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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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　
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　
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想，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　
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　
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　
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　
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　
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屋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　
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魔往往随着那些幻想的形象而来。这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　
个人没有师友的切磋、图书的参阅、孤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的痛苦。无法接触广大　
社会，个人的思想不免会乱杂无章，抛不开感情冲动，免不了顾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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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我在狱中的界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　
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　
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　
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　
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　
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　
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　
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　
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　
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　
更深的了解。时“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　
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　
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　
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　
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奋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　
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　
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　
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　
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　
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　
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回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　
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　
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还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　
方案。如是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　
行方案和未来发展等等，为甚么不和同志们多作研究，多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联合战线是惟一　
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折服马林，他在西湖会议时所持的坚强　
理由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左倾空谈，首先因孙中山先生不会赞成；任何无视孙先生意向，　
而主张联合战线的议论，都没有效用。我悔恨自己为甚么在西湖会议后也觉得少数中共负责　
人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形成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没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　
会发展为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去的政策，这是何等胡涂？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机会，　
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在张继家举行加入国民党仪式的时候，径行去会晤孙中山先生，　
向他提出改变那种“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下来”的想法，转而容纳多党存在，与　
中共和各派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说不定也可能获得接纳。这等于使他那间“独资经营”　
的“革命公司”，因时移势易，改为“合资独营”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东、董事　
长兼总经趣，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事的影响该是多大？但　
现在只是事后的先见之明，失去的机会是抓不回来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间中共第三次代　
表大会时，经过马林长时间的活动，孙越宣言，国民党已决定改组容共，第三国际的四月决　
议等等，已经是很迟了。但那时我仍可设法否决马林主张并径行向孙先生进言，很可能仍可　
挽救。可是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只好表示一点意见之后就扬长　
而去。　

　　　　这样长时间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检讨，使我觉得自己的为人需要减少一些少年勇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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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点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但认为有多种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　
面发展，即是国共不要闹得不能开交。事已至此，只有在党内合作的既成事实下奋相忍为国，　
或采友善态度趁早改为党外合作。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了，国共也应避免彼此敌对，相打相杀。　
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狱后的言行中去。与我同时出狱的范体仁以及和我争论过的赵世炎等　
同志，都曾说我变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讥讽我经不起监狱的磨折。我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说　
法，有一次还向赵世炎等说到亲身经历过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因反对全面加入国民党，几　
乎被开除中共党籍，在监狱中有机会细细回味这些往事，因而变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这　
也许不是退步了、右倾了，而是进步了、减少错误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战争的风声日渐紧迫，监狱的戒备也随着严密起来。关于苏浙战争，　
孙段张合作对直、直奉第二次大战已大规模爆发等一鳞半爪的消息，也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　
我热切盼望直系政权的垮台，那大概会增加我冲出这座监狱的机会。但我也不能露出声色，　
以免惹祸，因而还是和平常一样过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个狱卒暗中告诉我，冯玉祥的军队忽然开回北京，连总统府都包围起　
来了。接着，我的房门被锁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动。狱卒们都慌张起来，严禁犯人　
们接触交谈。荷枪实弹的看守兵在监狱外面来回巡逻。二十四日，一个狱卒告诉我，王怀庆　
倒了，冯玉祥派了刘xx　接任警备总司令。这些事使我判断我真有出狱的机会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左右，我这个不明情况的人，心中还在作多种可能的推测。忽然一个　
狱卒将我的房们打开，引着我一直走到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堂。这个大堂中站满了大小官吏，　
原来是冯玉祥所新任的警备总司令刚举行过接任仪式。那位新总司令离开他的座位，站在台　
子旁边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体仁也被带到那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里想着冯玉　
祥竟能这样好的对待我们、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极力约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　
事发生。　

　　　　那位新总司令提高声音问我：“你犯了甚么罪？”我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犯罪，审判人　
硬说我犯了内乱未遂罪，我是不承认的。”接着他又问：“他们打你没有？虐待你没有？”我　
回答说：“我个人总算没有挨过打。”于是，他宣布：“无罪释放”，并说我是受了委屈，好好　
出去休养。接着他以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太太和范体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没有犯罪，但　
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范体仁回答的是：他犯了爱国罪，他要控诉他因此所受过的虐待。　
那个军人对他们同样宣告无罪释放，并含笑安慰他们。　

　　　　我们这些政治犯走出监狱以后，同志们和朋友们曾多方慰问我们，这不必细说。范体仁　
并曾埋怨我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人权的控诉？我安慰他说：“政局的变化是　
五花父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　
的发展罢！”　

　　　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有人以炸弹伪装礼品送到顾维钧家。顾宅仆人启视，爆炸，伤顾仆三人，　

此事与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执行部及中共均无关系。　　　

　　　②　北京京报名记者邵职萍第一次入狱被释放时曾将在狱中所捉的一瓶臭虫，面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　

监狱，曾轰动一时。　　　

　　　　　　　　　　　　　　　　　　　　　　第八篇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　　

　　　　第一章　党内对孙北上的争执　

　　　　我出狱以后，全部的局势似乎都变了。首先是中共内部的反国民党倾向的增涨，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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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现出来。中共北京区委会认为孙的北上，无异与北方军阀妥协，因而产　
生了北京的国共两派分裂的危机。　

