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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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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这与苏俄政权地跨欧亚的地理形势有着相因的关系。刚开始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不仅人手
不够，而且多是一些工农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实况。但他们抱有“到东方去”的
坚强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复以后，便开始派出人员来东方作探险式的尝试。
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
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
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这位年约三十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
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
回国，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
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他只是伊尔库次克局而非
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过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
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
题很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实祝、中
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我们主要只是交换意见，而不是企图立即得出确定的结论。
威金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
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
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于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
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
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
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多所接触外，还曾会见过孙中山先生，都可
以说此行已有良好的开始。他能成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不仅由于他
一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这类人物，主要之点，还是他能与中国的
革命人物谈得投机。他也和其他俄国革命人物一样，好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也爱与人
喋喋不休地辩论，不过态度总是相当谦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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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和我们详谈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苏俄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
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
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
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
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所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
然予以支持。他希望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政策能趋于一致，就中国这个例子看来，那就首
先需要中国有一个革命政府。否则各就其立场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没有甚么矛盾的地方。
他又详谈苏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明共产国际的起源和成立的经过，指出俄
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
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
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极高
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
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
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因为这样做会妨害各国后进党的发展。而且他认为他的
了解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两个问题确为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所十分关心。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
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
会由此发生甚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也曾详细讨论到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目的。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的，应该
是首先组织真正的产业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由现在的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乃至八小时；
增加工资，争取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契约的权利等等。他不
满足于我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工人主要应从事政治斗争，领导农民和一般贫苦人民走上
夺取政权的道路。我却以为中国工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
无法一致。所谓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后来一直是中共常常讨论，而意见
不能完全一致的问题。
一般说来，威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
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
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型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
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是我们的共同要求，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小组成立以后
就曾在和我们的通信中数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对于威氏的主张自然赞同；但对于召开大
会的筹备工作，尚未具体拟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时也没有提出关于大会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意
见，这也许是关于中共的党纲和政纲问题，他要向莫斯科请示，不肯自作主张的原故。因此，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筹备工作，还是在威金斯基离华之后才实际展开的。
第五章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
自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产运动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后滋生。
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原系沧海一粟，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故不为当时一
般人所重视；但后来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于全国，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陈独秀先生所直接领导的上
海小组，在一九二○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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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参加的有三十几位青年。上海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杨明斋主持，训练预备
留俄的学生。到一九二○年冬，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
抱扑、廖化平等八个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从这间学校继续派学生出去留
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
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
以上海为中心，共产运动向着四周发展。由沈定一、施存统、愈秀松等在杭州发动，大
约在一九二○年十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的有宣中华、徐梅坤等二十
余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开了印刷工人中的工会活动。其他如南京、芜湖、安庆
等地也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参加者有的地方是十余人，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人，大
都是学生。他们的活动主要也是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
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
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八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
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
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一唐山铁
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三十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
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
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
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
三十余人，算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这个小组的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
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
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①；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
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孝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②。毛泽东之信仰马
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又受
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③。
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
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
是南北战争的要冲，人民久经战祸，一般青年不仅思想左倾，对于现实政治也较为敏感。在
近代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湖南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历史关系养成了湖南人一种崛强奋
斗的性格，“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早已为人所共知。那时（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满
北京政府的各派势力的人，都团聚在湖南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旗帜之下，以求避免战乱。毛泽
东等这一群左倾青年也支持联省自治，并与湖南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广泛的接触。
在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共产小组以前不久，长沙另一派左倾青年以黄爱、庞人铨为首已经
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他们笼统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了
解得也不算透彻，但富有实干精神。五四运动时，各地的活跃青年竞起组织左倾小团体，但
各小团体之间不免有门户之见，这在湖南更为显著。黄爱、庞人铨等因受省外同道者号召团
结的影响，终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并未完全化除，而且仍
在暗中滋长。黄爱、庞人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因发动罢工，被赵恒惕枪杀后，湖南劳工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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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共产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
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
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
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混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
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
鼓吹新文化运动。
恽代英、萧楚女于二九二○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暗公等组织重庆社
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重庆方面的三十几个青年。在这以前，吴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组织了一
个“青年共产党”。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流亡到法国，约于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
师范任教。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
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
四川有了这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便难免发生一些纠纷，主要是他们的联络对象和活动
范围相同，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来，他们的组织是全国性的，“青
年共产党”则不过是成都方面少数人所标新立异的组织；可是，在“青年共产党”看来，社
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组织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这两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合并。吴玉章、杨暗公等参加中
国共产党为党员，其余多数也都参加了统一后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这两个团
体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没有留下甚么芥蒂。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
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中为桂系军阀所盘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传统，又苦于南方政府的横征暴敛，
处于进退失据的苦闷状态之中。孙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挤出来，革命空气变得十分
稀薄。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因此广州名为革命中
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
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我们无法找出
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
一九二○年十月底，陈炯明所率领的军队打回广州，那里的政治气氛才为之一变。陈炯
明的军队是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实力，两年前被桂系军阀排出广东，驻防在福建南
部。在这支军队困处闽南约两年的期间内，国民党人物奔走于沪闽之间，多方作打回广东的
策划。
一九二○年八月间，陈炯明开始向广州进军，十月二十八日占领广州。私囊已饱的桂系
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部队望风披靡，大多被撵回广西去了。由于这一军事胜利，孙中山先
生于十一月间回到广州，从事于军政府的重建。陈炯明被任为广东省长并兼任军政府的内政
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他握有实权并成为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二号人物，便
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先生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赞成。
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
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我们并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
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
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十二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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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到广州去了。他并未邀约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误各地工作的发展。
陈独秀先生到广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欢迎。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与新人
物合作的气度。当时任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与陈先生合作得很好。陈先生在广州的多次演
说和发表的文章都富于吸引力，为广州知识界愉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
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出版《劳动声》周刊，利用教育机构在学生中从事共产主义的
宣传，并开始注意农村中的活动。也许由于广东过去的革命运动．多半从乡村发动，因而广
州的共产党人能最先注意到农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成立起来了，最初参加为团员
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运动的工作。
广东共产小组也和北京小组一样，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了一个短时间，不久因意见不合、
几个参加共产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去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反国民党的倾向，在
他们看来，陈独秀等人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因此常表不满。他们较之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坚
持自由联合和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外，还多了一项反国民党意识，因此，分裂终于无
法避免。
其实，广东共产小组与孙中山派的关系也不算圆满。那时孙中山先生嫡系胡汉民等与陈
炯明之间暗中已有意见不合的酝酿，而陈炯明的喉舌《群报》又是由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
棠任编辑，其言论不待说是偏祖陈炯明的，因而引起另一部份国民党人物的不满。在他们看
来，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支持陈炯明而与孙中山捣乱。这件事后来也为中共内部一个重大的
争论。
以上我所简述的共产主义者在各地的活动，确是中国共产党正式组成前这一阶段中的主
要发展。总括的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主义者，根
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
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
其实都是多余的。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
以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也都是一些得风气之
先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欧战中中国工商业虽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五四运动虽也掀起了
中华民族觉醒的浪潮，但这些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
为何物，就是当时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更无组党经验。
因此，共产小组不能一开始就是工人的，也不会一开始就是人数众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
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
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
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
力的新姿态出现。
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摆脱了历史悠久的国民党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
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入，却团聚
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
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④，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掩旗息鼓。
当时共产党人冒险犯难精神也是十分旺盛，并在工人群众中开辟了工作的新天地。这一切都
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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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
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
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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