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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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霸业二十二日，才有国民党政府军　
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大致商拟定案了。其要点是　
朱德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八路军编为三个师，番号是一一五、一二　0、一　
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贺龙任一二　0　师师长，刘伯承、徐向前③分任一二九师正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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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三册　　

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和名义，因此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就成了没有经过　
任命的黑市委员了。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　
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　
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说补给尚未充实，就是说编　
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　
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　
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这个议案决定后，毛氏即电周恩来、秦邦宪等赶回参加。我事先不　
知道这个召集扩大会议的决定，毛氏因约为面谈，正式通知我这一决定，并邀我前往参加。　
我当时毫不迟疑的答应了，因为我想到，无论如何对抗日总应表示积极，因此应当参加这一　
会议。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难九十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　
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洛川当时是陕北边区和国民党地区交接的地方，洛川县县　
长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内好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洛川四周乡村则　
系八路军重兵屯集之所。这次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是便于八路军的中共将领们参加，和举　
行各种军事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有　
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等重要军政干部。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　
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　
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　
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动员民众，反而多方抑压，也并　
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　
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　
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　
略，应该是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　
众和中共。张闻天似是鉴于一九二二——二七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　
做法曾遭失败，这次如果再提出争夺抗战领导权，未免语义含混，将来难免重蹈覆辙。他强　
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等　
都因战争而瓦解。张闻天还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内容和他的演说词相同。这个草案提名　
为中共抗日的根本任务，失败主义的策略为其内容的重点。　　

　　　　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接着对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是计　
策略，详加阐述。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决无幸胜之理。目前中共强调武力抵　
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现在抗战既已爆发，就应冷静认识，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　
的，只有在持久战中，中共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使中国人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　
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　
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　
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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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仍应完全遵　
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　
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　
脱。　　

　　　　红军虽改称为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　
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　
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　
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　　

　　　　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我决　
定不顾后果、仗义执言，首先指责张闻天的谬论。按照中共的不成文成规，每逢当权者提出　
政策后，反对派或被视为反对者可优先发言，以便正反两面意见都能供会议讨论。　　

　　　　我继起发言，首先针对张闻天所说过的话，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　
战相提并论。我们这次是民族滋味战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列宁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与沙皇建立起对外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主张要沙皇失败；现在我　
们已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是不能提出使蒋介石失败的主张的。　　

　　　　我接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经历一个历史时期，应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甚至要　
延长到抗日胜利以后。试想蒋介石如果中途与日本妥协，对中共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日本　
的压力会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与蒋介石氏同舟共济，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只有推动　
他们抗战到底，影响他在内政上实施若干改革和求得进步。根据目前的情况，蒋介石若失败，　
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彼此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因此，我提出胜利主义的策略来与张闻天的主张相抗，并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是使日本侵略失败，抗日的全体中国人，不分党派，都应获得胜利。现在大家为抗日努力，　
将来都应该分享胜利的果实。至于那一个能在抗日竞赛中，走在前面，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　
而定，并相信中共绝不会落后。　　

　　　　我发言后，周恩来针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张说明蒋介石既已抗战，　
就决不会中途妥协。他从蒋介石个人倔强性格和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来分析，认为毛等这种顾　
虑并不存在。他也强调中共应从积极抗战中，来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顾到我们过去所　
说过的话，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共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谋抗日胜利，八路军将开到抗战的最　
前线去，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现在，我们不好在事实上有表里不一的表现。　　

　　　　他接着指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只能就相对而言，不好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他　
提出许多方法可以实现相当的独立自主，例如我们可以向南京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　
专长，来分配它的作战任务。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国民政府的法　
令，而实际保留我们自己的精神。他不赞成八路军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这样会被人认为　
抗战不力，他主张在有利情形下，可以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　
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接着，其他到会者或多或少的表示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　
我们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屈求全，力争　
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　
只打游击战。　　

　　　　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虑和互相商谈。这是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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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一种惯用手法，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不愿让大家面红耳赤的争论下去，就用休会来　
作转圜。实际却是停止讨论，仍然依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果然在休会期间，毛张等人企图　
贯彻他们的主张，频频与重要将领们接触，连周恩来都极少参与。我更十分清闲，很多事都　
未闻。　　

　　　　当时周恩来、凯丰和我住在会场所在的村庄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则分住在附近驻有八　
路军的村庄上，在休会三天期内，毛泽东等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周恩来、凯丰和　
我则没有参加。周恩来从未斗争过我，因此我们见面照旧谈天说地，凯丰这时似也不完全同　
意毛泽东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谈天，似乎要冲淡一下前此对我的不客气。周恩来稍微忙　
一点，但也常有工夫参加下棋。此情此景，足见恩来、凯丰的遭遇也和我相似，多少被关在　
门外了。　　

　　　　三天后再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已大体归于一致，他并据以拟定了　
一些方案提出讨论。他所提出的第一个文件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④，其内容清楚的表示　
出中共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国民政府的民主化的要求有较具体的说明。　
其次的一个文件是中共任务的决议。其中并没有要使蒋介石失败这一类的话，只强调中共力　
争全民抗战和抗战的胜利，反对汉奸妥协派，并防止南京的妥协顾问。此外也没有中共绝对　
独立自主的话，而是强调中共八路军应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行事，八路军主要是进行游击战，　
只在极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等等。　　

