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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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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光没来过东福山，也没见过那位渔民亲戚。我们举目望去，只见海水、灰色的石头和倾倒在海边的贝壳。我们沿着山脚走，发现了一道又短又高的围墙，中间开着一道口子，那便是城堡的入口处了。入口处立着一位小孩，年纪七八岁左右，脸蛋黑黑的，头上戴着一顶用茅草编就的帽子，帽沿上饰着贝壳。大概他想把自己装扮成守卫城堡的骑士，他的手中握着一根削得尖尖的木棍，红色的长外套披在肩上，但是那两只随风飘荡的空袖子使他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我们进入城堡时，他飞快地闪到一边，仰着头胆怯地看我们。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风声、涛声被隔在了围墙之外。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城堡内万籁俱寂。围墙和石壁上的房子又高又陡。我们好像立在一口深井的井底，四周暗暗的，亮光从头顶那片窄小的天空轻轻地泻下，还没到达这口井的底部，就被灰色的石头吸收了。我们拾级而上，地上的石块是灰色的，两侧的石头房子也是灰色的，我们穿行在灰色的小巷里，扑面而来是那灰色的空气。
海岛非常潮湿，空气中飞舞着无数细小的水珠。每一间房子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像一块巨大的八方石头。我们气喘吁吁地往上走，走到半山腰时，眼前才开始亮起来。一位好心的渔民向我们指点旭光亲戚家的房子，它坐落在渔村的最上端，同样也是一座灰色的房子，但是稍稍不同的是它的形状：它是长方形的，门前有一条走廊。
门关着，旭光用手指轻轻敲击门环，但是很久都不见应声。他改用拳头，仍不见丝毫动静。这时候，天下起了小雨。我们站在雨里发呆。
刚才指点我们的那位渔民原先一直在远远地观察我们，现在，他顺着石级走上来。
“没人在家啊？”他说。
我们看着他。
“他和儿子一起出海啦，十天半月不一定会回来。他的儿媳妇在村委玩。”
村委在村子正中，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那里还是村老人协会的所在地。好心人向我们指点旭光亲戚的儿媳，她背着一个娃娃，斜靠在二楼的栏杆上，漠然地注视着我们。这个又小又黑的年轻女人，就是我们要投奔的旭光的亲戚。
我们走到她旁边。旭光开始用舟山方言跟她说话。她好像听不懂，也许是胆怯，也许是谨慎，不管旭光怎么解释她都一声不吭，旭光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沉默下来。这时，她开始讲话了，但不是跟我们，而是跟一位渔民讲。我听出她在说我们，大概意思是：她不认识这两个人，也从不曾听说有这样的亲戚。
所以，想都不要想跟旭光的这家亲戚出海捕鱼啦。
我问渔民这里有没有旅馆。渔民大笑，回答说这里怎么会有旅馆呢。
后来，我们想起刘孟。
刘孟仰着头，站在远处一根电线杆的脚下，肩上扛着一卷电线。电线杆顶端猴着一个戴钢盔的电工。
电工从电线杆上滑下来，和刘孟握握手，下山走了。刘孟朝这边走过来，他个头不高，头发长而乱。
“客人来了！”渔民朝他喊。他听见了，朝我们看看，加快了步子。他走上二楼，把办公室的门打开。门上写着“严禁小便”四个字。
“你们坐一会，我去办点事，很快回来。”他说。
房间被隔成了两截，前面一半是办公室，后面一半是寝室。我和旭光坐在旧沙发上。沙发对面摆着几张旧桌子。墙上钉着一排铁钉，挂着文件夹。整个办公室非常简陋。一张拖着鼻涕的小孩的脸在门口闪了一下，一会儿以后又出现了：先是一缕头发出现在门边上，然后是脑袋，脖子，肩膀……一双乌贼一样的眼睛羞怯而固执地盯着我——不知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这么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立在门口，小心地向内跨进一条腿，停顿片刻，然后跨进另一条腿，蹑手蹑脚地朝我走近，在靠近沙发的地方站住，然后细细地打量起我来。孩子大概十来岁，发育很不匀称，穿着一件异常宽大的衣服，这使他看来有如一只头大身小、刚从海底爬上岸的乌贼。我朝他友好地笑笑。
