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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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一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表示将再向张太雷解释，以免发生是非。　

　　　　马林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借题发挥。他约我单独晤谈，并慎重其事的表示，在这一次代　
表大会以后，我曾竭力劝他尊重陈独秀先生，现在证明是完全对的，因而他很感激。但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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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作为却有意无意地有些反陈独秀的倾向，所以他也同样的劝告我。我否认他这种看法。　
他说到党内因确定政治立场，针对陈公博这类人在作斗争，此外，中共党员中在工作上也有　
积极与否之分，无形中我被视为积极工作分子的代表，而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却不是的。这件　
事终于引起了意见纷歧的感觉，陈先生虽然收回了他原来对张太雷所说的话，但当张太雷一　
提起党内小组织问题时，他就动了感情，这点可为意见纷歧的明证。他表示他并非因参加小　
组的同志反对加入国民党，而有所疑虑；但希望我不再反对举行另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因为　
他认为这对党的对外政策的决定和消除内部意见，都是有必要的。　

　　　　李大钊先生也正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人认为他和马林都没有参加第　
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现在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共中央便　
决定在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妥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　
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和我共七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讨论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　
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　
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　
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　
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　
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　
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　
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　
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　
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　
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　
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　
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　
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　
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　
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　
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　
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　
际重新予以考虑。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　
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　
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　
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　
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　
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　
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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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　
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　
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　
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　
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　
于行通的办法。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　
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　
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　
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　
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　
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　

　　　　接着，马林从袋中取出一份关于小组织问题的决议文，宣告党内现在并无小组织之存在，　
但有过这种倾向，这虽出自爱党的善意，也是不应有的，将来更不应有。这份决议文的突然　
提出，使会场的气氛突然为之严重。大家沉默了一会，陈独秀先生表现出惊异与馗尬的神情，　
显然他在事前并未看到这个文件，也没有想到马林竟撇开他而直接提出。蔡和森表示，根本　
无此决议的必要。他指出党内合法的小组会议讨论党内当前的政治问题，即使对中央尚未决　
定的政策表示了一些反对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小组织的倾向，如果这样认定的话将是压抑党　
内民主讨论的自由。和我们同持反对意见的高尚德，此时更愤而指斥马林是施展压抑反对意　
见的手腕。　

　　　　这就使马林沉不住气，转而向我施其压力。他声色俱厉的表示：从蔡、高两同志的发言　
看来，证明党内一些年轻初参加中央工作的同志，确有一种左倾反对派的倾向；这是要由我　
负责的，至少我没有帮着纠正这种倾向。他希望我让这个决议顺利通过，但以后可不再提起　
这件事。我强行压抑内心的愤怒，起而声明，我反对党内有任何小组织的倾向，认为并无这　
种倾向存在，因而不赞成有这个决议。我开始指斥马林的发言是无礼而且荒谬的。　

　　　　李大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便劝阻我继续说下去。他颂扬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换意见，　
达成了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协议，彼此忍让的和谐精神十分可贵；他说不妨让这个决议存在，　
以作为将来的殷鉴。他声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　
任的心理等等。陈独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组织的倾向，但认为这个抽象的决议既已　
提出来了，就让它摆在那里好了。结果，由于当时中共内部不愿争执的气氛，和中国人爱尊　
重对方面子的固有涵养，这决议并没有依照我的主张予以否决；而以“摆在那里”的含混语　
而获得存案。马林似鉴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　
再多说了。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　
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借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　
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彼此心中都　
有些不痛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　

　　　　马林施展了全身解数，才使他的主张获得勉强通过；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我们　
以后虽仍照旧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我的谈吐似已加上一层戒备。在我这方面，的确　
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仲裁中共内部的一切，因而贸然提出这个　
小组织的决议；结果，并不能如他所预期的获得支持，反给人以挑拨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　
使我失去将他当作老前辈的敬意。我从此认为他在不择手段地打击我这个反对者，而且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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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并且凭借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决　
议，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报告，来中伤他的反对者。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　
伏线。　

　　　　这点，当时陈独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触，因而他在所谓小组织问题讨论结束以后，立即起　
而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关系；选派我为中央代　
表，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传达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以期获得兰致的支持，并指导各　
地党务和职工运动的进行。他并且表示，这是对我的完全信赖。所有的到会者都赞成他的提　
议，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次的争执可用这个办法获得一些弥补。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先生和国民　
党正也有此需要，才使这一政策很快的见诸实行。　

　　　　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的演变中。始终是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欧　
战后，他曾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　
遭受到列强当局的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同时，孙先　
生反秘密派遣张秋白为出席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代表。　

　　　　尤其在内政问题上，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　
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　
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马林赴桂林与他晤谈时，他们之间很快的找着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　
系问题上，增进了孙先生对于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为党员的谅解。　

　　　　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　
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　
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　

