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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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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民族是这样。这个国度里的你我也是如此。我们早已陷入中国式集体无意识的泥淖。当你遭遇失恋，所有的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掉一切吧。于是，遗忘成为唯一的疗救，爱情的创伤成为自我的禁忌。你如果干了坏事，内心给自己的忠告也是：忘掉。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自己面对。
我们没有遗产。什么都忘记了。
200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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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美）菲利普·罗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帝国的种子】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罩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
这样的开篇，将我深深吸引。我仿佛潜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成了那个庞大使团中的一员。但是我和那些英国人不一样，我不傲慢，也不冷漠。我像一个梦游者，行走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注视着两百年前的同胞。我的目光也和他们一样，沉重而哀伤。
书名叫《停滞的帝国》，在书的扉页，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尔在1822年给中国下的著名论断：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在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说的是“中华帝国”，而黑格尔和“中华帝国”都早已寿终正寝，因此，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生气。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观点实在太容易了：那么伟大的发明，那么伟大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那么伟大的革命！那么伟大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既然那么“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驳了吧。否则只能证明我们思维的不变性。谦卑些吧。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吧。
事实上，只要你稍微有点自知就会发现，在21世纪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基因里仍然带着乾隆时代的全部遗传信息。
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抗日战争、美英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相比，本书描述的事件实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国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向清朝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海上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面看来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一次沮丧的旅行。
本书的作者并不这么简单地认为，在他看来，中英之间发生于1793年的事件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史诗。为什么直到17世纪中国文明仍能领先于全球？为什么随后它却被别国赶超，并且它的部分领土像某些原始部落一样沦为殖民地？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为了世界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它的现代化进程是如此步履维艰？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中，我们已经听到风声鹤唳。
中国此后产生的巨大痛苦在1793年便已发出了暗绿色的芽头。看看这些人——乾隆、朝臣、地方大员、小吏、士兵、妓女、纤夫，看看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再看看把他们统一起来的那种精神气质和社会结构。你就知道痛苦的种子埋在哪里。
1793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殖民统治，一跃而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1793年，大清帝国一如既往地沉醉在“中央大国”的天朝美梦中。面对英国的通商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赞成乾隆万岁爷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一个多么贫穷而自豪的民族啊。自我的陶醉。