时间已是午后，饥饿袭击着我和旭光。我问孩子，村子里有没有吃饭的地方。他摇摇头。我又问他村子里有没有小卖部，他伸出乌黑的手，朝下使劲地指了指——好像在用力戳什么东西。
楼梯下果然有个小卖部。我买了两个带木柄的面包，吞吃起来，可是食物太干，我眼泪都噎出来了，赶紧喝水，可是连水也噎。
刘孟上来时，我正津津有味地啃着面包柄。我向他递上名片，简单地说明自己的来意——此刻我已说不清自己的来意了。他认真地听着。
刘孟也戴近视眼镜，头发很茂盛，但是很乱，嘴角留着两撇小胡子，有点脏，他的身上仿佛还残留着某种与小岛不太协调的东西。他告诉我，东福山上原来有两个村子：东福村和大岙村。大岙村没几户人家，原来在山的另一边，因为海上交通不便，全部迁到了东福村。岛上原来有个乡政府，后来撤走了，只留一个下派干部。下派干部都待不久，想方设法要逃走，离开之前大家都恋恋不舍，还信誓旦旦地说，以后一定要回来看看，结果一个都没回来过。岛上没有旅馆、没有饭店、没有娱乐场所。每天有一趟开往庙子湖的船，但是时间并不固定，天气不好就停开。
不要说出海，连晚上的住宿都问题。我想下午就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唯一的一趟船中午就开走了。我问刘孟，还有没有别的船，比如渔船，把我们运回庙子湖去。刘孟说：
“我们去粮站看看，就在码头旁边，有船开进来都看得见。如果没有船，只好明天再走了。明天我也要回家去。”
粮站在城堡入口处的右侧，避风。我们站在二楼，看着辽阔的大海。海面上已经泛起细碎的波浪。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一艘船进来。刘孟说：
“你们就在这里过夜吧。”
“有地方过夜吗？”
“有，山头驻扎着一支部队，那里有电灯，有电视机，我们到那里吃晚饭，吃完饭后可以打乒乓球，然后住在那里，很舒服的。”
还有这么一个美妙的地方，我想。
回到村委办公室，刘孟走进他的卧室——就在办公室的后面——我和旭光也跟进去。卧室很狭窄，放着一张床，一张内里都已翻出来的破沙发。沙发上放着一只木匣子，一根绿色的电线像晾衣绳一样从窗外的山坡上垂挂下来，和木匣子连在一起。刘孟把木匣子打开——原来是一部手摇式电话机。刘孟拎起听筒，一边摇，一边“喂！喂！”地叫着，但是很久都没人理他。
“可能没电了。”他说着，从电话机里取出两节电池，扔出窗外。他到楼下小卖部买了两节新的，装上。
“喂！喂！是部队吗，我是刘孟，给我接一下李站长……”
对方听不清，刘孟吼了半天，把听筒搁下了。他说：
“完了，一定是电话线路坏了。”
“还有其他的电话机吗？”
“全村就这一台，部队给我牵的，只能打到部队里。”他摊了摊两手，说：
“只好自已烧饭吃了。我去菜场买点菜。”
“这里有菜场。”我非常惊讶，决定跟他去看看。
菜场很小，摆在一户渔民的家门口，没什么菜，但有猪肉。刘孟买了两棵莴笋（叶子烂光了），一块肉，还有平菇、白菜和油豆腐。
厨房在办公室的隔壁。靠近窗户有一张小木桌，上面摆着一台煤气灶。没有自来水，要到楼下的井里去打。刘孟随手把淘米水倒在地板上。我叫道：
“你把水倒在房间里！”
“会干的。”刘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锅很脏，大概烧过了没洗。刘孟舀了水把它冲了冲，又随手泼在地上。我发现，那块水泥地板已被冲出一个坑了。我担心水会漏到下边的房间里。
我切菜——菜刀已经生锈了——刘孟掌勺。满屋子都是油烟。油烟和炒菜的声音吸引了很多村民，窗口边站着五六个，刘孟的身边也站了两三个，他们一边看刘孟炒菜，一边告诫刘孟该放盐或酒了。小小锅台被围得严严实实，一点亮光都没有。一个村民叫道：
“电灯怎么还不亮，刘孟你打个电话过去催一下。”
“电话坏了。”刘孟说。
村里的电也由山头的部队提供，通常是晚上七点到十点。现在还只有六点多。
一共四个菜：清蒸鳗鲞、水煮毛豆、肉片莴笋，平菇白菜油豆腐香肠汤。天已经黑尽了。刘孟点了支蜡烛。三人围着小方桌坐下，村民们则站在四周看我们吃。
“给客人倒酒。”一个村民对刘孟说。
“他们不喝酒。”刘孟有点不好意思。
一批村民出去了，又一批进来了。这回都是小伙子，二十岁左右，头发抹得光光的，穿着牛仔裤，热情地递烟给我们。
“来电啦！”有人喊道。
刘孟到办公室里拿了一只灯泡，把它按在饭桌上方的灯头插座上。房间亮了。
刘孟说：“平时，我根本不需要电灯，因为我最迟七点钟就要上床睡觉。电灯亮着刺眼，临睡前我都要把它拧下来。”
拧灯泡？搞不懂。
“这里的电灯都没有开关。”刘孟说。我和旭光恍然大悟。
“这么早，睡得着吗？”我问他。对我们来说，七点钟，真正的夜生活才开始呢。
“睡得很熟，一直睡到早上八点。晚上一点事情都没有，除了到老人协会看别人打麻将。想找本小说，但是找不到。”
