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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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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的时候，她想着想着，突然和护士说了一句：‘真是苦了吴凯！’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她转到浙二医院肿瘤病房以后，他开始二十四小时陪着她。她每天都要连续挂药水，一直挂到后半夜。他小心看着，一直等到药水挂完，然后躺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小睡。早晨五点刚过，搞卫生的阿姨就来了，动静很大。他睡得很少，睡得很浅。有时她让出一块地方给他。他怕压到她身上的管子，每次都不肯躺过去。
有一天半夜，她起来上洗手间，没有像往常一样叫他。经过多次化疗以后，她已经非常虚弱，身上又插了很多管子，一个人走路是那么危险，每次上洗手间都要人扶着，一点点挪过去。可是那一次，她一个人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了。她轻手轻脚的，尽量不发出声音。
他还是醒了。当他冲过去抓住她的时候，她正在向下倒。
你为什么不叫我呢？他问她。
不忍心吵醒你。她说。
她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她记得别人给过他们的每一点帮助，怕她不能再帮他记住那些事，就让他拿起纸和笔，把她说的话记下来：
某某家的房子快要装修好了，你要记住送礼物……
某某和某某快要结婚了，不要忘了回礼……
某某的孩子明年考上大学，你一定要去祝贺，他曾经帮过我们……
吴凯说到这里的时候，又喝了一口水。他要求我不要把刚才说的事写出来。这些事我都还没做呢，写出来不大好。他说。
“黄畅文人缘很好，领导、同事、朋友都喜欢她。她的同事，听说可以用活的癞蛤蟆治病，就想方设法去找。那时已经是冬天了，癞蛤蟆都躲起来了，他们借了一台水泵，找到一口池塘，把水抽干，从淤泥里捉了一批癞蛤蟆。”他说。
诸暨的小姑父、小姑妈——为了让吴凯和黄畅文能专心治疗，他们接过了抚养跳跳的担子——有时会带孩子过来看她。真想好好地抱抱她啊，可是她一点力气都没有，她让孩子久久地趴在自己的身上。她对他说：“吴凯，不要给孩子很多钱，要让她独立自主，要教她好的品质，改掉坏的习惯，给她最好的教育……”
她身上通了很多管子，进的和出的。仍然呕吐不停，什么都不想吃。有很多痰，不停地吐啊吐，一会儿就吐满一盆。有一天，她说想喝可乐。他买了给她喝。可乐从她嘴里进去，很快就从另一根管子流出来。她说：“可乐真好喝啊！”她过的是纯粹的嘴瘾，可是这已经是她唯一的享受了。
实在太痛了。肚子，脖子，脑袋……全身都是彻骨的痛。有些病人就是这样活活痛死的。为了止痛，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去做了伽马刀手术。几天后出现了可怕的后果：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
可是她仍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有说有笑。被践踏被抢夺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是惊人的生存意志和高尚的情怀。她对他说：
“吴凯，我听不见你说话，也看不到你了……你不要难过，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交流。”
他紧握着她的手。
“我说句话，如果说对了，你就在我的手心打个勾，如果说错了，你就打个叉。”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个勾，表示同意。
“好，那我们开始吧，”她说，“跳跳在不在这个房间里？”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叉。
“明天能不能让小姑父带他过来？”
他打勾。看她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他心都碎了。
2003年4月29日下午，她开始变得意识模糊。只有出的气。心电监护器上显示她的心跳越来越慢。
“赶紧抢救啊，医生！”他大声叫唤着。医生做了最后的努力。
“没有办法了。”医生说。
“一定要抢救啊！”他叫着。哪怕能让她延缓一口气也好。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医生非常坚决地告诉他。
她的心跳越来越慢，终于停止。她在医院煎熬了十个月，斗争了十个月，最后没有等到奇迹。
对于未来的生活，她曾有一些计划：把城西的房子卖掉或者租掉，住到钱塘江畔去；再买一辆车，夫妻每人开一辆；每年出去旅游一次；买一台等离子电视机。
