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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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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等自由等等。二、经济斗争方面。维护青年工人利益，改善童工女工生活，十八岁以下
的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六小时，工资平等，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争取每周连续休
假三十六小时，废除学徒制，禁止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担任繁重而有危险性的工作，女工产
前产后应给假二月，工资照给，改良工厂卫生设备等等。三、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在各地设
立青年工人俱乐部，举办讲演会，出版通俗的青年刊物宣传共产主义，在青年农民和一般失
学青年中进行补习教育和政治教育等等。
团章的要点是：（一）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年，接受团纲团章，并愿为团服务
者，得按规定手续加入青年团为团员；（二）基层组织为小组，设书记一人负责，各地区组
织设地区委员会，全国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三）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书记处、经济部、宣
传部等；（四）确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五）规定团员
须遵守纪律，无故不出席小组会或三月不缴纳团费者，即受除名处分等等。
这次大会并选举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被选为中央书记。后来新选出的中央委
员回到上海，便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构。同时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也有了明
确的决定。青年团正式承认受中共的领导，中共中央派代表一人参加青年团中央的会议，随
时予以政策上的指导。青年团中央亦经常派代表一人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陈述青年团方面
的意见。青年团各地区委员会亦以同样方式接受中共同级地区委员会的指导。
当时一般同志多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仍应是一个较广泛的青年组织，所以应当仍用“社
会主义青年团”的原有名称。到了一九二五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因共产
主义教育已有相当成绩，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经过这次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有了确定的政治主张，并规划
了注重青年工作的特定工作范围。此后，它在青年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今日注重学习的作风，也就是由那时青年团开其端。但青年团与中共的工作往往纠缠在
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也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因而青年团总不免有些与中共发生互相竞
争的第二党的倾向。这样，保持青年团独立性和反对第二党倾向两个对立的意见，就成为以
后青年团会议的讨论焦点。
陈独秀先生经常参加了这次青年团的大会，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我在离开广
州以前，我们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
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他在青年团大会结束后，曾应陈炯明之邀，偕同陈公博等前往惠州
与之晤谈。陈先生此举的用意似乎是企图从旁劝说孙、陈之间避免火并。但这种活动为时已
晚了。他觉得事不可为，很快的率同其他青年团的代表返回上海。
① 据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上海《申报》载．三月四日罢工工人两千余人准备步行回广州，行至九龙附
近沙田时，遭英军开枪限击，死工人三人，伤八人。
② 一九一六年我在上海与国民党人士交往时，即与林伯渠相识。也是湖南的一位国民党要人，为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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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先生的嫡系。他的胞兄林修梅曾任谭延辏Р渴Τぃ救嗽蚝吞费雨＇竞争湖南地盘的程潜相友善。这次
我们会面，他虽已加入中共，但支持孙先生的热诚，往往超过一般纯正的国民党员。
③ 关于主席团人选问题，据邓中夏说：“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
单之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就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
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
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
英伯”（见邓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六九—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中
共原拟定的主席团人选，其中黄、林、谢三人系国民党籍，邓、谭则系中共党员，谢英伯遭受反对后，这
一争论就以不了了之的办法搁置下来了，实际上就由谭平山一人执行主席的任务。
第三章 从联合战线到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先生和我于五月中旬分途回到上海，即面临着北方政局的变化。奉系势力被驱逐
到山海关外，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权。
这个时期，中国的形势的确有些使人乐观的征象。华盛顿会议主要虽是解决英、美、日
等列强在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及限制军备；但其决议案也规定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协议改
善关税制度暨治外法权等。当时一般人多抱乐观，认为华盛顿会议开辟了减轻外力侵凌的途
径。奉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日本在华势力受到实际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是反日爱国的军人
吴佩孚等。他们觉得循此发展，可以扭转第一次欧战以来日本灭亡中国的趋势。
因此，北京的一般名流学者如胡适等对吴佩孚寄予厚望，希望由此励精图治。他们在《努
力》周报上发表了“好人政府”的主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
个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公开，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
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措施。
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变化表面化了。六月二日徐世昌通电下野，黎元洪主张以废督
裁兵为其复职的条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传，获得一般舆论的支持。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
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发
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
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当中
共中央讨论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华盛顿会议决不能开辟一条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道路；外
力始终是在阻碍中国的进步；日本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代之而起的仍是列强共同宰治中国的
局面；废督裁兵是不能的，军阀战争和军阀统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
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上海的一般同志对好人政府一致讥讽，
这也许是上海的环境使人易于看出北京的黑暗面。当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上海全体同志会议
讨论时，到会者多采取激进的态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必顾虑到与蔡
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并推陈独秀先生起草。
当时中共还没有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习惯，陈先生在会议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拟的这项文件完
成之后，欢迎所有同志不客气的修改，使之成为一个集体作品。
陈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它指出了国民
党过去因妥协倾向而失败的种种经过，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并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
提出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文件是富于中国情调的。
这个被题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的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建立革命联合战
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
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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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
争。”
这个文件于六月十日通过之后，我即于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
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
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
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当李先生与他的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在一个会议上会面的时候，将我交给他的印
刷品分送给这些朋友们。当时即有人说到仲甫（陈独秀的号）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
调；但有些人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仲甫的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
李先生将上述这类反应欣慰地告诉了我，并说他曾向他们指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
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
谅解。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
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体党员的会议上，我报告中央慎重发布这一对时局主张的意义，到会者都表示
拥护。一般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别左倾，他们对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认为中共中
