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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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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
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
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
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
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
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
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
因而略具雏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会主义之较早者，清末为发表《女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文受到清理“交
地方官看管”的处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宣传会，并发行《社
会主义明星报》。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这个宣传会正式改组为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社会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发布觉纲政纲，其要点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废止海陆军等，积极从事议会活动，
号称有党员四五十万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作
为。
第三章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
在工人间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工作首先在长
辛店京汉铁路的工厂里开始，我是这工作的最先发动人。
长辛店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
我在五四运动时担任讲演部工作的时候，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那里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
发展十人团的组织。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我们。他们搬
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我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可是有些
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辞不吃；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
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也许是由于我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工人们
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感，使我能和他们混得比较亲热，这是一年前的旧事。
一九二○年九月间，中共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后的两三天，我又来到了长辛店。首先找着
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铁路工厂做过工。厂里的职
工们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厂里去传教，因此他的熟人极多。他陪着我到工厂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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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与我有一面之缘的工人们在休息时围拢来同我交谈，他们以为我又
是来宣传爱国的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这次是专程来看看你们，并且问问你们有甚么
要我帮忙做的事。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甚么？”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就众口一词的表示：
他们的小孩子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我说：“如果能找着房一子，办一
间工人子弟学校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虽然当时那儿的房子很难找，但由于
他们的热心，没有几天，武君便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告诉我有一所适当的房子，原为两家
工人的住宅，他们愿意让出来，作为办学的用途。
工人们这样热心和他们对于我的信赖，使我大为高兴。我决心去克服经费方面的困难，
要将这所学校创办起来，便马上去找朋友李实商量。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为人
刻苦耐劳，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那时他和十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下“生活互助团”，
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听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欣然答应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于是我就
邀他和武君同去长辛店察看预定作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们计划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
办工人补习班，约需开办费一百元左右，每月经常费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
费用，学校的筹备工作就这样积极进行起来了。
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在十月间开学。学校的课室不大，只能容纳四十几个人，所以一开
始就坐满了学生，还有不少的工人子弟无法收容进去。工人补习班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拥挤不
堪。小学和夜班的教员都由李实一人担任，武君则办理学校的杂务。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
在学校住一夜，晚上并向工人讲演。因为听众太多，经常只好将课堂内的桌椅搬出来，大家
密密地站着听。有时我还约请北京的朋友们前往讲演。我们讲演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人的生
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和如何组织起来等等问题。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小组的时候，《劳动音周刊》的发
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经费自也随着增加，再加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费用，我们
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
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当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位既不谈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地理学家苏甲荣同学，看见
我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反而典当冬衣，大为惊异。他以关怀的心情，暗地里将我这种情况告诉
我的几位好朋友。有一天，当我正伏案替《劳动音》写稿，那个刚刚参加共产党小组还不知
详情的邓中夏来到我的房间里，板着脸孔向我说：“危乎殆哉！你这样会堕落下去”他
的意思是指我应以求学为主，有余暇有余力才可去做职工运动，现在竟不顾一切，靠典当度
日，那是不行的。我听了这种“教训”，觉得他不了解内情，忍不住愤慨地指着他说：“滚出
去，谁来听你这套陈腔滥调！”可是他反笑着向我说：“有几位朋友约好正在中央公园等你，
有话到那里去说罢！”不管我在生气，硬拉着我的手，拖着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
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
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
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
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
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
又不肯随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①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
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
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我的典卖东西，
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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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
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交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
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
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
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
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
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
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
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
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
上的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
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
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
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
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
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李实因事他往，吴汝明
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长辛店时，常到工人住所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天从早上六
点工作到下午六点，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二
小时到三小时的夜班，两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问题的是工资低微，一个低级的工
匠每月工资九元，学徒还要少得多，至于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
六十元的月薪则是火车司机和少数技工的特别待遇了。他们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十五六元左
右，这种收入迫使他们把生活水准降得很低。
此外，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小杂货店的剥削，这些小杂货店都是工厂里的管工和监工们