这是一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而直接导致马戛尔尼最终失败的是一件看起来同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据大清朝的礼仪，前来“进贡”的马戛尔尼必须在乾隆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拒绝这样做。他只能做到单膝下跪，并且头不着地。“天朝”被大大地得罪了。礼仪之争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并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东西方的误解与仇恨。
在这本书中，你读到的是一个长达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的历史故事——与其说它是历史，不如说它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不如说它是一部精雕细琢的史诗。作者在开篇第一页就向读者显示了他试图包罗一切的野心，试图洞悉中华文明的宏伟计划。它对这次失败旅行的描述是那么细致入微。它的结构是那么宏大。做到这样，即使对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而言，也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由三十多架摄像机组成，它们分别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膀上，或“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作者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这样做恰恰最大限度地勾勒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出版于1989年，作者阿兰·佩雷菲特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政府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为了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60年至1988年先后八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使团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法、美、日、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1999年新华社播发了他逝世的消息。
一切好像都在变，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许应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年的变化。然而有时我又觉得郁闷和窒息，觉得一切都纹丝不动，坚如磐石。我现在呼吸的空气，好像就是两百多年前大清朝的皇帝和子民们呼吸过的空气。那个时代的灰尘仍然飘浮在空中。那个时代的人还活在我们中间。那个时代的气质溶在我们的血液里。它们在我们身上复活。你不得不爱它们，又不得不恨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血肉的组成部分。想起这些，我就格外地沉重。
你总是陷在悲剧性的精神困境中。这样的困境两百年前便已存在。要同过去决裂是多么的困难。
200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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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阿兰·佩雷菲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旅行记
【让我十年前与你相遇】
我那远隔重洋的朋友，你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过去了十年，可往事仍历历在目。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寒冷的台州的早晨，我送你到三角马路，推你挤上一辆过路的长途汽车。多拥挤的车子啊，你挤进去了，却留手中的那只木箱在车门外无助地摇晃。我记得你回头看我的目光——亲爱的朋友，你抛下了我，留我在那座寂寥的城市。
还是少谈过去吧。我不该撩拨旧日的记忆。给你写这封信，是想跟你说说江西婺源。
我们去婺源的时候，油菜已经结籽，候鸟还没飞来，我们没有看到婺源最美丽的时刻。不过，这不要紧。
我们是在下午四点半进入婺源的。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傍晚气息。虽然没有太阳，但是天空很亮，白云在静静地移动——我已经多年没见过这么纯净的天空了，它覆盖着婺源的大地，无声无息，没有烦恼，没有伤痛，像一块无穷大的纱巾，高高地覆盖着我们。亲爱的朋友，要是你也在，你一定也会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仲春。
车子在公路上飞驰，我们打开所有的窗户，大口地呼吸着婺源的空气。窗外是绵延不断的油菜，已经结籽，如果再早半个月来，这里就是铺天盖地的金黄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嗅着空气中的油菜籽气息，还有樟树的香味。在这里，巨大的苍翠的樟树随处可见，它有时孤单地立在田野里，但是大多数时候，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守在村口、河谷或缓坡上，掩映着古徽州的白墙黛瓦和飞檐翘角。我的朋友，你还记得台州老家的那棵老樟树吗？整座村子就那么一棵。可是在婺源，老樟树从车窗外一直生长到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当远近的山峦被风吹起阵阵松涛，当长满禾苗的田野被吹得像烟波浩淼的湖面，樟树那巨大的树冠却总是纹丝不动。
婺源的公路总是傍着河流走。河流时宽时窄，有时湍急，有时平缓，河流边上，经常会出现大面积的草地，它的绿色是那么纯粹，不夹带一丝杂质，又像水面一样柔软平滑。真想赤脚跑过去，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就像很多年前那样——我的朋友，那时我们都是懵懂顽童。