她12月9日出生于湖州，最后在杭州南山公墓安息。她在南山公墓的地址碰巧是12…9。父亲给她写了墓志铭：
志存高远，虚怀进取，求平生相伴才艺学问；
脚踏实地，平和诚恳，愿人间充盈至爱亲朋。
这是她短暂一生的写照。
2004年7月7日
【蝴蝶：王蒙印象】
秋天，青草泛黄，凉风习习。10月16日上午，刚下飞机的著名作家王蒙匆匆赶到了浙江大学校园。
王蒙到达浙大时，张抗抗作品讨论会的开幕式已经热闹地开始，大会按既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稍晚些的时候，王蒙在与会者的注视下静悄悄地步入会场。席间有几位来宾举起手掌，准备鼓掌欢迎，但是看到他脸上那副严肃的表情，就缓缓地垂下了双手。王蒙抬头瞥了一眼台下，然后沉默着，坐到主席台正中央那个事先为他留好的位置上。
王蒙喘息甫定，电视台的记者已经把摄像机对准了他，摄影记者响亮地按起了快门，大会主持人则很合时宜地宣布：请王蒙同志为本次大会致辞！略显疲惫的王蒙显然没作任何防备，他的喘气声被冷不丁递过来的话筒扩散到了各个角落，但是他随即屏气凝神，并且凭着良好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开始即席讲话，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使用称赞的词语时毫不吝啬，可以觉出，他是一个有着透彻的智慧的人，有着极强的应变力，这也许是他与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他的讲话只持续了三分钟，但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尚未落尽，王蒙就已恢复了严肃的姿态，变得不可捉摸。他摘下眼镜，开始漫不经心地阅读眼前的一份报纸，间或端起茶杯地啜上一口。大概感到有点热，他脱掉了外套，然后一边看报，一边小心地整理脖子上那条围巾。终于他把报纸放下，陷入沉思。坐在他左侧的徐岱教授（浙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和他搭话，并递给他一张名片，他露出微笑。他朝徐岱教授连连摆手，好像在推辞什么，后来终于答应了，于是双方都复归于平静。会后大家才知道浙大准备邀请他和张抗抗担任客座教授，开幕式即将结束时，浙大一副校长宣布了这一消息。消息宣布完毕，校长大人把右手伸到坐着的王蒙面前，想握手以示庆贺，结果王蒙愣了一下。他有点心不在焉。他好像还没从某些矛盾中完全超脱出来。
从此刻的王蒙身上显然已捕捉不到青春的浪漫和激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冷峻的王蒙。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3年）的《序诗》中，十九岁的王蒙踌躇满志，他热烈地吟咏道：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如今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结果被打成了“右派”，被流放到新疆伊犁。一晃就过去了20年，他学习用一种较为务实、客观的眼光审视现实问题。然而事实表明，他做得还不够。他继续栽跟头。理想主义在他心中太根深蒂固了，这让人非常苦恼。去年夏末，王蒙创作了一首题为《秋兴》的长诗，作为散文集《我是王蒙——王蒙自白》一书的序诗，它的起句是：
昨日蝉鸣如海啸，
今夕蟋蟀啼伤调。
这是一首长达一百二十八行的古典式诗歌，愁绪满怀的作者在诗中抒发了一种古典式的伤秋（季节之秋？生命之秋？事业之秋？）之情。在《秋兴》中，年过花甲的作者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怀疑，并完成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自我宣泄。不过，诗中的王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王蒙。我们观察到的王蒙沉默、理性、机智、稍稍有点架子、言谈得体。他是文人，但有时又给人入世很深的感觉。
王蒙没在开幕式结束后的中餐上露面。人们伸长脖子搜寻他的身影，但是毫无结果。他仿佛突然消失了。直到当天下午三点钟，他才再次出现在花家山庄的会议现场，张抗抗作品讨论会正在继续。王蒙坐在中间，依然保持着旁观的姿态。他的目光常常停留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五点多，会议告一段落，王蒙接受了电视台记者的简短采访，然后又迅速地消失了。整个晚上大家都没有看到他。也许只有会务人员才知道他那诡秘的行踪。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被省里的领导请走了。
