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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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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
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
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
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
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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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
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
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
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
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
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
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
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
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
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
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
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
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
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
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
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
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
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
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
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
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
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
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
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
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
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
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
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
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
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
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
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
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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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
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
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
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
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
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
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
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
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
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
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
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
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
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
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
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
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
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
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
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
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
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
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
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
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
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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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
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
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
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
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
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
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
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
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
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
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
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
恕的罪恶。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
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
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
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
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
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
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
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
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
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
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
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
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
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
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
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
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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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
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
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
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
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
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
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
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
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
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
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
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
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
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
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
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
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
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
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
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
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
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
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
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
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
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
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
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
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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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
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
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
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
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
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
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
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
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
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
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
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
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
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
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
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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