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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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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绍兴
中午十二点出发，下午一点到绍兴。诗人濮波在那里接应我们。
图森来之前，中国是他最感兴趣的国家。法国文化部资助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图森的最新作品是《自画像（在国外）》，是作者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记录，不过，从它发表在《芙蓉》2001年第六期的节选来看，图森把“国外”当作了一面观察自己的镜子。就像图森这次到中国，无意中成为了我们的镜子。所以也许不需要和他进行酸溜溜的交流，只要他站在我们面前就可以了。
鲁迅纪念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我们不动声色地滑过这些地方，像一串长长的影子。这串影子中最突兀的是图森。他脚步迟缓，目光飘忽，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可是又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他的脚步和目光从来不在同一个事物面前长久地停留。导游不懂英语，杨一用一种混杂着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的拙劣语句向图森解说着。图森礼貌地点着头，一副完全听懂的样子。
鲁迅祖居的屋顶像一顶官帽。会客厅的太师椅透着威严。房间走了一间又一间，好像没有尽头。卧室里的床也是黑色的，床上整齐地叠着红色的被子，好像刚刚有人睡过。到处都是阴森森的。这是一个压抑的地方。图森从这些地方快步走过，脸上没有好奇，也没有恐惧。对中国传统的感受，图森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快就出了门。
鲁迅祖居门口有个卖油炸臭豆腐的老人。我们一窝蜂涌过去，臭豆腐顿时脱销。一部分人先吃，吃完了去参观马路对面的三味书屋。另一部分人等在油锅边，边炸边吃。那边去参观的人都回来了，这边还有人在等臭豆腐。图森抹了抹吃得很油的嘴。
从青藤书屋出来，我们继续走在那条狭窄的弄堂里。弄堂两侧有很多发廊，里边的小姐笑容暖昧。Hello，小姐叫道。图森居然从一开始就不加理会。头顶的天空拉满了电线，晾满了女人的衣服，正在往下滴着水，图森一律视而不见。在另一条弄堂入口处的墙上，写着硕大的“浴室”两字，墙边立着一块指示牌，上面标着“厕所WC”字样。浴室，浴室，我们叫道。这回图森听见了。我们示意他在“浴室”两个大字旁边留个影，他欣然同意，并且摆出一副举着相机拍照的姿势。这幅照片将只有一个名字：浴室·先生·照相机。我们在给图森拍照的时候，路边糕点店的伙计说：“和厕所拍照，哈哈。”我们这才发现那两个大字写在一座厕所的墙上。
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们驱车去城市广场喝茶。城市广场的西侧，建有一大片园林，里面散布着几处亭台楼阁，其中有一处（名字已经忘了）临着水，建有演社戏的戏台。可惜戏台上不能摆桌子。我们只能坐在房间里。小姐给我们每人一杯绿茶。还有一些瓜子，图森小心翼翼地捡了一颗，用十个手指费力地剥开，取出那一丁点儿瓜子肉，准确地塞进嘴里。然后再捡一颗。
仍然不能具体地交流。大家只有喝水的声音。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仍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远处传来丝竹的声音，夹着凄惶的唱腔，仔细一听，原来是越剧《黛玉焚稿》。我们喝完茶出来，那曲子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司机把车子开过来，我们依次上车，准备去咸亨酒店吃晚饭。我右手扶在门框上，就在这时，濮波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哎哟，我一声惨叫，四个手指被夹住了。还好夹住的是四个手指，要是只夹住一个，那就不可收拾了。
吃罢晚饭，我们便匆匆往回赶。八点钟在“纯真年代”书吧有个以图森为主角的聚会。期间将放映一部图森新近拍摄的电影。之后我们将就当代小说和电影与图森开展一场交流，陈侗为此还联系了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做我们的翻译。面包车在杭甬高速公路上飞驰。车厢里一片黑暗。大家都累了，除了司机小王，其他的人都东倒西歪，有人还打起了婉转的呼噜。半梦半醒中，我看见坐在司机身后位置的图森歪着头，眼睛微闭，目光迷离，捉摸不透——这道冷漠如他的小说的目光，此刻会停留在哪里呢？
三、杭州
晚上八点钟，黑城、黄石、陈侗和我先期抵达“纯真年代”书吧——它是书店和酒吧的不可解的混合体，并因此散发出一股酸甜的鸡尾酒味道。关于图森要来的英文海报已在门口贴出。但在书吧内部你丝毫看不出图森要来的迹象。服务生们背着手站立着，神态像往常一样从容。在三楼，两位师傅在认真地调试录像放映设备。将要放映的图森电影名叫《溜冰场》。