央的态度还是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革命的，中共应自为主体，放
手大干。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场，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
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同时这次会议也决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较自由的空气，要求劳动
立法，废除治安警察法，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具体办法。后来，
北方同志们的这些活动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
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恰好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国驱逐回国。他们两夫妇受了欧洲共产主
义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而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曾受到法国政府的压迫，又与主持
当时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生过争吵，因而满怀愤恨，准备回国来大干特干一
番。刘少奇、袁达时、陈为人等留俄学生也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们受过共产国际
的相当锻炼，都准备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
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
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
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
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
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总以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气，那知回国一看，事实上
却是相当松懈。他们对于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一点最感苦恼；开始强调我所主张过的
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他们觉得我所主持的工人运动比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
尤其是政治活动，要向工人运动看齐。
陈独秀先生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
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
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
期赶到①，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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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
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个人。陈独秀、李
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
包慧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
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中共中央的报告。陈独秀先生报告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所发表的政治主
张；我报告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施存统
报告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的决定。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
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
议案等。我们鉴于上海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受麻烦。大
会旋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我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侠起草完毕后，再召开大会讨论
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
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
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大会停顿了
约一个星期，又再度举行，通过了我们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大会仍
认为只要三个委员就够了。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
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
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
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
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
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
合战线。
这个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
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
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
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
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
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时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
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六月十六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的事件。陈独秀先生当即在上海
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
并一致声讨。
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
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
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便向国民党方面作进一步的表示，请孙中山先生出
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并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
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的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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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
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
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
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
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
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但这也
使陈独秀先生感觉苦恼。他有一种家长观念，现在这个共产家庭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
使他伤感。而且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
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
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
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
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在一次我们与马林的会议上，他说明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
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
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无人赞成他的主张。
不待说，马林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贯彻他的主张。所谓党内小组织问题，恰恰给了他一
个机会，使他那另行召集一次中央特别会议的主张得以实现。
原来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
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
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大会闭幕以后，这个小组仍照常举行会议，
以讨论劳工问题为主，但因政治是到会者最感兴趣的问题，自也不免涉及。
当我们与马林争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尚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在谈论
这一问题；因事来看我的张太雷这次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会。在商谈一些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工作之后，刘少奇、袁达时等提到党内讨论政治问题太少，党员不免涣散隔膜，要求仍照
大会开会时的情形，每次都讨论一些政治何题。接着就有些同志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
民党的主张。这使张太雷听了颇为不快。而那些从俄、法回国的同志们，也有点不满张太雷
追随马林主张的意向，似不免特别加重反对的语气，含有故意向他示威的意思。
张太雷旋即将我们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了陈独秀先生，并向陈先生指出：共产党加
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中，为何一般同志都知道了？中央尚未决
定的政策，即在小组会上讨论，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小组织的
倾向。陈独秀先生听了张太雷的报告，一时颇为生气。
但当我为这件事去见陈先生的时候，陈独秀先生没有等我说明，就表示这并无不合之处，
值不得再提。他还笑着说，他自己就曾向参加我们的小组的某几个同志，谈论过加入国民党
要打手模、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中共党员如果加入国民党，也要履行这种手续，如何能与
联合战线的策略，混为一谈。因此，他认为并不是我泄漏机乞动员同志们反对马林，也许是
他们听了他这种议论，知道了这事，因关心而自动谈论起来。他说当张太雷向他提到这个问
题时，一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表示将再向张太雷解释，以免发生是非。
马林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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