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革五城巡检；
　　减盐铁税；
　　出借仓谷免息；
　　减贡马银；
　　减热审杖责；
　　罚禁粮出境；
　　修浙省海塘；
　　漕粮改折色（淮、扬府属运河工程）；
　　增京师饭厂；
　　限征耗羡；
　　止迎送上官；
　　奖励老农。
　　然所列举，远未足备，爰据《高宗实录》补充如下，其中最重要的，为禁耕地虚报开垦、禁以文字罪人等：
　　（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禁陈奏祥瑞。
　　（十月丁卯）申禁各省贡献。
　　（辛未）严禁地方官匿灾。
　　（辛未）严禁地方官讳盗。
　　（乙亥）禁虚报开垦。
　　（辛巳）命裁落地税。
　　（十一月）禁以文字罪人。
　　（十二月辛未）严饬歧视满汉。
　　（壬午）劝减佃租。
　　（辛卯）禁督抚无故传唤属官等积习。
　　（乾隆元年）重举博学鸿词。开乡会试恩科。
　　（正月乙卯）禁盐捕私扰，失业穷黎，易米度日，不上四十觔者，不在查禁之内。
　　（二月戊辰）禁派绅衿杂差。
　　（甲戌）定江南、浙江佐杂养廉。
　　（六月癸未）给京员养廉。
　　（乙酉）禁百工当官贴费，及短发工食，或竟不给发者。
　　（丁亥）禁四川私派番民。
　　（戊午）定给穷苦佐杂回籍路费。
　　（庚寅）优礼生员。
　　（八月丁丑）加在京文员俸。
　　（丁丑）添给旗员空粮。
　　（戊寅）广陕甘武举解额。
　　（九月庚子）命各省秋审情实人犯，停止勾决。
　　（甲辰）定披甲人凌虐遣犯，并免职官生监等为奴之例。
　　（十月戊子）命岁征银钱并纳。
　　（乾隆二年三月丁巳）著八旗兵丁男女有年二十八岁以上，或力不能嫁娶者，每名赏银十五两，以完其婚嫁之事。（四月辛未）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庶不致有怨女旷夫。
　　（四月辛未）禁收童生卷价。
　　并减免各地负担“极烦苛”者。
　　以上，用今天的话来说，或可谓之“昭雪冤狱”、“救民水火”。不知雍正朝还留下多少“苛政”，而与一向所说的“吏治清明”不相吻合，以致今上要一一釐正，也不顾大臣王世俊讥讽“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并搬出“爱民”、“养民”、“足民”的“三民主义”新提法？＇2＇
　　时人黄卬《锡金识小录》：
　　至雍正十三年，今天子登极，凡民所不便者悉报罢，万民欢呼。＇3＇
　　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4＇
　　陈康祺《郎潜纪闻》：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覩闻，莫不蹈舞。＇5＇
　　昭槤《啸亭杂录》：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跃，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6＇
　　登极第一日，即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特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办事，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乾隆初政，禁虚报开垦，及清厘落地税、详慎刑狱、禁革滥刑，皆从大学士朱轼所请。据云，公辰入酉退（今时七八时至午后七八时），屡有密奏，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7＇
　　大学士张廷玉辅相两朝，一时大臣皆出后进，＇8＇“负天下重望”，朝鲜史料称，“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9＇
　　时“每行一政，下一诏，海内喁喁，拜泣歌舞，以为尧舜复出”。有归美于大学士鄂尔泰者，其悚然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10＇
　　户部尚书史贻直奏停开垦、禁劝捐、循资格、用科目，疏数千言。上在藩邸习闻世宗称公，及是愈信其贤，悉允所奏。＇11＇
　　雍正十三年九月，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慎择督抚，禁以文字罪人，甄别各省开垦，“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12＇
　　九月，召前总督、“科甲领袖”杨名时来京，以礼部尚书衔入教皇子，兼管国子监祭酒，直上书房、南书房。＇13＇
　　昭雪科甲朋党案，（原任御史）谢济世、＇14＇（直隶总督）李绂、（四川巡抚）蔡珽等，分别予以任用。
　　起用前朝革职官员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后皆位至方面）。
　　复召孙嘉淦来京，进《三习一弊疏》。＇15＇上嘉纳之，寻迁刑部尚书。
　　上求直言，御史金溶上《培养元气疏》，言养民、备荒，及缓开垦升科、豁免带征、免关税盈余等事。＇16＇
　　雍正十三年十月，以西北两路大军已撤，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遂裁撤办理军机处。总理事务王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服丧二十七月释服，＇17＇总理事务王大臣请解总理事务。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办理军机大臣。初，例由讷亲一人承旨，张廷玉拟旨。
　　洪亮吉云：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尔泰）、朱文端（轼）、张文和（廷玉）、孙文定（嘉淦）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以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18＇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云：乾隆帝即位后，朝政颇尚宽大，凡宗室人等，旧被圈禁，至是一律释放。封允e、允禵公爵，复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为亲王。尊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元妃富察氏为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钟琪等释出狱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属罪，命他回藉。因此宗室觉罗，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一个不颂扬仁德。自西北休兵，只云贵叛苗，未曾平靖，特逮回张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别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各路人马。迨苗疆已定，海内承平，乾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学士等订定礼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臣，悉心斟酌，规矩三礼，考正八音。又复连年五谷丰登，八方朝贡，真个是全盛气象，备极荣华。
　　以致对清人一向抱有成见的朝鲜使臣也说：“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19＇“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矣。”＇20＇
　　盖“宽政”素为今上所推崇，并非仅是客观形势的产物。他自少接受纯正的儒家教育，信之极笃。就连师傅朱轼、鄂尔泰、张廷玉等亦称其学问纯正，才超学遽，往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21＇其年轻时所纂《宽则得众论》，尤表达了对“宽仁之治”的憧憬：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为二而理则一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
　　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22＇
　　《尚书》是他即位后再二再三、引用最多的典籍之一。其《大禹谟》曰：“御众以宽”，“克宽克仁”，又曰：“代虐以宽”，“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仁”乃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理想，也是皇上欲“回复三代”的一个基本条件。乾隆元年正月丁酉，上谕：
　　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
　　嗣后各直省督抚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屏除。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
　　其目的，就是为了“俯顺舆情”，造成一个宽舒的政治气象，“使其心宽然自得”，“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其后又明确表示：“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舍宽而无其它。＇23＇
　　是为乾隆初年宽仁之政。切勿忽视了这些思想行为，其目的正是儒家一向主张的，用“以感发人之善心”。＇24＇不过，也不能以为这些就代表了乾隆初政的所有内涵，或以为今上只是个会拉选票得民心的二流政客。除此以外，他还有大手笔在后边。＇25＇其《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曰：