人们陆陆续续走进书吧，他们当中有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教师和电影爱好者，他们三三两两优雅地坐在一起，并且开始交头接耳。服务生把放在背后的手拿到了胸前，并且适时地走来走去。还有新闻记者（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个男的，每隔一段时间就站起来，用摄像机扫视房间，摄像机把这次小范围的聚会变成了公众活动。还有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她带来了一群法语系的年轻学生，他们正在耐心地等待这次难得的法语会话练习时刻的到来。还有文学青年，他们是最安静的，坐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所有的人都像是来参加一场图森的筵席似的。哦，还有三位长得极像图森的老外，双手托着肚子，站在楼梯口上东张西望了一会，最后走进了里头的那只小房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与图森无关，因为他们点了蜡烛，拍着手唱《Happy Birthday》，一遍又一遍。
影片叫《溜冰场》，法语对话，英文字幕。看这样的电影就像看图森本人，看不透。但是我能感受影片中的滑稽气氛。主要的情节都发生在一个溜冰场上。溜冰场，这也许是人生尴尬处境的象征，你得小心翼翼地僵硬地在上面走路，这既让人担心又引人发笑。尴尬和困境，这也是图森小说的一贯主题。《溜冰场》是图森导演的三部影片中唯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为拍这部电影他特地写了电影剧本。
电影放到一半，图森来了。有人带头鼓掌，引发了一阵还算热烈的掌声。掌声催生了图森的明星气质。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他向大伙点头致意，然后款款入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了不错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只是，他落座不久便陷入了法语系学生的小团体中，陷入了学生的对话练习预谋中。他们一副言谈甚欢的样子。我们只好干坐着，相互寒暄，间或认真地吃一颗瓜子。我们本来想让晚上的聚会成为一次交流的场合，然而我预感这样的愿望又要化为泡影。因为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失去了对事情的控制，并且听任偶然因素的摆布。
黑城决定为我们预想的和图森之间的交流作最后一次努力。他把图森从学生堆中领出来，带到电视机前。大家静一静，黑城清清嗓子说，电影已经放完了，大家有什么小说和电影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与图森先生交流，浙大法语系学生为我们翻译。
一个女孩走到前面，问图森：“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写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小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差点让我噎着。问得很无知，也很不礼貌。图森的回答有点含糊其词。图森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而新小说给人们的印象是复杂难懂，但是图森的小说并不难懂，至少在我们的眼里并不难懂，就算难懂，那也不是什么过错。法语系学生在翻译女孩这个问题的时候，黑城大声地说，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图森的小说，最多的一天曾经卖出五万五千册以上，可见并非难懂。另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好的小说总是让人感动，请问图森先生，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个问题有点不着边际，似是而非，让图森支吾了半天。也许他的回答也有点闪烁其词，法语系学生挠着头皮，让图森再重复一遍。大家哄堂大笑。后来的几个问题也是如此。整个儿就像一次蹩脚的记者招待会。
我坐的这张桌子紧挨着电视机，所以我能清晰地看见图森的脸，这是一张深藏不露的脸。从他礼节性的回答来看，他似乎把所有的提问者都当作了采访他的记者。他的回答充满了外交辞令式的模棱两可，充满了逃避和躲闪。我问他来之前对中国有什么印象，经过这二十多天的了解，现在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印象。他的回答是，中国是他最向往的国度，现在他仍然处于深入了解的过程中。这样的回答当然无法使我满意。后来，他坐到我的对面，不过不是和我交流，而是在接受某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回答的时候，十个手指用力地揉捏一颗瓜子，直到采访结束，才“颇为艺术地”把那颗瓜子剥开。
晚上十一点，黑城对大家说，时间不早了，今天的聚会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走出纯真年代。冬天的风迎面袭来，我裹紧衣服，仍然觉得寒冷。路灯朝静寂的大街尽头延伸。我忽然想起图森小说《浴室》结尾的话：“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是啊，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没有风险的生活，就像小说《照相机》里所说的，它“没有想象中的创伤、刺激”，它是“温驯的，像每一刻过去的时间那样温和”。生活在别处，我们渴望另一种生活，渴望能抛开眼前令人不愉快的一切，渴望像让…菲利普·图森那样去写作，去游历，去拍电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去生活。可是，我们害怕过这种生活之前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害怕种种可能的风险。我们没有勇气。我们浮躁而懒惰。长久以来，我们以一种最正常不过的方式工作，吃饭，睡觉，每一步路都走得安分守己。让…菲利普·图森的到来给我们生活切开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可是，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具有良好的可鄙的自我愈合功能。当图森离开我们的时候，当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切又恢复如初。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2001年11月30日