第二天，也即10月17日，王蒙整天没有出现在讨论会现场。早晨他对陪同人员说，你们都不用陪我了，我一个人出去走一圈。他果真一个人出发了，他以惊人的兴致和毅力徒步穿越了花港公园，穿越了苏堤，穿越了孤山和白堤（我们事后才知道这件事）。这是一次漫长而孤独的旅行，作家王蒙再次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捉摸，感到无比惊讶，它使人想起他的一段话：“我的一篇小说取名《蝴蝶》。我很得意，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知道王蒙是谁。”
但是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这次旅行恰恰透露出了王蒙个性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它表现在《秋兴》中，也表现在《春之声》《布礼》《活动变人形》以及《踌躇的季节》等众多的小说中。王蒙并不像他自已所说的那样是个令人费解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喜欢沉思、风景和创造的作家、他与那些喜欢前呼后拥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智者，是作家、红学家兼批评家，是最大胆的现代艺术的实验者。他骨子里仍是一位不断自我完善的真诚作家。
这一天的夜晚，王蒙在徐岱教授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浙大校园，因为他答应匀给浙大学生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浙大影视厅里，王蒙把这一个小时掰成了两半，一半用来发表即席演讲，一半用来回答听众提问。六百多位闻讯赶来的学生在此领略了什么是幽默和智慧，并且圆满完成了对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的集体采访。讲台上的王蒙机智、自信而胸有成竹。他面无表情，但是声音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但是连最狂放的笑声也不能打动他的表情，他的面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这又使人想起那首令人心动的长诗《秋兴》，在这首诗的末尾，那个最真实的王蒙动情地咏道：
花甲之年拨心曲，遥想读者泪如雨！
1998年12月23日
【蔡天新的左右脸】
1977年的高考改革照亮了人们心头由来已久的黑暗。可以考大学了，生活又有了目标了。
十四岁的蔡天新似乎还是个懵懂顽童，数学是那样的遥远，他从来没想到过数学将是他一桩要成就的事业。在严厉的父亲的命令下，他开始埋头于功课，从父亲的眼中，他知道大学是他首先必须抵达的目标，但是他实在不懂上了大学，生活又能改变多少。
就在那个时候，蔡天新阅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当年这篇具有启蒙意义的文章像一束强烈的光线，它告诉人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又是什么。刚刚告别童年时代的蔡天新被刺醒了，他灵魂中沉睡的部分被激活了，他觉得他应该走陈景润这样的路。1978年，他参加高考，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下“山东大学数学系”，并被录取了。
哪怕在今天，蔡天新那种说做就做的性格也要被一些人认为是天真的，头脑发热的。不过，它反映出了蔡天新身上某种异常热烈的气质，日后这些气质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它们将会是非常显眼的，而且与陈景润、杨乐他们截然不同。
蔡天新成了一名少年大学生，他从家乡黄岩出发，走上了北上求学之路。这一年，他第一次看见了火车。他学的是控制论专业，这与他日后的研究方向——数论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这时候他已确立了要成为一位数学家的理想，但是他并不努力。少年人的习性使他的学习、生活变得散漫无序，上课思想经常开小差，课外疯玩足球。他是那样的小，以致回家的时候连火车都挤不上。于是他就立在站台上哭泣。列车员查看了他的学生证，打电话到山东大学数学系，指责他们怎么可以让一位十五岁的男孩独自乘火车回家。列车员在电话中没提男孩的名字，数学系领导通过查找，怀疑是蔡天新。下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师向蔡天新问起这件事，但是蔡天新否认了。
他还参加了学校的冬泳队。假日里四处游玩。也许是与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太大的原因，大部分时间他都踽踽独行，眼睛里充满着青春期的忧郁。他的头发有三分之一变白了。到大学毕业，他连班里谁与谁恋爱都不知道。