我们的车子总是越开越慢，有时干脆停下来。窗后逝去的景色使我们恋恋不舍，还好，美丽的画面旋即扑面而来，让我们目不暇接。
常常，我们熄掉车子，走下来，去采路边的野草莓。看到草丛中的点点红色，那是甜蜜的红色……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全都复活过来了。它轻触我的舌尖，这种感觉让我浑身战栗。
有一次，我们看到不远处的一座廊桥——婺源叫它风雨桥——便跑过去，它有三十来米长，一端连着开着紫色小花的苜蓿地，在跨过平静的河面之后，一头扎进浓密的樟树林里。桥有些简陋，有些古老，但是朴素而暖和。我想象着大雨如注的时刻，雨点敲打着河面，雨声清脆，远山迷蒙，坐在这座桥下躲雨的农人，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还有一次，我们看见缓缓流淌的河水跌下一座水坝，溅起白色的浪花。坝上布着一座独木桥。过了这座桥，是一片茂密的樟树林，掩映着一个村落。村落后面，是一座马鞍形的青山，红扑扑的夕阳就坐在那青山上面，傍晚的曦微像金子一样洒在河面上，反射起动人的光泽。而在河面的中央，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树的周围，是碧绿的水草……我已完全陶醉。
就在这时，我的整个婺源之旅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了。
我突然听见背后同伴的呼唤，声音中夹杂着一丝不安。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背一把锄头，直直地朝我走来。他骑的自行车停在我们的车子旁边。他想干什么啊？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叩了一个响头。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怎么回事啊？我追上去，大声地问：“大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边走，一边叽哩咕噜地说着，我根本听不清，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几个音节，好像是说“要活路”，但是就连这一点我也不能确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后来我听同伴说，在跪拜我之前，他已跪拜过我们的车子。因为我们开着车，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他的脸色拒人千里之外，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是在感谢我们？还是在履行婺源民间一道与渎神或敬神有关的仪式？我的朋友，你搞得懂吗？
我们就这样且停且走，一步一回头，就像出嫁的新娘。从景德镇到婺源县城，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游走了四个小时。暮色越来越重。那崇高的天空，越来越不明朗，然而仍然显得高不可测。白云慢慢变成灰的，然后彻底暗下来，然后我们看见了静静移动的黄月亮。
那天晚上我想，要是十年前我们就到婺源，结果会怎样呢？
我们一定会找个地方住下来，不走了。但是十年前的故事不是这样发生的。你离开台州，远涉重洋。我也远走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
我的朋友，这封信，我重点只想描述前往婺源县城的那个傍晚。事实上，婺源的真正旅程也到此结束。但最后我还想再啰嗦几句。
当晚，我们住在婺源县城的江湾大酒店，但是这不值一提，那是一个喧攘而冷漠的地方。整个晚上，我都在酒店的床上辗转反侧，听窗外夜行汽车的轰鸣声。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江湾，那里已经被婺源当成了吸引外地游客的“金名片”；我们还去了晓起，一个被高度商业化了的古村落；还去了李坑，号称“小桥流水人家”，但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小桥只有一座，其他的都是预制板搭成的。水是漂浮着菜叶和鸡毛的水沟。民居都很简陋，跟台州的仙居差得很远。我们还看到了一场祭祖仪式，要命，那是一场拙劣的假模假式的表演。本来，我们还想去彩虹桥的，但是最后我们遗憾但果断地中止了婺源的旅程。
这是一个教训，到婺源，最好不要去被过度开发的景区：古老的记忆，被附会了太多本没有的东西。美好的事物，背负了太多的现实功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被改写成了现代商业的传奇。就像我们的家乡那样。
我的朋友，给你写这封信，或许是想说明，有时——这种时刻虽然稀少——想获得内心的安宁是多么容易。虽然我们依赖外界的事物，但是内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所有的东西都在流逝，就像十年前的台州，一切终将逝去，但又会在我们的内心苏醒。
2004年5月11日
【舟山群岛旅行记】
1997年12月3日
到遥远的、孤独的海岛去，和渔民一起出海，过一阵海上生活，这是萌发已久的念头。今天，我把它付诸行动。
早上八点出门去乘坐杭甬高速公路的客车，中午转道宁波，晚上五点多到达舟山群岛的定海。天下起了雨。好友金旭光在中级法院门口等我。他在雨中张望着，一边把手臂举过额头，轻轻地用衣袖擦拭眼镜片上的水珠。雨滴穿过夜晚的灯光，打在他那瘦弱的身体上。我们拦了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前往大海饭店。
“天气一直不好。”旭光说，“雨下个不停。”
“会不会影响出海？”我问。要是出不了海，那就糟了。
“你慢慢等吧，天气总会好起来的。”旭光说。
我告诉他我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必须赶回杭州的单位上班。
大海饭店很简陋，像个政府招侍所，但大堂非常洁净，大理石地面刚刚擦洗过。总台服务员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小姐，眉毛浓艳但是目光黯淡。她瞟了我一眼，然后打了个呵欠。她要验看我的身份证——像个女看守。
我打开行李——一只皮箱和一只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寻找身份证。我记得它夹在那本红封皮的通讯录里。我把皮箱和背包里里外外翻了好几遍，但是找不到那本通讯录。
“我有工作证，上面有我的身份证号码。”我说。
“公安局规定只能用身份证登记。”总台小姐说。
“能否先让我住下来？我会找到身份证的。”我说。