　　　　这两个文件讨论的结果，经过一些小修改，便一致通过了。在讨论时，周恩来曾表示赞　
成这两个经过协商和修正的文件。我虽事先并未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草拟工作，也表示现在这　
两个文件没有甚么重大的语病了。张闻天一言不发，似特别以我批评过他，因而取消了他提　
出的决议草案一点，深表不满。这次讨论，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作法的　
开端，或者说假联合真斗争还更正确些。　　

　　　　接着，会议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一些人事的调动，如那些人到国民党区域去，　
那些人上前线，那些人留在陕北等。继之决议了八路军中政治工作的纲领，建立抗日游击根　
据地的办法等等。此外，讨论的特别多的是八路军出发前线的步骤问题。毛泽东极不愿意八　
路军三个师同时开往前线，他觉得这样被国民党集中使用到一个战场上，无法不作阵地战。　
他主张这三个师循不同的道路，先后开往前线，以便分散打游击。在陕北方面还应以编组未　
竣为借口，留驻两个旅，以资巩卫，以免国民党乘机派军队来驻防。这些问题也都次第顺利　
的解决了。　　

　　　　最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提出了要我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他们先后说明　
这个职务原是由林伯渠同志担任的，并已呈报南京，但仍未获得正式任命。现在林伯渠事实　
上担任八路军驻西安的代表，与西安行营联络，解决八路军的补给问题，无法抽身回到延安　
来。他们还认为由我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对内对外，都具重大的政治意义。　　

　　　　迟到了几天的秦邦宪，是劝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最积极的一个　。他在懋功时，原是首先向　
我斗争的，这时他的意向有些转变，也许他在西安事变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助手，见闻较　
广了。他向我说由于以往的党内斗争，外间已知道一些我们内部有过分歧的情形，现在我能　
出任边区政府的主席，外间一切留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他认为这个职务只有我能担任，因　
为我的名字在外间易于通过。他更强调现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出发作战，如果我担任这个职务，　
同志们都会觉得党内分歧已不存在了。　　

　　　　我当时曾以个人能力有限为理由，极力谦辞。秦邦宪更进而说到他们都信任我，而且相　
信我的能力，能胜任愉快。毛泽东、张闻天等又相继表示他们完全信任我，并保证凡边区政　
府所管辖的事，无论对内对外，概由我主持，当决定全力支持我，再不让同志们因过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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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批评我。他们而且说现在中共内部更要团结一致，来应付这个抗战局面，所以不要我再推　
辞。　　

　　　　我不好固辞，于是提议林伯渠同志仍是边区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视事的期间，暂由我代　
理。大家同意我这个办法。会议就在大家和好的气氛中，宣告闭幕了。　　

　　　①　蒋的庐山谈话全文要点见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三册，第一一四三页至第一一四六页——台北文　

物供应社民国四十一年初版。　　

　　　②　中共所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五四页至第三　

五六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③　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极其艰险的历程。于“七七事变前返抵延安。　　

　　　④　全文见胡华主编前书第三五六页至第三五九页。　　　　　

　　　　第二章　边区政府　　

　　　　这一章自然是叙述我在边区政府任内（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这段时间　
遭遇的种种经过。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张闻天所包办，抹杀洛川会议大家所表示的反对意见，　
不顾抗日前途，推行反蒋重于反日的政策。他们在洛川会议对我所表现的友好姿态，完全是　
虚伪的，实际上他们不断的打击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　
作为，他们的手段甚至使我达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会议后，我返回延安即搬到边区政府居住和办公。中共素来不讲究官府仪式，而且　
在抗日的紧急时期，说干就干，丝毫不容推诿和耽搁。边区政府急需改组，是洛川会议所认　
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务是研究采取何种步骤，以实现改组的决议。　　

　　　　根据国共和解方案，国民政府只允许中共在陕北设立一个特区行政公署，其首长的名衔　
为行政公署主任，属陕西政府管辖。首长人选由中共推荐，其编制则按国民政府法规办理。　
七七事变前，中共曾向国民政府要求，这个特区应归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未得到允许。抗　
战爆发后，中共更进而要求陕北特区政府组织应等于一个省政府的组织，也未得到国民政府　
的允许。这个案件始终是一个糊涂案件，我极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关的文件为凭。中共中　
央在洛川会议前，就决定了自行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其编制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属下一个省　
政府的编制。据说这样做蒋介石氏会默认。　　

　　　　因为改组的原则没有确定，陕北这个政府机构，还保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老　
模式，但它已残缺不全，大门口没有招牌，印信还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经半年没　
有视事了。边区政府属下，有秘书处、内务、财政经济、教育三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五　
个机构。秘书处之下，只有交际科有工作，由伍修权负责，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内务委员　
会委员长蔡树藩（他因受伤失去了一只手），只做些抚恤和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财政经济委　
员会的委员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时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经费收支，概由　
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导。中央政治保卫局由周兴负责，事实上直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不能过　
问。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员会，有些工作可做，较为活跃。　　

　　　　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　
渠等人鉴于中国闻之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施行了近两年。他们认　
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　
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　
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　
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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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　
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办教育的人，他有一　
位太太，两个孩子，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　
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　
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　
他。　　

　　　　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　
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　
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　
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　
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　
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　
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　
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　
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　
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国民党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　
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　
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　
区域，毛泽东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　
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国民党到中央，历来都是一团糟。没　
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真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　
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　
致，征收、捐献都有，贡献劳力的如替军人家属代耕等等也不少。总计起来，一个老百姓所　
要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