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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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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的闭幕式在列宁格勒举行。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正兼任列宁格勒区俄共党部书
记，因此有意使远东各国代表与列宁格勒的民众发生一些接触。我们从莫斯科坐着用木材作
燃料的专车，花了一日一夜的时间，于二月二日才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即赴列宁格勒的
大剧院举行大会闭幕式。会场中挤满了约二千群众，首由季洛维夫发表闭幕演说，接着就是
列宁格勒的各机关代表纷致祝词；我们这些远东代表也相继发言，表示对大会成功的贺意，
和对首先发动革命的列宁格勒市民表示敬意，最后宣读了大会宣言。至此，大会就在如雷的
掌声中宣告闭幕。我们在列宁格勒只耽搁了几天，就原车回到莫斯科。我们也曾利用空余的
时间，在列宁格勒作了一些走马看花的访问。看来，列宁格勒的粮食问题比莫斯科还要严重，
市容也显得萧条，许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商店多数闭门谢客，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我
们参观了俄皇的冬宫，就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在地，也访向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斯摩罗大厦，
这是十月革命时俄共指挥暴动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则是列宁格勒苏维埃和俄共的总办事处。
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开始计划秘密回国。大会的文件不仅没有能译成中文，而且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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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携带，只好让它留在莫斯科的档案室里了。我们是分批起程回国的，几乎每天要送一些
同伴上车归去，我自己则在莫斯科卢克斯旅社住了一个短时间，为的是等候回国的适当时机。
这一段时间，我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要人们有过一些接触，知道了一些他们工作的情况。
当时俄共的工作人员似乎特别缺乏，许多工作都堆集在一些要人们身上，因此他们都忙得不
可开交，每次开会往往因等候一二要人的到场而耽误一两个钟头。有一次共产国际的主席团
在卢克斯旅社会议厅开会，我被邀去列席。到了原定开会的时间，德国资格最老的女党员蔡
特金和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家台尔曼、号称“匈牙利列宁”的柏拉昆、日本的片山潜等都陆续
到了，会议厅里坐满了人；而担任主席的季洛维夫迄未到来，因而不能开会，大家等得不耐
烦，议论纷纭，连那些老头子都说要对迟到的人加以必要的处罚。等了两个多钟头，季洛维
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俄国要人才挟着公事包匆匆赶来。大家也不再提起处罚迟到者的话，
赶紧言归正传的开会。在我看来，这样的会议使人在会前就已经感觉疲劳，等到正式开会，
自不免匆匆议事，草草了结。托洛斯基的照片是与列宁的照片到处平排挂着的，一般人说话
时也将这两位领袖并称。但我所遇到的俄国要人都对列宁特别推崇，对托洛斯基则只就他的
特长加以称许，如说托洛斯基有演说天才、赫赫功勋和英雄气概等。我虽几次遇见托洛斯基，
但没有机会与他详谈。有一天我见他在马路上停下车来与正在步行的片山潜拉手为礼，两人
就杂在包围的人群中畅谈，表现了他那种无所顾忌的平民化的精神。他没有参与远东劳苦人
民大会的会议，我却不只一次听过他的演说，并曾在一次群众会议主席上与他握手互道敬意。
他的演说确是娓娓动听的。当时俄国的风气，在要人们演说之后，听众还可以即席提出疑问。
有一次在托洛斯基演说之后，一个青年登台发言，说他现在还只十七岁，参加过三年红军，
在战争中受过五次枪伤，现在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无人照顾；因而他质问任军事委员会委
员长的托洛斯基，对他这一种人的问题，有何办法解决。托洛斯基立即对这位一青年恳切安
慰，但对于这种战后的严重问题，似乎也说不出通盘解决的办法。
斯大林当时担任苏俄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很少人提起他的名字。他虽是远东劳苦人
民大会的名誉主席，但没有在会场上露过面，我也与他无一面之缘。在开会间，他曾与日本
代表有过接触，据说还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发议论。据一位共产国际的要人说，斯大林
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神秘人物，素不参加国际活动，这次与日本代表畅谈，表示他心目中的远
东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是在日本。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
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
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
演说。这些长篇演说，除表现苏俄要人们那股宣传鼓动的劲头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获。和
我接触较多的沙发洛夫则是个学者型的人物。据威金斯基说，他是俄共党内出色的东方问题
专家，曾担任中亚细亚区党政全权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亚的施玛斯基。但他没有施玛
斯基那种官僚气味，很像一个性情古板的教师。他虽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但与我们这
些懂马克思主义不多的东方代表交谈起来，总表现出一些不耐烦的神情，有时还要出言讥讽。
那些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的
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他们不仅生活没有规律，对各项工作也缺乏起码的修养。但他们多数
为革命胜利而骄傲，充满了一种自信，以为革命既然胜利了，就不难克服革命后的一切困难。
也许这个新兴的政权就是靠这种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着，能够不顾一切的与饥荒及其他
数不清的困难进行奋斗。二月下句，我为避免人们的注意，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购买了一
张三等票，搭上直开赤塔的火车。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样，在莫斯科领得了九磅质料很坏的黑
面包和一些白搪与茶叶，作为我九天旅程的食粮。这份食粮使我每天都在饥饿中，使我因此
患了肠胃病。同时老在耽心万一火车不能在九天之内到达赤塔，将不免有“在陈绝粮”之厄
了。幸好，这时铁路交通状况已有改进，火车竟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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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驻着一小队红军的屋子里，等候乘车赴满洲里的适当机会。在这段
时间里，我和这些红军士兵们共同生活。这时在赤塔分配粮食的办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
每个士兵每天也只分得一磅面包（而不是两磅），不过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汤，每十天还可
以一尝肉味，这种生活已经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几天后，我便乘车去满洲里，毫无阻碍的通
过了中俄边境，转车回到上海，结束了我这四个月的访俄旅行。
第四章 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只是一个宣传性质的会议，它有失败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上面说过，中国代表目击俄国革命后的各种混乱状况，曾表示各种不同程度的不满。代
表们原都是向往于俄国革命的，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
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而且这些疑问都是俄国人所不能解释的，除了说他们
的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不能有其他的夸耀。