　　　　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　
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甚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　
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　
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　
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　
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　
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　
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　
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　
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后　
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　
确定罢了。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　
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　
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　
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四一十九人联名通电请　
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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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　
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　
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十三日到达上海，这正　
是西湖会议后五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　
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　
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　
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去执行任务。我们在西湖会议　
上对加入国民党一点，虽有过严重的争执；但一经决定，就一致严格执行。我向北京、武汉、　
长沙这三个重要的中共地委会所召集的会议中，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西脚会议的谅　
解；所有曾经有过争执之点，都避而不谈。因而很顺利的得到各地同志对于中央决定的支持；　
并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开始建立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关系。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陈独秀先生即告知他们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并说他们曾告诉孙先　
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本应一同办理入党手续，现因事他往，只好将来再行补办。　
孙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会欢迎我加入国民党。　

　　　　因为张继担任我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的角色，陈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们向张继　
说明来意之后，他表示孙先生欢迎我入党，他要去向孙先生报告，请他约定二个时间，亲自　
主盟。我旋即向他们说到，共产党员第一次入党，由孙先生亲自主盟是很好的。现在我来补　
行这个手续，就可以由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主盟，由陈先生作介绍人。如有事商谈，改天　
我当专程去拜会孙先生。陈先生赞成我这种说法，张继谦虚了一阵之后，也就很高兴地照做　
了。于是在张继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我举起右手宣读的入党词，已不是　
甚么服从孙中山先生，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读之后，是我们共同签名，而不　
是打手模了。　

　　　　张继先生当时笑容满面，说要将我这张入党书立即交给孙先生，又畅谈了一些有关中国　
革命和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国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等问题。他尤其兴奋的是所有中共负责　
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这位先生后来虽　
变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却象征了国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①　李大钊当我到北京面邀时，曾允如期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毛泽东据他自己在自传中（第三十　

三页，史诺笔录，方霖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说，是因为忘记了开会地址，致未　

出席。至于广州代表则因陈炯明事变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来。　　　

　　　　第四章　孙中山与越飞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这一事实，使这两党人士意识到革命运动的一个新动向。联俄使中国　
革命能得到苏俄的支持，更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健问题。但孙中山先生似并不以为国民党改　
组和少数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会很快的带来甚么奇迹；他主要是在图谋恢复他在广东的　
地盘，设想到将来如得到苏俄的实际支持，或许不会如过去的动辄遭受挫折。可以说，国共　
合作解决了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矛盾。孙中山先生经过越飞与苏俄建立关系，又大大促　
进了国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三个新动向同　
时并进的酝酿发展时期。　

　　　　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任为驻北京的外交代表，于一九二　
二年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我在西湖会议后，衔着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两天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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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林回国以后，驻北京的苏俄代表团留有一个代办，常与李大钊先生保持接触。当时，苏　
俄的外交代表似不愿与闻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事；因此，这个代办与李大钊先生的来往表面上　
属于社交性质。这个代办曾与我有一面之识，他急于办交代，因李大钊先生已赴沪，故为我　
安排好与越飞会面的时间。　

　　　　在越飞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约到苏俄代表团办公处与他会晤，由那位代办翻译。　
初来的越飞对中国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据一张向未读熟的中国要人名单，接二连三的　
问我，是否认识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和部长等要人。我的回　
答不是“不认识”就是“没有往来”。后来我就老实不客气的向他说：“对不起，我这个青年，　
不认识这些大人先生。”　

　　　　越飞当然很重视他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因此，他的问题都侧重于这方面，他似　
不愿谈到中共和国民党方面的事，也不将我当作一个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视作一般名流，这　
就显得有点外交家的做作，同时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点青年人的傲慢态度，　
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视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我心目中总以为苏俄支持中　
国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个任翻译的代办，觉察到了这种情况，便用俄语向越飞解释，似　
乎是为我重新介绍，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见解等等。　

　　　　于是越飞转而问我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他刚才所提出这一连串的人名，实在　
值不得重视，我深以没有与这些腐败而落伍的军阀政客来往而自傲。至于平凡而正常的中国　
人，我倒认识不少。那些军阀政客们不久将为人民所唾弃而趋于灭亡，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　
广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着问我，谁能领导中国的革命。我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势力。他又　
问到孙中山正被迫离开广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我肯定的向他指出，　
不久的将来，孙先生一定要重回广东的。而且说孙中山先生是能统一中国，使中国走向正轨　
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虽不能确说北洋军阀一定很快就会垮台，但越飞对于我这个远景的看法，似甚感兴趣，　
因而很高兴的问：“你以为我这个苏俄政府派驻北京的外交使节，会有机会与孙中山先生接　
触吗？”我直截了当的答覆他：“你不仅可以有这个机会，而且还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如　
错过这个机会，对于一个革命的苏俄使者，是大大的遗憾。”他很有礼貌的向我道谢。　

　　　　我和越飞这段谈话中，接触到了苏俄政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且已触到问题的中心。　
苏俄的外交政策具有两重性；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