开设的。工人们向这些店里购买日用必需品，而工资要到月底才能发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
改入的比例先向杂货店赊账。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资就都由那些管工与监工们代领去抵
偿积欠。欠账每月尚须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积下来，欠账日益增多，每个工人
都成了杂货店的债务人。欠几十元的工人算是情况较好的，通常都是欠账百元以上。有一个
名叫张德惠的工匠在厂里做了几年工，欠账高达一千几百元。这样，工人们便无法脱离管工
和监工的掌握，一旦债主不肯再赊，就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这是他们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
的利益。可是他们多数对于这一点抱怀疑的态度，有的表示他们规规矩矩的做工，为什么要
干这类会党的事？有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可以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只知道在民
国元年办过什么工会，那是为选举用的，每人缴一块钱领一张会员证，到选举的时候去投上
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种“工会”后来还被袁世凯严厉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办为工
人谋福利的工会，岂不麻烦更多？还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工人认为工会是要办的，可是还没有
到要办的时候。他们这种畏俱厂方和政府当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时可以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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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向他们提议：不妨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件事也经过多次的商谈和说服，方
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间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人俱
乐部成立时有一千多工人参加，通过章程，选举职员。一位老工匠王俊当选为俱乐部的主任，
他率领着这些参加者在厂内外游行庆祝，情绪非常热烈。这一举动曾使铁路官员们大起恐慌。
后来工会正式成立，从此那些穷苦散漫的工人们开创了团结奋斗的途径，这也是中国共产主
义者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的第一个阵地。
①梁善济，山西人，清末时任资政院民选议员。民国五年旧国会重新集会，梁善济与粱
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在段祺瑞政府时代对政局不无影响。
第四章 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响，但主
要仍是导源于中国内部状况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样，不过它受共产国际
的影响更为深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
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
策。这与苏俄政权地跨欧亚的地理形势有着相因的关系。刚开始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不仅人手
不够，而且多是一些工农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实况。但他们抱有“到东方去”的
坚强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复以后，便开始派出人员来东方作探险式的尝试。
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
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
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这位年约三十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
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
回国，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
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他只是伊尔库次克局而非
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过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
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
题很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实祝、中
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我们主要只是交换意见，而不是企图立即得出确定的结论。
威金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
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
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于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
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
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
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多所接触外，还曾会见过孙中山先生，都可
以说此行已有良好的开始。他能成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不仅由于他
一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这类人物，主要之点，还是他能与中国的
革命人物谈得投机。他也和其他俄国革命人物一样，好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也爱与人
喋喋不休地辩论，不过态度总是相当谦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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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和我们详谈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苏俄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
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
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
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
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所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
然予以支持。他希望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政策能趋于一致，就中国这个例子看来，那就首
先需要中国有一个革命政府。否则各就其立场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没有甚么矛盾的地方。
他又详谈苏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明共产国际的起源和成立的经过，指出俄
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
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
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极高
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
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
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因为这样做会妨害各国后进党的发展。而且他认为他的
了解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两个问题确为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所十分关心。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
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
会由此发生甚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也曾详细讨论到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目的。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的，应该
是首先组织真正的产业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由现在的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乃至八小时；
增加工资，争取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契约的权利等等。他不
满足于我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工人主要应从事政治斗争，领导农民和一般贫苦人民走上
夺取政权的道路。我却以为中国工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
无法一致。所谓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后来一直是中共常常讨论，而意见
不能完全一致的问题。
一般说来，威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
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
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型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
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是我们的共同要求，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小组成立以后
就曾在和我们的通信中数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对于威氏的主张自然赞同；但对于召开大
会的筹备工作，尚未具体拟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时也没有提出关于大会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意
见，这也许是关于中共的党纲和政纲问题，他要向莫斯科请示，不肯自作主张的原故。因此，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筹备工作，还是在威金斯基离华之后才实际展开的。
第五章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
自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产运动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后滋生。
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原系沧海一粟，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故不为当时一
般人所重视；但后来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于全国，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陈独秀先生所直接领导的上
海小组，在一九二○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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