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
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
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
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
证。
俄国的新贵们虽对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颇大的希望，却又把张秋白当作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俄国的“老布”们看来，是一切罪恶的代名词。
代表中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在俄国“老布”们看来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言外颇有不信任的
意思。即以我来说，虽是中共的一个创始人，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
身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老布”中，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虽然也不少，但自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而“无
产阶级”这个名称和一般所谓“阶级”观念是相当神秘的。由这种神秘观念的演化便产生了
俄国共产党人的自傲，也形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许多隔阂。
我们这些中国代表基本上多是赞成武装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组织的健全和革命后的若干
措施，但总觉得俄国革命有类于法国革命，过于依赖暴力，与中国的革命传统有些不合。中
国历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于水火”，行“仁政”“布王道”等为标榜。中国革命者的观念
多在于革命后一反已往的暴政，与民更始，减粮免税，休养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
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是无止境的斗争，推翻了这一批人，又反对那一批人。一场
斗争和内战未了，那一斗争和内战又继续起来。这使我们很有反感，认为破坏范围既广且深，
无穷无尽，总不能算是好事。
这些问题盘踞在我的心中，一时无法解答。我虽保持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态度，也曾充当
过俄国革命的卫道者，但自觉说不出为它辩护的强有力的理由。回国以后，我从未发表过有
关这方面的讲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时其他代表回到国内以后，多对俄国情况不说
好话，甚至公然发表反对的言论。后来中国职工运动和革命势力发生若干分化，与这次会议
的中国代表对俄国实况发生不良印象这一点大有关系。
虽然如此，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也有它的重大收获。经过这次大会，远东各国的代表与共
产国际首脑们的广泛接触，使亚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干具体的内容。在一般苏俄人民和各
国共产党看来，共产国际在远东已展开了实际活动，这无异是一帖兴奋剂，尤其战后欧洲各
国共产运动叠遭挫折，一时不易有所作为，苏俄本国也陷于岌岌可危的孤立状态中；如果能
发动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起来反殖民主义，予各资本主义国家以打击，乃成为扭转共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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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形势的一个新希望。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远东各国的革命究竟发生了甚么影响，我不能一予以确切的说
明。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
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
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继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归
趋。不过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不一致，也还有一种盲目排外的顽固心理存在。即
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
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
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本身。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
避免对外。革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从辛亥革命到五
四运动也以对内为主。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
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
主义下手。这一点认识，连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宣称是大会的重要阐明。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
的要求。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我觉得在这个新
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这种
理论，我们初时也还弄不请楚；在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我们才真正赞成“全世界
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由此出发，多数代表都觉得应该承认共
产国际的领导。
“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中国各政治团体过去也常
有为某一活动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实行暂时联盟，但没有觉察到它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革
命任务上建立起一个长期性的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中国各政治团体的共同要求，
而且须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冀其有成。这个看法的确立，无异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说的这些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一形成具体的决议，有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各代
表也并非毫无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并非是全权性的，如张秋白即曾表示
他不能代表孙中山先生接受约束。虽然如此，这些成就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达到了中国。
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中央在一九
二二年六月十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七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
结果所拟具。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国共合作
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
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回国以后，对苏俄情况不满表示，使国民党人觉得苏联新政权与当时
国民党所领导的广州政府相较，也不过是鲁卫之政，但他对国共合作反帝国主义一点，也作
了适当的介绍，使孙先生和他的信徒们更加注意国共合作的问题。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