　　后世人君施一二善政于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实惠于民何有焉？
　　显示其意远迈于此。而正是有了这一番铺垫，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支持率”，再经过一年的调试，自觉能够成功地掌控这个国家机器，——那些胸中的宏大计划，也就可以顺势出台，而很少阻力了。
　　*　*　*
　　＇1＇　遗诏为大行皇帝死后，大臣依照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所拟，其原文曰：“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处文字略有出入，见乾隆元年七月辛酉谕。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关栅》。
　　＇4＇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
　　＇5＇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页353。
　　＇6＇　昭槤：《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又见徐珂《清稗类钞》《高宗初政》（第1册，中华书局，1984，页245）。
　　＇7＇　《啸亭杂录》卷1《重朱文正》；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公奉世宗诏，侍皇上清宫最久。今上既即位，凡所陈奏，无不张施。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其他语秘，外不尽知。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虚己咨询。公亦忘身殉国，竭毣毣之思（时已七十二岁），卒以成疾，辅新君九阅月而薨。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
　　＇8＇　《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
　　＇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第11册，页4489。
　　＇10＇　《小仓山房文集》卷8；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2。
　　＇11＇　公（史贻直）入谒梓宫，上召见温论良久，赐世宗所遗鹅黄蟒衣四团龙补服，曰：“此先帝意也。”公感激呜咽，上亦泣下不止，见《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3。
　　＇12＇　其疏首曰：“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清史稿·曹一士传》。
　　＇13＇　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科甲领袖，为世宗语，因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
　　＇14＇　谢济世曾“私注经书”《大学》，其中“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为世宗所痛斥。
　　＇15＇　其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啸亭杂录》卷7《孙文定公》。
　　＇16＇　《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3。
　　＇17＇　乾隆六十年十月上谕：从前皇祖升遐时，皇考即欲行三年之礼，经王大臣等再四敦劝，勉从国制。皇考龙驭上宾之日，朕亦欲仿行古礼。尔时王大臣等亦曾奏劝，朕皆不允。因奏知圣母皇太后，蒙严谕：皇帝此举差矣。我朝旧制，服孝不应薙发。设三年之久不薙，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薙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之事！朕初未念及此也。彼时即祇遵圣母训谕，不敢泥古。将来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
　　＇18＇　《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19＇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0＇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1＇　参见《乐善堂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序；其少年读书之书屋“颜之曰‘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集因以是名。
　　＇22＇　见《乐善堂集》卷1；雍正十三年十月，上谕：“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萧姡В骸队老苈夹�编》：（雍正）十三年，上传位今上，降谕太子仁贤，曾密奏无杀年羹尧及抄家诸事（按：时年十五岁）。时举朝无一人言及也。今上登极后，逮年希尧治罪，以其迎合希旨，摧残骨肉焉。按：说前句“非仁无以得其心”是对老百姓，后一句“非宽无以安其身”是对臣下，亦为一解，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3。
　　＇23＇　乾隆三年八月癸未，仲秋经筵。讲毕，上曰：“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者。盖宽者仁之用，故惟宽然后能兼容并育，而羣生之众有所托命焉。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
　　＇24＇　《乐善堂集》，庄亲王允禄序。
　　＇25＇　《乐善堂集》卷3。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1＇
　　故“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的想法。＇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无作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教”、“养”两条。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将施政目标定为“先养后教”。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养民”的功夫，其后才转到“教民”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若采用所谓“回测”（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6＇
　　清代人口增长，是所谓“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十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几点罕见的“共时现象”。据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处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不再倒退（实际上中国要比西方早半个世纪时间），直至现代。同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7＇
　　人口增长及由此引起的相关努力，如加强政府等，在西方国家都属于“现代现象”，在中国则仍被视为“古代行为”，讥为“封建落伍”。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这些观点，未必能承受清史研究新发现的检验。可惜的是，中国学术界十分自卑，不敢承认自己之“理论”，甚至置自己所有之“事实”于不顾。
　　按照过去学术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发现人口问题的，是乾隆末年的洪亮吉，因与西方人马尔萨斯同时，故被视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洪亮吉与圣祖相比，已晚了九十余年。特别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并无多大出入。对人口问题，洪亮吉也主张从发展经济予以解决，与圣祖并无二致。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与之不同的、以限制人口增长为主导的思想，可能只是到下一世纪中叶，才在汪士铎的私人日记（《乙丙日记》）中有所表现；但它多少已偏离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而较接近于欧洲国家的人口思想。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解决政治问题的主张。＇8＇与中国相比，差了一个世纪。
　　一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康熙皇帝依然是陈腐老套，并没能提出限制人口。好像皇帝乐见人口增加，没有“砍杀尔”，就有什么“不是”似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就此作出进一步的回答。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或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汉代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