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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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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
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
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
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
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
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 0 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
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
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
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
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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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
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
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
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
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
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
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
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
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
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
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
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
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
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
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
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
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
似比那些留俄派老于世故，他和刘少奇较为友善，觉得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极
力幹旋，调解刘少奇与张闻天等人间的意见冲突。
此外，刘讲话的时机，似也较恰当。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让的步骤，接受国民党提出的
投降条件。人们觉得如果在这时反对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未免难于自圆其说。结果，在中
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虽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批评，但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得以参
加政治局为委员，并负责指导整个白区党的工作。这是毛刘在政治上合作的开始，后来，他
们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开展了反对米夫派的整风运动。
中共渡过它的极危险时期，实在幸运。它接受了国民党所要求的投诚条件之后，国民党
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
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如果前一阶
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④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
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
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
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
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
① 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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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一）红军干部班；（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
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
百人中的过半数。
②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拉线者。
③ 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
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第二十一篇 抗日战争
第一章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在卢沟桥爆发了。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氏发表了有名的
庐山谈话，声明中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提出了关于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
①。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平津，并沿平汉津浦平绥三路，进攻保定、沧
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这些就是八年抗战的最初几件大事。
当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不
让日军占领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
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为共同奋斗的总目标；并郑重声
明下列四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
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
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在这个宣言之后，还明文宣
称：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
以便用同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②。这两个文件，象征着中共极力促进国共合
作，一致抗日的决心。
我们在这里不必着重叙述抗日战争的实际经过，却亟愿对当时情况，略加分析，特别是
中共抗日政策的实际形成及其演变的经过。当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举行的
中央扩大会议，曾因抗日政策，引起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
也使我这个反对派被逼不得不离开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说到的，只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一段
经过，也许可以对了解中国时局的未来发展，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是太急进了，逼着中国人民不计成败，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当
时许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为可能。例如抗战以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实行和解
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
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
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
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
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
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
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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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
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
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
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
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
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
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
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处，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
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
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
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
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
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
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
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
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
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
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
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
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
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
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
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
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
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
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
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
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
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
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
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请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
同招待这些使者，极尽地主之谊。我们论调一致，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表示共赴国难，
抗战到底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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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还没有完全表明。延安情况，也还有点五颜六
色，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有国民革命军的，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
便帽，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有外来客人时，他便戴上；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有
红五角星徽，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抗大”讲话时，他特别戴起来出台。
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毛氏要借
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
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
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
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毛
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
这次改编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驻屯
在延安附近的红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这些军队系统不同，
地域及语言各异，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数而论，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陕北本地
人次之，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使其互相牵制。
再又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
国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
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
编人数为两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为此毛
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
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而
且对红军内部来说，可以证明他正向南京争取平等的待遇。
其实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内的一切成规。他耽心红军干部
会受到国民革命军薪给制度的影响，一次他极力鼓吹红军配给制度的优良，官兵生活平等的
重要。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国民
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术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门。但提起对日军打游击，自然就
联想到要建立敌后根据地，不用说毛泽东自然很重视此点。他当时正忙着调动大批“抗大”
学生（多半是从外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分派到红军各部，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
这些知识青年，将来到了抗日前线能够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前线
地方武装，解决军队物质需要，组织民众团体，办理“抗大”分校等等。
当时直接对日作战的有关工作，许许多多亟待进行，毛泽东都因忙不过来，压后办理。
那时我曾当面对毛氏说：我们的军队从前都是惯打内战，对日作战都很外行，我们应当使我
军的指挥员了解日军的情况，特别是对日军打游击应注意的事。毛泽东虽然表示赞成，但一
直未有采取具体步骤切实进行。后来还是周恩来在洛川会议的时候，才组织训练班，研究日
文、日军文告和日军动态等等。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霸业二十二日，才有国民党政府军
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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