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
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
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甚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
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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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国共合作的开端
第一章 中共开始了实际政治活动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须向中共中央的同志们报告此行经过，
又和陈独秀先生作了多次长谈。
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
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
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
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
表同意。不过他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
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
马林在我到达上海之前约两个星期，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据陈独秀先生说，马林由
他的老友张继的介绍，偕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底①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会后马林颇
感满意。他由桂林回到广州，适值香港海员罢工，他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
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
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这次赶着回莫斯科去，似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与国民
党人士交往多年的陈独秀先生却觉得马林的看法过于乐观，讥讽他对东方与中国所知不多。
那时中共中央和它的党员们都没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时没
有听见过这种议论，马林离上海前也没有向陈先生提出过这种主张。当时我们所着重讨论的
是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和各派社会主义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我们准备推举德高
望重的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派，居于这一联合战线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够
有效而持久。我们估计马林在莫斯科所商谈的也无非如此，不会有甚么重大的变动，因此决
定不必等马林回来，就采取具体步骤开始进行。
我们首先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我们认为此时举行这个会正合
时宜，而且愈义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国各工会对香港海员罢工曾一致声援，因而使南北
各地工人间关系密切，彼此休戚相关之谊正在逐渐增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曾号召各地
工会支援这一罢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先行在工会运动中合作，以为初
步尝试，似乎较易办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建立各革命党派的民主联合战线，中
共必须首先获得代表工人发言的资格。
其次，我们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应同时在广州举行。青年团是中
共的另一支柱，团员人数也多于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领导机构。我们觉得
确立青年团的纲领，形成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以统一团员的意志与活动，此事刻不容缓，须
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完成。
复次，我们预定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上述两个大会举行之后，即继续举行，以
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至于会议地点，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
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磨擦之
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因此，中
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先生和我在广州指导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的进行，并考察广州的政治
情况，研究国共合作的可能发展，再行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
上述中共中央这些计划，是它准备大踏步前进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
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纲上展开活动。这在成立不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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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共说来，确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中共这个幼龄的小团体试图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脚步就那末快，急奔跃进，任务繁重，
斗争艰巨，那有不错误百出，阻碍与挫败俱来之理？
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芦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
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
动一致这类的东西。当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区全体党员会议报告莫斯科之行和国共合作建立联
合战线等问题时，虽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惊奇和疑难都表露出来了。当我遵照中央意旨在
同一的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报告时，曾说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主要议程在确定政
纲，此后同志们须加深了解政纲内容，一致遵行，并将进行思想训练和严紧纪律等等。那位
自命不凡的学者陈望道就因此愤而退席（后来还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个中共党员只要
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他的信仰去发表文章和进行工作就足够了，根本不必主张一致和思
想训练。沈雁冰和施存统也对陈望道的意见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次会议也就无结果而散。
我们中没有人设想共产主义会很快在中国实现，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几年准备时
间，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壮大自己，它所从事的革命就易于获致水到渠成的圆满结果。他们往
往要说：那种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或者说上几句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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