他的少年天才很快就被发现了。大学二年级，他被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的助手看中，加入了从全系挑选出来的20名学生组成的小班，由潘承洞开小灶学习数论。20名学生不断筛选，一年以后只剩下了四名，不久又只剩下了两名，经过考试，这两名学生成了潘承洞的硕士研究生，蔡天新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蔡天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一类数论的均值估计》，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它将当代数学大师Pall Erdos的工作作了实质性的改进和拓展，被收入美国数学会的《当代数学》丛书第77卷。1987年，蔡天新在潘承洞院士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毕业了，蔡天新返回了家乡浙江，在杭州大学数学系担任一名年轻教师。这时候的蔡天新黑黑壮壮，满脸络腮胡子，但是他依然是柔弱的。对于这个社会，他仍然知之甚少。虽然在十五岁上大学那年，他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旅游，几乎在所有的假期里他都要出门远行。大学毕业时，他的足迹已遍布中国22个省，单单北京就去了七次。但这种旅游充满着少年人的浪漫情调，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内心的冲动和对自然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旅行是偏执而虚幻的。只有当他回到杭州并且成为一名必须自己谋生的教师时，他才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他得谋生，得设法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一些，得面临爱情，而爱情的连锁反应是婚姻，最棘手的是如何对付周围的人群。这一切都是新问题，大学时代随心所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蔡天新博士显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照样一意孤行，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势必会惹出麻烦，被人议论。这给他带来苦恼。
数学研究在继续，在学校分配给他的那间14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他认真研究着整数特别是自然数的性质，他相继完成了《数的几何》《指数和估计》《相邻素数差》《多项式表素数》《任意数域上理想集中的加性函数》等重要论文，它们发表在国内外一些重要刊物上。他的工作保持着世界上的一流水平，被前数学学会王元院士誉为“很有实力的年轻的数论学家”。他开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国家教委留学归国人员和浙江省自然科学等多项基金。
如果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蔡天新博士将会成为一位很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张广厚以及他的导师潘承洞将是他的楷模。但是蔡天新不是这样。他灵魂中的热烈部分在环境的刺激下又燃烧起来了，而数学需要冷静与理智，他的情感需求比常人更加强烈。
他开始迷恋上了跳舞，这可能是对学生时代生活的补偿。虽然他的舞姿不算优美，但他的许多即兴舞蹈，诸如四步舞、拉手舞等倒是令人耳目一新，这也体现了他个性中热衷于创造的一面。他酷爱古典音乐，并因音符的触动而热爱上了现代诗——也许诗歌比数学更贴近他的个性，换种说法，他身上具有更多的诗人气质。他开始发疯般作诗，在诗中赤裸裸地表达他的青春的冲动。他的少年白头重新变黑，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相继出版了诗集《梦幻的彼岸》《梦想活在世上》。
1993年，蔡天新博士作为一名交换学者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访问期间，他被聘为该校第一位亚裔客席教授，用英语讲授两门数学课程，师生们对蔡天新博士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欢迎。学期结束后，大家尽情挽留他，并替他办好了延长签证的手续，但是他还是于1994年秋天如期回到了中国。在美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利用假期游历了美国各地，并诗兴大发，完成了一本《美国，天上飞机在飞》的诗歌小册子。以后他相继游历了西班牙、摩纳哥、法国等十个国家。
