高斌的例子,说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持相同的意见。其实,历史研究并不属于“科学”,而任何事务都可能存在“例外”;至于高斌,虽隶旗籍(后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赐高氏为高佳氏,复被抬入镶黄旗),原先却是汉人。
  '4' 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巴多明(法)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费隐(奥)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
  '5' 严耕望《治史三书》:史学研究是要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运用理论模式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因为它是西方史学的新动向。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格体系。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有书评说,美国学者罗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话,辟头便指出了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中的枢纽位置,以及它与十九世纪经世学者的密切关联。'1'这是不错的,对我们重新认识“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不无帮助。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联系就不仅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更重要的,是在十八与二十世纪之间。
  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的学术兴趣始终徘徊于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并主张“在当代经验与历史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2'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议,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黄仁宇(R·Huang)提出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3'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三百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这说法不免“惊世骇俗”,也成为拙作出版时编辑删削的唯一文字。'4'其后,个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转向了二十世纪,……也许,它终使我不能不面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正面关联,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当然,我们的认识仍须建立在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之上,而暂把时下流行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放在一边,或认为它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无不可。'5'理论原产生于事实之上,对史事的新发掘新认识,也许会使我们得出新的理论。
  一、先从人口说起
  研究十八世纪,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一问题:为何要以人口开局?
  问题也许可以这样回答:首先,就是人口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次,应该看到,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全世界的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共时现象”。
  在历史中,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Braudel)写道,“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在西方,人口在1100—1350年间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发生了急促的“退潮”;1450—1650年间重新增长,随后“减速”;最后一次从1750年开始,从此不再“倒退”。同一时期中国和印度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与(人口)这个首要因素相比,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6'
  我们也可以补充说,明清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与西方仍有一定的差异,即每个阶段都比西方大约“早”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粗略地说,明代人口增加始于1400年(人口约8000万左右),结束于1600年(约有人口15000万);清代则始于1700年或更早(约有人口10000万)。'7'换句话说,中国自十八世纪之初(甚至更早,而不是1750年以后),即已遇到了人口增长这一“现代现象”。
  从1700年到1800年,中国人口增加到30000万左右(约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850年,官方统计达到43000万,'8'是即所谓中国“前现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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