【一个女人的哀歌】
他终于同意我把他和她的事情写出来。
“我们聊聊看吧。”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说。
刚刚入梅，省城的大街上飘荡着梅雨的气息。我们约好星期六下午两点在城西的庄记咖啡馆见面。
在这之前，有好几次，我想把他和她的故事写出来。我和他说，但他总是保持沉默，等我转换话题。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残忍。他的伤口还刚刚结痂，可是我固执地想揭开它，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咖啡馆是新开的，没什么生意，很安静。暖色调的台布，柔和的干花，新式自鸣钟。窗外暗灰色的天空。我们并排坐着。还是那样一副平淡的表情。还是那样一副淡然的姿势。他拿出数码相机，给我看女儿吴悠（小名跳跳）的照片，这天上午在小和山拍的。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一生无忧。再过几天就是6月19日，那是女儿两周岁的生日，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他结婚不到三年的妻子黄畅文受难的开始。
“我们非常相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说，“我们在生活中配合很默契。我在前面吸尘，她在后面拖地板，抹桌子。她烧饭，我洗碗。她洗衣服，我晒衣服……事先谁都没有说过什么，但却商量过一样。”那些事，恍如昨日，可是他说得轻描谈写，仿佛那已经很遥远了，而且和他一点都不相干。
那时候，他们住在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的宿舍里。每天吃过晚饭，他们一起出去散步，顺便买些水果回来。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去爬山。她喜欢炒股，股票涨了，她开心，他也跟着开心。如果觉得她开心过头，他会给她泼点冷水。股票跌了，他就不停地安慰她。她生病住院以后，股票不再有人打理，跌得很惨。
1998年10月的一天，夜晚，他和她在湖滨六公园的雷霆宫初次见面。她穿着白衣服从他面前飘过，是那么漂亮、飘逸。他拨通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她的手机里响起。月亮很圆，湖面氤氲，茶馆的露台上只有他们两人。喝完茶，他蹬着自行车，把她从六公园送回大关小区的家，再回到灵隐路父母的住处，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就这样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那辆见证了他俩悲伤而伟大的爱情的自行车，如今停放在他们在城西的公寓车库里。不会有人再去骑它了。
生活向他们呈现着最瑰丽的一面。1999年5月，他们买下了城西一套带阁楼的顶楼房子。同年8月，他们在西湖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没办婚宴，也没拍录像。他们和朋友一起去了泰国。只有他们一对参加了自费项目蜜月岛的旅游，回来后他们一致认为那是整个行程中最好玩的地方。为了方便上下班和装修房子，他们买了一辆面包车。房子装修得简洁而舒适，也很现代：大块面的色彩，开放式的厨房间，带斜天窗的阁楼，安装了遮阳蓬的阳台上铺着光滑的鹅卵石，上面摆放着各种植物。她是拾掇植物的好手，我深刻地记得有一次去他们家里，她教我：“给花浇水要浇透，等干透了再浇，两个透。”2000年，她参加房地产评估师资格考试，顺利过关。2001年下半年，她怀孕了。他们每一天都被幸福感充盈着，生活仿佛完全按照他们的愿望依次绽放。
她吐得很厉害，吃下去的东西，过一会儿就全部吐光。他们把这看作孩子降生之前必须经受的小小的磨难。他们去省妇保医院。医生说，这是妊娠反应，有些孕妇会一直吐到孩子出生为止。医生没有建议做射线或胃镜检查，因为那将对胎儿不利。“算了吧，”她对丈夫说，“我一定能挺过去。”于是，她继续挺着。可是孩子都快九个月了，她还在呕吐，早上吃下去的东西，到了晚上便吐得一干二净，更要命的是脖子上还出现了可怕的肿块。生活开始显示它那狰狞的一面。2002年6月17日，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妻子送进省妇产科医院。6月19日，距离预产期还有整整一个月，她被紧急推进产房，施行剖腹产手术。
6月19日，在吸收了九个月的母体营养之后，一个新生命降生了。6月19日，他和她提前成为了真正的父亲和母亲。6月19日，她的母爱彻底觉醒。6月19日，她精神和肉体的炼狱还刚刚开始……都已经成为往事了，如今，往事的当事人成了我面前的叙述者。现在我们坐在城西的庄记咖啡馆里。两年前，这间咖啡馆并不存在。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她会离开我，”他说，“我一直觉得，我们会克服所有的困难。”他说话的口气变化不大，但我能觉察到他的内心已不复平静。在我的一再劝说下，他喝了一口水。
“她一点都不怕手术……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医生谈天……”他说，“剖腹产手术做过才两天，腹部的伤口还缝着线，她就坐着轮椅去一楼拍X光片。她忍着痛站在放射室里，我想扶着她，可是不能。她还跟我说没事，天晓得她是多么痛苦。拍过X光片后，她又去做了B超。”
