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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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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 
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 
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 
日军凭险节节抵抗。平型关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敌军侧后,实施攻击。敌伤亡颇重,稍向 
后退;林彪部伤亡也在千数以上。八路军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于周恩来在前线的鼓励。延 
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 
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应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陆续开往山西前线,毛泽东那时聚精会神指导这个军事行动,强调 
独立自主和只打游击两个原则。毛泽东有点怕周恩来在前线搞风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 
小的军官,唯恐他们充当抗日英雄。到这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了太原,那时八路军大致 
都转到敌后去了。一一五师林彪部转移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一带的太行山脉,向 
河北地区发展。一二 0师贺龙部在同蒲路以西晋西北地区打游击。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 
部正向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展,并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敌后打游击。这个时候,毛 
泽东的心情才比以前轻松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约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到这年十一月初才 
被逼向后撤退。连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称要在山西守土抗战。毛泽东从来不谈 
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 
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 
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 
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 
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我听了毛泽东这种议论,真有点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国为甚么要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中共为甚么不积极支持蒋介石坚持抗战,为甚么不积极维持抗日的国民政府,为甚么不同抗 
日友军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容易翻身吗?我为此曾经愤怒的 
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组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 
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皮的汉奸。  

    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又重新被掀起来了,这是由检讨陈昌浩应负西路军失败责任开其端的。 
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化装逃到他的家乡湖北,企图回到鄂豫皖苏区去。抗战爆发后,他 
于八月间潜行来到延安。他见着我时羞惭满面,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 
处罚。他闲住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有时写些有关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共延安积极分子会议,检讨陈昌浩的错误。毛泽东、张 
闻天选择这个时机来展开党内斗争,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守,八路军已转入敌后,抗日 
形势果不出他们所料。反对我的斗争虽在当年二月间已告一结束,但暗中反对我的宣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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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张闻天径指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表示 
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抱有右倾观念,对蒋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据他们看,足见反党分子又 
在新的形势下从事反党,非重重予以打击不可。  

    斗争陈昌浩的会议,连续举行了约一个星期。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五百余人,多数是延安 
以外来的小伙子,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校的党员学生,少数是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在张 
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主要内容还是土匪、军 
阀、反党那一老套。那些党校学生往往不根据事实,任意攻击和污蔑,似乎中共的一切错误, 
都是出自四方面军和张国焘、陈昌浩这班人,中央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  

    我为了表示抗议,没有参加最初几天的会议。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我曾出席作一个总 
的答辩。我首先指出这次检讨西路军失败经过,又牵涉到过去一、四两方面军对立的往事, 
真是遗憾。我说明当年红军的西进计划和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经历。陈昌浩同志虽 
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在红军中不但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党对红军也都有过惊人的贡 
献。四方面军在西进的艰苦战争中,牺牲惨重,一般将士,英勇奋斗,真是可歌可泣。同志 
们若不研究这些情况,批评一定不会中肯,许多言词都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空谈。至于两个 
中央的对立,我早就承认了错误,请你们相信我,为了团结,我所承担的责任,超过了我所 
应当承担的,而且这是早已过去了的事。如果不是抗战发生,也许我早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 
位。  

    抗战发生,我不计以往一切,挺身出来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 
同志,包括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在内,都要求我出来担负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并鼓 
励我,说过去对我的斗争早已结束了,在抗日紧急关头,决不会旧事重提了,他们表示信任 
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志们批评我的话,我不愿多加答复,仅指出某某几点显系毫无事实 
根据的。我要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将我痛骂的不成样子,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还能够 
做下去吗?我还要请问你们,在此抗日紧急关头,你们没有将时间用在准备抗日的工作上, 
去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围剿我,究竟你们的目的何在。  

    在我发言以后,继起的发言者指责我承认错误并不彻底,没有放弃反抗的武器;也有人 
说,为了中共的领导威信,要求我多承担起一些错误的责任。另外有一个在中央书记处新任 
工作的后进小伙子(我并不认识他),起而发表攻击我的言论。他凭空的说:金子是发亮的, 
但并非一切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苍蝇也是发亮的,张国焘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苍 
蝇。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并不制止这样的谩骂,反而表示欣赏。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离开了 
会场。  

    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约我去谈话,张闻天已先我在座。他们两人笑脸相迎,对我 
的辞职表示挽留;并且解释这次斗争会,原是检讨西路军失败的经验,不料又牵涉到两个中 
央对立的事,请问不要介意。我深恶他们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把戏,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 
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 
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 
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 
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 
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 
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 
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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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 
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 
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 
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 
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 
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 
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 
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 
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 
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 
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 
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 
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 
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 
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 
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 
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 
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 
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 
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 
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 
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 
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 
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 
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 
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 
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 
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 
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 
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 
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 
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 
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 
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 
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 
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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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 
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 
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 
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 
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 
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手,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 
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 
恩来正在为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 
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债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 
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 
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 
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 
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 
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 
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 
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 
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 
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 
军火老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 
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 
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略的一些新见 
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 
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 
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 
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 
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 
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 
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 
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 
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 
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 
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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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 
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 
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 
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 
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 
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 
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 
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 
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 
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 
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 
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 
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 
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 
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 
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 
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 
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 
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 
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 
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 
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 
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 
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 
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 
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 
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 
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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