吃罢饭，刘孟把碗筷往锅里一撂，说：“明天再洗。”
“明天一早你不是要回家吗？”我说。
“那就从家里回来再洗。”刘孟说。
我们出了厨房，走进刘孟的办公室，坐在那张旧沙发上。白炽灯悬挂在头顶，我能看见那发散成一束束的明晃晃的冷冷的光线，它射出门外，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寒冷的雾汽从门外飘进来，渐渐弥漫了整个房间。
刘孟侧身坐在办公桌旁，面朝着我们。他一只手耷拉着，另一只手把玩着桌子上的墨水瓶。他说，他是六横岛台门人，1993年毕业于舟山水产学校，那是一所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前途的中专。他说话不太流畅，中途老是停顿，没有表情，从谈话中听不出他的悲喜。
毕业分配时，因为没有与睡下铺的那位同学争，他失去了留在沈家门的机会。他被分配到东极镇（这种地方也能叫“镇”）政府工作。镇长很看重他，可是不久就调到沈家门去了，新的镇长刚上任，就把他下到了东福山——东福山就东福山吧，反正是海岛，就算在东极，日子也是这样过。在东福山，他无事可干。有时他会想起那段逝去的学生生活：他的一位同学二年级时害了精神病，老在睡梦中喊叫“不要吸我的血！”；他的另一位同学在船上实习时掉进了大海，消失不见了；有一次，他班里的同学坐一辆军用卡车出去游玩，一根小小的树枝打在一位同学的头上，竟然把他给打死了……他们是那么可怜。
时候不早了，肯定已过了八点——那是刘孟每晚最迟入睡的时间。不过现在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睡意。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做手势，脑袋四平八稳，只有那张胡子环绕的嘴巴在夜色中不停地翕动。他好像并不关心我和旭光是否在认真地听，也许在他看来，我们仅仅是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听众而已。虽然缺乏感染力，但他滔滔不绝。
困倦在侵袭我们。小岛多年来沉积的早睡气氛包围着我们，使我们不到八点时就哈欠连连。我问刘孟厕所在哪里，他说随便。我不懂他的意思，就看看旭光。旭光笑了笑，说，你跟我来。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沿着走廊往右走了几步，那里有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水泥阳台。旭光一声不吭地解开裤带。
“你把阳台当便池了？”我说。
“刘孟也是这样。”旭光说。我环顾四周，但是找不到比这更适宜方便的地方。
我们回到办公室。刘孟已经给我们倒了水。
洗好脸，我问刘孟洗脚水倒在哪里。他走过来，捧起脸盆往地板上一倒，水泼了一地。
我和旭光住在厨房后面，那里有两张又矮又窄的木床。没有垫被，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席子。被子很薄，有很多处污迹，散发着浓烈而古怪的霉味，刘孟说这是海水浸泡过的缘故，真让人难以想象。我把被子卷得很细，然后像穿裤子一样钻进被筒。没有枕头，我在后脑勺垫了两本书。书很硬。
白炽灯还亮着，此刻它是那么柔和。睡意很快就袭上来。远处传来鹅的叫声。在半醒半睡之间，我的脑海里忽然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住在这里，永远都不要离开，割断和过去的所有联系，像岛上的渔民一样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简单生活的人，那有多好。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醒，眼泪都要淌出来了。
旭光打死了一只蚊子。隔壁有人在搓麻将，听得出他们很快活，可惜这种快活只能延续到十点钟，因为十点钟以后要停电，小岛将陷于彻底的黑暗之中。
听刘孟说，小岛上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从温州迁徙过来的，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小岛。
1997年12月17日
早晨，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将从庙子湖开过来，八点整时开回庙子湖。我们必须搭上这艘船，以便能赶上中午11点返回沈家门的“东极”轮，否则我们将在东极多耽搁一天。