“不行。”小姐说完，把目光移往别处，不再看我们。她慵懒地坐下，很快打起了瞌睡，看得出，这是假装的，目的是想用这种方法把我们打发走。
二楼是饭店的办公区域。经验告诉我，值班经理一般都能帮助客人解决这种小问题。我冲上楼梯，去找值班经理。总经理室、副总经理室、总经理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亮着电灯，然而看不到人影。值班经理房间的灯显得格外明亮，里面摆着一张简陋的木床，床上的被子乱糟糟地堆着，床前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裂开的桌面上杯盘狼藉，房间里响着低低的音乐。我张望着，窜进各个办公室里，看看角落里是否藏着人。后来，我终于看见一位端着蓝色餐盘的小姐在走廊尽头一晃而过，就赶紧追过去。
那是一位年轻的小姐，瘦瘦的，扁扁的，像只纸板衣架躲在宽大的红色制服里。她一定是这里的餐厅服务员，要不她怎么会端着这只盘子呢，可是我看不出附近有餐厅的迹象。
“小姐，你们的值班经理在哪里？”我问。
小姐转身凝视着我，在那幽暗的走廊灯光下，她的眼睛是深蓝的，像海藻的颜色。她紧张地瞧着我，突然打了个哆嗦。
“不要害怕，我只是想找一下值班经理……”我用手指整理着凌乱的头发，慢慢后退。我不知道我身上哪个地方吓着了她。退到楼梯口时，我转身，左手扶着栏杆，脚不点地地下楼。在楼梯拐角处，我看见了一楼大厅耀眼的灯光。
总台小姐的瞌睡已经醒了，手中握着一把大梳子，一面翻来覆去地看，一面小心地除掉缠在上边的头发。旭光给舟山市文联的朋友黄立宇打电话，希望他能带张身份证过来。但是电话没人接，大概已经出门了，正在前往大海饭店的途中。
“你到底有没有带身份证？”旭光悄悄问我。
“早上一醒来我就把它插在红封皮的通讯录里。”我说。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头看那总台小姐。她歪着嘴哼起了小调，仿佛正沉浸在一种隐秘的快乐里。
“我们换个地方算了。”旭光悻悻地说，白了那小姐一眼。
换个地方当然可以，可是能保证不会再遇上这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小姐吗？我再次跑到二楼。走廊的灯光依然那么幽暗。值班经理房间的音乐已经停止，盘子已被收拾走，但是地板上还散落着许多饭粒，房间里残留着菜食和人体的气味。其他办公室的门也都开着，我挨个窜进去，像条狗一样嗅着房间里的气味。在总经理室，我把上身伏在发热的玻璃台板上，看压在台板下的各式照片和收据。那位拿着蓝色盘子的餐厅小姐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不动声色地瞧着我。
“你在找什么”？她问。
“我在找你们的值班经理。”我一边说着，一这迎着她走去。她开始后退，但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继续朝她逼近。
“你想干什么？”她慌了，想逃走。
“告诉我，你们的值班经理在哪里！”我恼怒地叫道。
我看到她的瞳孔放大了。她拔腿想跑，但是我一把攥住了她细小的胳膊。
“你想干什么？”她惊恐地说。
“我不想干什么，”我有点穷凶极恶，“我只是想付给你们钱，然后住下来！”
“你放开我！”她叫道。
我放开她。她揉了揉胳膊，伸手朝走廊尽头指了指。
走廊尽头拐角处，果然有一扇紧闭的门，从门上的气窗处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你不注意，根本不会发现。没有门牌，门被墨汁涂得乱七八糟。我用指节敲门，但是许久不见动静。于是我改用拳头。不久，门开了，门口出现一位穿皮夹克的高个子男人，四十岁上下，国字脸，黑脸膛，蓄着密密的唇髭。他叼着烟，一声不吭地俯视我。
“你是值班经理吗？”我气势汹汹地说，我发现他的身后还站着三个恶狠狠的中年男子。
“什么事？”他的口气倒挺缓和，俨然是一位镇定的、独当一面的黑社会老大。
我嘴唇发颤，但是丝毫不改变说话的语气：“我来舟山旅游，可是一时之间找不到身份证了，但是我有单位工作证，总台小姐却不准入住。”我把工作证递给他。他接过，手指捏着这黑色的小本子，但是小眼睛却在瞟着我，好像在提防我突然拔枪。“工作证应该是可以用的。”他说着，转身进去。我跟着他，从三位不怀好意的男子中间侧身挤过去。房间里烟雾缭绕，地上堆满了烟蒂，墙壁上长着很多黑色的霉点。整个房间只亮着一盏很暗的台灯。他拎起电话听筒，一边用方言叽咕着，一边示意我去总台办理入住手续。
我回到耀眼的一楼大厅。呵欠连连的总台小姐递给我一张入住登记单。我交了三百元押金。
幸好房间还算干净，电话、电视机、卫生间等一应俱全。想起明天就有可能到海上去，我的心情非常舒畅。
我把行李放好，然后跟旭光一起出去吃晚饭。
1997年12月4日
天已经睛了，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出海。
旭光在法院里上班。我起得很早，在房间里看了一会书，九点钟时我步出饭店大门，去舟山日报社找阿坚——旭光忙于考研，委托他做我出海的顾问和伙伴。在阿坚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最近几个月的报纸，试图从中寻找到出海的线索。我希望能跟渔民一起出海，和他们一起捕鱼，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还想到偏僻的小岛上去，住上几天——那将是很小的小岛，被辽阔的海洋所包围，岛上没几户人家。
阿坚在不停地给嵊泗的朋友打电话，帮我联系出海事宜。他准备陪我去嵊泗列岛，但要等到他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大概要三四天以后吧。在这三四天之内，我只能单独行动。他让我独自先到岱山去。
昨天晚上，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餐馆吃饭。除了金旭光，还有黄立宇、阿坚，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李军，瘦瘦的，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额头的发际极高，仿佛清朝的遗民。
八点多钟，我们从餐馆里出来，沿着湿漉漉的街道，步行至市中心广场，然后蹩进广场边上的一条小巷。小巷暗暗的，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裹在夜雾里，微弱的光芒几乎照不到地面。黄立宇就住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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