　　　　这时，中共北京区委会书记是赵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逐渐实施委派下　
级党部负责人的办法；赵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来的。他很年轻，在五四时系北京高师附　
中学生会的代表，当时我们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学毕业后，即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共。　
我入狱后，他才回国；即受任中共北京区的领导职务，自然是缺乏声望和经验的。但因他读　
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能说能写，热诚负责，获得北京一般同志的敬佩；同时，李大钊先　
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在直系当权的后期（即我入狱后）度着地下的生活，不能公开活动；　
于是，赵世炎就一时成了北京中共党务的重心。　

　　　　我出狱后，赵世炎热诚的招待我暂住在他家里，因此，我们有过约两星期朝夕相聚的机　
会。他曾给予我极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在法国留学四年，有了极大的收获，但我也很快的发　
觉他在政治上的看法与我分歧颇大。　

　　　　赵世炎认为孙段张的三角联盟，是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无异是抛弃了国共合　
作的革命政策，转而与军阀实力派图谋妥协。他也表示过，中共的政策并不是支持国民党左　
派，反对国民党右派；而是反对国民党整个的现行政策。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可以代表北　
京多数同志的意见，而且有其发生的根源。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我在本书第六篇第四章说过—汪精卫、张继与陈独秀间曾为中共　
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举行谈判。那次谈判不仅没有获得协调，且使相互间的关系多了一层　
阴霾。在那次谈判中，陈独秀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取消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团组织。国民党　
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共产党　
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国民党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接纳。一九二四年八月所举行的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　
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党团问题表面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　
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一般国民党员为党团问题或多或少的视中共党员为异己；而中共党员　
则认为国民党人之挑起党团问题，是企图取消中共的存在。双方情感由是诸多隔阂。在我出　
狱以后，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充分体察到对立暗潮正在扩大。　

　　　　孙段张三角联盟问题乃成为两党分歧的爆发点。在反直战争的过程中，这种分歧表面化　
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发了直系齐燮元、孙传芳与段系卢永祥间的苏浙战争。九月十五　
日奉系张作霖向山海关进兵，第二次奉直战争由此开端。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出发韶关，　
率师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支持浙卢和奉张，以围攻直系的曹吴。后来，虽因广州的商团事　
变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各地的国民党员却为这件事所震动。　

　　　　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反直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和一般热衷于权势的人物，对于孙段　
张三角联盟存有极奢的幻想。他们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军阀，而应该只反对直系的　
曹吴；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应该反对支持直系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的主题，　
在于实现孙段张的三角联盟，而不再是国共合作。中共则仍认为反对一切军阀和反对一切帝　
国主义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　
的，但与亲日卖国、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则万万不可。　

　　　　两党党员因这个分歧而发生的一些争执，我出狱后同志们曾向我谈过；不过现在我都记　
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亲身参加这次争执的朋友，在我于一九四九年后流亡到香港时才　
告诉我的。据他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苏浙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曾在上海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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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总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由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长叶楚伧任主席，　
并由五四运动时曾任上海学生代表的何世祯报告开会意义。他说明：国民党应联合比较进步　
的军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动的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其直系势力。　
他说完后，即有一位青年共产党员郭寿华起立发言，表示反对。他的发言要点是：“军阀中　
没有所谓进步的，国民党应打倒一切军阀”郭寿华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中即有人申斥他　
是曹吴的奸细；接着就在一片喊打声中，将他打伤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赵世炎等同志当时即根据这些情况向我指出：国民党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联俄容共，　
实际上与军阀妥协。孙段张三角联盟反直已经胜利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分赃，国民党分得一　
份可观的赃物，便要牺牲联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难道中共也要随着国民党，与　
段祺瑞、张作霖流靡一气吗？　

　　　　冯玉祥倒戈，暂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他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原隶　
直系、与国民党有些关系的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冯玉样确曾做了一　
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将满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并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这位基督　
将军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谦等，与北京的国民党人以及苏俄驻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　
联络。但是东交民巷外交团不承认他所支持的黄邪内阁叭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个较稳定的　
政府。而且张作霖的优势兵力到达天津后，着着向冯进迫，在天津和津浦线上，将他所收编　
的部队解除了武装，张作霖还伙同段祺瑞向冯多方作政治上的进迫。冯玉祥当时曾表示他所　
受到的压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御，因而采取疏远国民党人的姿态，同时更怕被人指有　
赤化嫌疑，政治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赵世炎等目睹这些情况，认为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　
表现看来，他并不是进步军人，只是投机的军阀。当时冯玉样主张以委员制来执掌国政，拟　
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加上几位名流共组委员会。他请孙先生北上的用意，　
就是希望孙先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赵世炎等因此主张孙中山应谢绝北上，并拒绝参加这个委　
员会，不可与军阀妥协。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并于十三日离粤。赵世炎等认为孙的宣言所主　
张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产生实效；这宣言只不过是遮羞布，实　
质是右派拖着孙中山先生与北方军阀寻求妥协，因而中共只有反对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在北　
京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危机的由来。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近百个民众团体，　
高举着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另一些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员，也抓住了数目相近的民　
众团体，欢迎孙中山北土。双方相持，各不让步，情势严重。　

　　　　我对中共北京区委会这种作法一直表示反对，自十月廿五出狱后，即多次劝说不可夸大　
国民党对军阀的妥协倾向，不应对孙中山失望。但赵世炎等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我的反　
对，是因为我在狱中料押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阂。他们说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时　
中共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秘书的　
毛泽东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遭受多　
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　
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　
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性。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　
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　
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　
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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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　
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尤其不愿牺　
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国民党的倾向。同志们　
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　
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　
中央只有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　
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国民党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　
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　
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　
具有投机性，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　
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　
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　
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