我们六点钟起床。刘孟到楼下买了几包方便面，在煤气灶上煮开。我们吃得很快，但是面很烫，我的嘴巴被烫破了——能吃上方便面，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吃罢早饭，我们动身去山顶的白云庵。我们先是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爬到山口，然后顺着盘山公路往上走。这是一条通往部队侦察通讯站的简易公路，用八方石块砌成，非常狭窄，是条单行线，内侧有一块长方形空地，原先是部队的篮球场，现在是杂草丛生的荒野。在齐腰深的茅草中间，立着两根灰色的水泥篮球架，但是篮板已经被拆走。再往上走，可以看见一道道墙基——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以前，这里驻扎着一个营的海防官兵，那时的小岛肯定要比现在更有生气些。部队撤走以后，东福村的居民爬上山顶，一夜之间就把一幢幢的部队营房得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们拆不动的墙基——他们只需要这里的已经加工过的石块和木料——包括篮球架上的那两块。想象一下：他们像漫山遍野的蚂蚁一样爬上山来，像撕碎蜻蜓一样拆卸部队的营房，然后把这些战利品拖下山，拖进他们像洞穴一样的石屋里。
公路外侧还剩一幢未被拆走的房子，看起来还很结实，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已被拆走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仅仅只拆门窗。
山口的风很大，仿佛要把我吹飘起来了。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就要被狂风刮走，就弯下腰把手指伸进公路的缝隙里，紧紧地抓住石块。
侦通站建在前面的山尖上，我们能看到它那白色的墙壁。公路继续盘旋而上，我们则往右走上了一条贴着陡峭山壁的小道。再往前，就是白云庵，建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岩石的下面，房子看起来是那么小，像一滴从岩石上渗下来的小水珠。有一扇小门，上面写着一副玄奥无比的对联：
“月朋□□通天地，日□晶□定乾坤。”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多字都不会念。从字面猜测，它大概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神话状态。我看见庵堂里有一位正在埋头扫地的老人，就跑过去。
“大伯，您认得门口的字吗？”我问他。
“认得。”老人说。
“请您教一下我。”我说。老人点点头，拖着扫帚跟我来到门口。他指着字，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我听不懂。
我们在庵堂里转了转就准备下山，因为得赶那趟八点钟的航船。出了白云庵，我朝身后的大海望去，发现有几百艘船正快速朝山下的港湾聚集。
“要起浪了。庙子湖的航船可能开不过来。”刘孟说。
“那怎么办？”我有点担心。我得赶紧回去，不能再在外面停留了。
“很难说。我们先下去看看。”刘孟说。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朝山下疾走。远远地可以看见东极三岛：黄兴、庙子湖、青浜，像水墨画上不规则的黑块。海面上翻卷着白花花的波浪，它们像马群一样朝我们脚下的小岛疾驰过来，一头撞在岩石上。海面上，船只已经越来越少了。
“快要到八点了。”我说。
“不要着急，有船开过来，我们看得见。”刘孟说。
海面上确实没有那艘铁锈色的船。过了一会，连普通的渔船也看不见了。
我们走到了码头的上方。公路拐了个急弯。路边有一眼小杂货店，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庙子湖方向。
小店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卡车，旁边立着两位军人，他们的眼睛也盯着庙子湖方向。其中有一位是军官，很年轻，看见刘孟走下来，朝他挥挥手。
刘孟和军官的交情好像挺不错，他们热情地握手、寒暄。刘孟说他在接待省里来的记者朋友，昨天想到部队里去，可是打不通电话。军官听了，连叫可惜，过来和我握手。
“今天晚上住我们部队，那里的条件比村里好。”军官说。
我说，我今天得回去了。
