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我的回忆-第1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海小组，在一九二○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55／151
… Page 56…
《我的回忆》第一册
最初参加的有三十几位青年。上海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杨明斋主持，训练预备
留俄的学生。到一九二○年冬，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
抱扑、廖化平等八个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从这间学校继续派学生出去留
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
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
以上海为中心，共产运动向着四周发展。由沈定一、施存统、愈秀松等在杭州发动，大
约在一九二○年十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的有宣中华、徐梅坤等二十
余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开了印刷工人中的工会活动。其他如南京、芜湖、安庆
等地也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参加者有的地方是十余人，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人，大
都是学生。他们的活动主要也是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
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
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八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
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
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一唐山铁
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三十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
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
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
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
三十余人，算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这个小组的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
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
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①；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
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孝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②。毛泽东之信仰马
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又受
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
③。
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
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
是南北战争的要冲，人民久经战祸，一般青年不仅思想左倾，对于现实政治也较为敏感。在
近代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湖南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历史关系养成了湖南人一种崛强奋
斗的性格，“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早已为人所共知。那时（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满
北京政府的各派势力的人，都团聚在湖南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旗帜之下，以求避免战乱。毛泽
东等这一群左倾青年也支持联省自治，并与湖南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广泛的接触。
在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共产小组以前不久，长沙另一派左倾青年以黄爱、庞人铨为首已经
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他们笼统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了
解得也不算透彻，但富有实干精神。五四运动时，各地的活跃青年竞起组织左倾小团体，但
各小团体之间不免有门户之见，这在湖南更为显著。黄爱、庞人铨等因受省外同道者号召团
结的影响，终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并未完全化除，而且仍
在暗中滋长。黄爱、庞人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因发动罢工，被赵恒惕枪杀后，湖南劳工会派
56／151
… Page 57…
《我的回忆》第一册
与共产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
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
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
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混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
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
鼓吹新文化运动。
恽代英、萧楚女于二九二○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暗公等组织重庆社
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重庆方面的三十几个青年。在这以前，吴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组织了一
个“青年共产党”。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流亡到法国，约于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
师范任教。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
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
四川有了这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便难免发生一些纠纷，主要是他们的联络对象和活动
范围相同，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来，他们的组织是全国性的，“青
年共产党”则不过是成都方面少数人所标新立异的组织；可是，在“青年共产党”看来，社
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组织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这两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合并。吴玉章、杨暗公等参加中
国共产党为党员，其余多数也都参加了统一后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这两个团
体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没有留下甚么芥蒂。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
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中为桂系军阀所盘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传统，又苦于南方政府的横征暴敛，
处于进退失据的苦闷状态之中。孙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挤出来，革命空气变得十分
稀薄。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因此广州名为革命中
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
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我们无法找出
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
一九二○年十月底，陈炯明所率领的军队打回广州，那里的政治气氛才为之一变。陈炯
明的军队是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实力，两年前被桂系军阀排出广东，驻防在福建南
部。在这支军队困处闽南约两年的期间内，国民党人物奔走于沪闽之间，多方作打回广东的
策划。
一九二○年八月间，陈炯明开始向广州进军，十月二十八日占领广州。私囊已饱的桂系
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部队望风披靡，大多被撵回广西去了。由于这一军事胜利，孙中山先
生于十一月间回到广州，从事于军政府的重建。陈炯明被任为广东省长并兼任军政府的内政
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他握有实权并成为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二号人物，便
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先生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赞成。
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
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我们并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
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
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十二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
57／151
… Page 58…
《我的回忆》第一册
身到广州去了。他并未邀约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误各地工作的发展。
陈独秀先生到广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欢迎。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与新人
物合作的气度。当时任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与陈先生合作得很好。陈先生在广州的多次演
说和发表的文章都富于吸引力，为广州知识界愉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
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出版《劳动声》周刊，利用教育机构在学生中从事共产主义的
宣传，并开始注意农村中的活动。也许由于广东过去的革命运动．多半从乡村发动，因而广
州的共产党人能最先注意到农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成立起来了，最初参加为团员
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运动的工作。
广东共产小组也和北京小组一样，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了一个短时间，不久因意见不合、
几个参加共产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去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反国民党的倾向，在
他们看来，陈独秀等人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因此常表不满。他们较之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坚
持自由联合和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外，还多了一项反国民党意识，因此，分裂终于无
法避免。
其实，广东共产小组与孙中山派的关系也不算圆满。那时孙中山先生嫡系胡汉民等与陈
炯明之间暗中已有意见不合的酝酿，而陈炯明的喉舌《群报》又是由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
棠任编辑，其言论不待说是偏祖陈炯明的，因而引起另一部份国民党人物的不满。在他们看
来，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支持陈炯明而与孙中山捣乱。这件事后来也为中共内部一个重大的
争论。
以上我所简述的共产主义者在各地的活动，确是中国共产党正式组成前这一阶段中的主
要发展。总括的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主义者，根
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
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
其实都是多余的。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
以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也都是一些得风气之
先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欧战中中国工商业虽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五四运动虽也掀起了
中华民族觉醒的浪潮，但这些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
为何物，就是当时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更无组党经验。
因此，共产小组不能一开始就是工人的，也不会一开始就是人数众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
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
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
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
力的新姿态出现。
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摆脱了历史悠久的国民党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
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入，却团聚
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
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④，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掩旗息鼓。
当时共产党人冒险犯难精神也是十分旺盛，并在工人群众中开辟了工作的新天地。这一切都
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
58／151
… Page 59…
《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
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
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的灾害。
事实不如理想的美丽，差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这是中国革命家所应反省的。
①《湘江评论》周刊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刊物，由毛泽东主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出版
到第四期时，即因登载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文字于当年八月中旬为长沙军带所查封，该刊第五期虽经印就，
但已无法发行。
②《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施存统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创办。由于施存统发表
《非孝》一文，以致发生该校校长经子渊去职与学生的“留经”风潮，引起全国的注意。
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受陈独秀先生的影响极大。见《毛泽东自传》第三章。爱德迦？史诺笔录。
④ 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自命为共产主义者，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联络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学
生，组织了另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它的组成分子不久为北京共产小组所吸收，至于胡本人则因为他只
是一个政客，没有准其加入。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
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
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
席；但他因为正闻匕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
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
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
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
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
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Ma
Lin ），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
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
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
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
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
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
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
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
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
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
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
59／151
… Page 60…
《我的回忆》第一册
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
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
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
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任持
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
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
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
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
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
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
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乌林与李汉俊、
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
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夫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
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
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
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
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
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
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
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
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
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
共同制�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