蔡天新博士每次都能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在这里，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他的动机。我们大致只能捕捉到他思想的一些蛛丝马迹。和老一辈归国科学家，比如钱学森、华罗庚、童第周等人不一样，蔡天新在国外的真正角色往往是一名旅行者和访问者，而不是居住者或求学者。他在国外漂浮时，根一直留在国内。回到国内是他精神的需要。他回到了这块土地，就像他那快乐而孤独的旅行一样，是他诗人气质的集中体现。更何况，诗歌也有它自己的乡音，诗歌散发着它的出生地的泥土的芳香。对于蔡天新来说，寓居国外得冒着中断写诗的危险，这简直要命。
下面这件颇具意味的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蔡天新代表中国到西班牙出席第19届欧洲数论会议。会议结束后，蔡天新开始游历欧洲。他想前往意大利，但是意大利边界对中国人仍然关闭。于是，蔡天新就躲过警察，偷偷地溜上了从蒙特卡洛去意大利的火车，在意大利北部小城文蒂米利亚待了好一会儿，然后返回蒙特卡洛吃早餐。这次短暂的意大利之行可称得上一次小小的历险，并带有孩童游戏的味道。这种事情只有诗人与流浪汉才做得出。
现在的蔡天新博士是一位年轻教授，居住在杭大西溪河南的寓所里。通常，他都坐在他的书房里，书房很小，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左边的一半关于数学，右边的一半关于诗歌，中间放着一只地球仪。有时候你看蔡天新那张黑黑的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他的左脸写满了阿拉伯数字，右脸写满了汉字。难以想象这两种极端形式的符号能融进他的脑子里，你甚至可以想象汉字与阿拉伯数字在他脑中搏斗的样子。正对书桌的墙上贴着一幅漫画，画的是大嘴大鼻的蔡天新博士，这是他游历巴黎时用一件印有“杭州大学”字样的文化衫作交换，让一位街头艺术家画的，画家本来要价100多法郎。像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不太可能有这种商业才能。
和蔡天新博士面对面坐着，时间久了，会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他说话常常欲言又止，仿佛隐藏着某种玄机。如果你深究下去，他就会动手去翻文字材料，然后告诉你他想讲的都在里面了。于是你仔细看那材料，却很难发现什么。而整个书房却一片寂静。看着那堆满地板的书籍稿笺，再看看眼前这位数学家、诗人，聆听着窗外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你会发觉连时间都凝滞不动了。
1998年7月
【离家】
刚刚工作后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回家去。每次，我朝家乡走近，弯过那个山角，看见村庄，也就看见了母亲。母亲站在屋檐下，朝大路上张望，我一出现，父亲就从门里闪出来，站在母亲身后眺望大路上的我。我就这样，在父母目光的庇护下，朝家一步步走近。
我第一次离家去读书的时候，父母还很年轻。十五年后，我大学毕业，父母头发都白了。我被分配在家乡的县城上工作，离家只有二十公里。
“这下好了，离家这么近，能吃到家里的枇杷了。”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第一天，父亲就这样对我说。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父母种了八十多棵枇杷树。家乡的土壤非常适合枇杷生长，结出来的枇杷又大又甜。父母知道我喜欢水果，每年初夏枇杷熟时，就托人写信给我，信末总要问一句：回不回家？路这么远，我自然是回不了的。这一点，父亲其实比我还清楚。那时候，我天天想着逃课，想着回家。
星期天我待在家里，陪父母说话。枇杷是大家说不完的话题。冬天里，枇杷花早早地开了。春天一到，枇杷果子一天天大起来，我们也就更加频繁地谈到它，谈它的栽种、嫁接、修剪，谈它的开花、结果、收获……天气好的时候，我跟父亲到枇杷林去。我们天天盼望着果子成熟。
我大学毕业，在离家这么近的县城工作，在父母看来，真是有说不完的好处，能够回家吃枇杷是众多好处中的一个。因此，当半年以后，我提出准备离开这里到北方去的时候，父亲一声不吭，母亲则显得很忧郁。我说：“到北方去，我的境况会更好些，日子也会更有奔头，那边有我的朋友，他们会帮助我……”我只顾自己说着，没注意到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后来，他站起来走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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