“到这里不容易，多住几天再走。”军官说。他肯定以为我是来旅游的。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谢谢你了。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在我的一张名片背后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是浙江淳安人。
“起大浪了，航船来不了。”军官说。
人越聚越多，他们中有的是要出远门的，拎着行李，有的是来送行的，他们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有一位西装革覆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外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大哥大，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他准备打电话到庙子湖，问问船期，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很快，失望又重新在人们的脸上弥漫开来。他们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念叨着“航船”，这使我想起昨天航船进港时我站在船上看到的情形，他们翘首以盼，那情形就像现在一样。航船是他们每日的希望，是他们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来，有时候却不来，人们就在来与不来之间忍受着煎熬。在某个不眠的晚上，在所有的亮光都消失以后，黑暗中他们也许会睁开眼睛，并且想起航船，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能将他们带出东福山，带往幸福生活的力。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今天是东福山一户人家送亲的日子，新郎在庙子湖。谈话的人中很多都是新娘的亲戚，他们也在巴望着航船，心情比其他人更加着急。到了九点钟，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说航船已经停开了，人群顿时像蜂窝一样变得乱哄哄的。有个汉子，大概是新娘的兄弟，从人群中冲出来，跑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向他借手机。他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飞快地按着机键，然后嘴巴对着手机一通乱吼。他在和庙子湖的新郎家联系。对方答应他立即把渔船开过来，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来得及，我还能赶上开回沈家门的“东极号”，那样我就能在明天返回杭州了。
“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明天一定有航船吗？如果没有怎么办？”
我、旭光和刘孟又待了一会儿，感觉迎亲的渔船要来了，就步行回村委办公室收拾东西。刘孟打算跟我们一道走。他准备去镇政府转转。我们从村里下来时，遇上了送亲的队伍，热闹、缓慢、“悲伤”地走向山下。新娘穿一件红色的婚纱，低着头走在迤逦的队伍中，神情甚是悲戚。新娘的脸白得像海贝，但是脖子很黑。队伍中有两位“炮仗狗”，每走几步就朝空中扔一只炮仗。炮仗在空中翻个筋斗，然后炸为两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队伍末尾跟着六个悲戚戚的女人，其中有位颤颤巍巍的老妪，脸上的皮肤像岩石一样又皱又硬，一只手拎着铜火盅，另一只手放在火盅盖上。
距离航船码头只有几十米时，队伍折向了西边——浪很大，迎亲船已经无法在航船码头靠岸。队伍弯过一座山嘴，前方出现一座小桥，骑在两块岩石之间。这是小岛上唯一的桥，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老妪在桥的这一端停下，新娘转身从老妪手中接过铜火盅，它是神圣而朴素的，是未来生活的必要保证。
“就送到这里了。”老妪说。
队伍继续向前，前方就是码头，码头边有一艘船，船上站着几名汉子，然而我定睛再看时，船不见了，再看，它又出现了——它一忽儿被海浪高高地托起，一忽儿又被重重地甩下。
刘孟对我说：“我们还是明天再走吧，太危险了。”
我站在岸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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