一星期后，黄畅文从省妇产科医院转到浙二医院。她先是住在消化科病房，两天以后，转到了外科病房。医生给她做胃镜和CT检查，最后告诉他：胃癌晚期，可能性百分之九十九。医生没有说百分之百，也许是想给他留一线希望。可是对他来说，这百分之一的希望给了他百分之百的动力。他拿着她的病历和片子在各家医院奔走。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
承认吧，承认她得的就是晚期胃癌，晚期胃癌并不意味着绝对没救。他这样想着。我不会让她默默地等死，我要想尽一切手段挽救我的爱人。奇迹会出现。
治疗的第一方案是马上做全胃切除手术。他守候在手术室的门外，时钟的秒针总是隔很久才艰难地挪动一下，有时干脆静止不动。他觉得她在里面待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事实上，她在手术室待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知道要是长一点就好了，全胃切除并清扫肿瘤需要很长时间。可是她很快就被推出来了。医生打开她的腹部，发现她的胃已经和其他器官粘连，根本无法施行手术，只好重新合上。在合上之前，医生从外面接了三根管子到肠里，这样营养就可以直接输送到肠里了。
治疗的第二方案是化疗。可是怎么跟她说呢，之前他和医生一直骗她说她得的是肠梗阻，要是开始做化疗，她会呕吐，会脱发，她很快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怎么办？和医生商量后，他想了个骗她的办法。他告诉她，她身上的细胞发生变异了，得用化疗药物去杀。她听了很高兴，说，老公我听你的，你和医生商量着办。
化疗二十天为一个疗程。那是一场肉体与灵魂的炼狱。她在接连两次大手术后接受化疗，手术的创伤还在剧烈疼痛，强烈的化疗反应便接踵而来。连续两个星期，她都在剧烈的疼痛和呕吐中度过，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胆汁也吐光了。她总是小口小口地吐，生怕自己的声音影响病友的休息，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后来，她什么东西都吐不出来了，只能干呕。可是在呕吐的间隙，她竟然还有力量安慰房间里的病友。她住院后期，来看她的人很多，每天都有好几批。好多人知道她的病情后，先在外面哭完了再进来，怕影响她的情绪，可是看完了她，又往往被她的乐观情绪感染。
两个疗程以后，她可以下床走动了，长久堵塞的肠胃通了。她变得非常开心——她总是很容易就变得非常开心，她对他说：“吴凯，我一拔掉管子我们就去西湖边喝茶。”她还想着去上班，因为那段时间单位里特别忙。她还想着等空下来去旅游，她认真地看报纸，看介绍好玩地方的文章。可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太长。她身上的管子越插越多，化疗一个接一个疗程，可是头发越来越少，身上的肿块越来越多，事实上临床经验早已证明：化疗根本就不可能彻底治疗晚期胃癌。
医生们已经无计可施。在外科病房住了两个多月后，他把她转到了肿瘤科。再后来，他把她转到省中医院，在那里，她又住了五个月。
其实根本就不用骗她。她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乘护士和医生不在，她偷偷跑到医生办公室里，找到了自己的病历。病历的第一页，赫然写着“胃癌晚期”。她回到病房，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平静。后来她在病床上告诉他，你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我不能再给你压力。
她说：“吴凯，你对我这么好，我没有遗憾。当然，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会很满意。让我看看跳跳再长大一点……”
他每次新搜到一种治疗肿瘤的方法，都在第一时间告诉她。于是，当有人来看她，她就开心地告诉他们，已经有一种新的治疗手段了，她会好起来的。可是事实证明那些方法对她没有作用。那是他最难过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但是她好像知道他的心事，他不说起，她也不再提起所谓的新疗法。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哼过一声。只有当房间里只剩他一人，她才会说：“吴凯，我疼死了。”
2002年初，癌细胞转移到她的脑部。所有的麻醉药物都已经没有用了，疼痛一阵接着一阵袭击她，想把她摧毁，她的每一天仿佛都只是为了忍受疼痛而存在。她忍着，一声不吭，有时实在忍不住，痛得快休克了，她才会说：“医生，给我打一支杜冷丁吧！”她有顽强的求生欲望。
“她经常痛昏过去，有一次，我以为她去了，”说到这里，他把脑袋别向窗外，他的声音中有一丝轻微的颤抖，“那天我看她情况还好，和护士有说有笑的，就跑出去交费，等我回来，发现她昏死在那里，医生正在紧急抢救……”他忽然说不下去了，开始掩面而泣，哭声被压抑着，好像嘴巴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很久都没法开口说话。
我认识他多年，这是我每一次看见他哭泣。在他最难的日子里，他都不曾这样。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一台一丝不苟运行的坚强的机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我看见他的两个肩膀都开始抖动起来。
“我不在的时候，她想着想着，突然和护士说了一句：‘真是苦了吴凯！’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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