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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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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相周旋。鲍罗庭对于这件工作更是起劲，他获得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协助，曾到张家口
与冯玉祥作过一次颇著成效的长谈。
在二月间的一次政治会议席上，鲍乡庭提出了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报告，指出冯玉祥愿与
国民党合作．但冯的处境不利。张作霖的大军在压迫他，徘徊于湖北境的吴佩孚及其残余势
力在仇视他，段祺瑞又帮助张作霖来牵制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态度。他要求于右任去接替他
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对外发言，较为便利；他则在暗中予以支持。鲍罗庭认为冯的这种
意见值得考虑，
可是于右任认为冯玉祥的话缺乏诚意，他不愿去做这个空头总司令；他并且说即使勉强
去做，也将一事无成，个人反会因而受罪。在座的人虽多对于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
张他不妨一试，如能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共同事业，即使个人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这件事与于右任商谈过。我指出依照于先生的声望以及与国民第二军的深厚关
系，不见得绝对不可为，不妨先到张家口去与冯谈谈。于先生仍是坚决拒绝。他表示冯玉祥
绝不会真将军队交人指挥，即国民第二军也情形复杂，并非他这个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
果挂着总司令的空名，这个要求军饷军械，那个要求地盘，将穷于应付。如果有几分可为的
话，他将不辞劳怨。他并说那时要邀我同去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件事就因为于右任的反对搁置下来了：国民党要人中也没有人去实际参加国民军的工
作。但国民军将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密切起来了，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没有受到段政府
的武力压迫，这与国民军的态度大有关系；因为当时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是属于冯玉祥系统的，
这些接触，成了后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伏线。
最后我们讨论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应该有些甚么安排。孙先生的病势到了二月下
旬，几乎人人都觉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脑海中都在思索着，都在忱虑着国民党今后的去向；
于是，孙先生的遗嘱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课题了。
我们的政治会议没有正式讨论到遗嘱的内容问题，到会者多只是旁敲侧击的表示一些意
见。有的人觉得孙先生应当有一个详细的遗嘱，将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和组织原则都指示出来。
有的人又觉得遗嘱最好简单一点，不要作细目的指示。有的人说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
就再不会有总理了，无论党务、政治，都应采取委员制。有的人说到孙先生在广州政府的领
导职务应由那些人继承，也要决之于孙先生最后之一言。但这些意见，在政治会议上都未进
行充分讨论。
大家对遗嘱的问题表现了很大的焦虑，多数人都说应当尽早准备。但汪精卫每每解释说，
一提起遗瞩问题，孙夫人便非常伤心，认为这会使孙先生感到难过，要求暂缓向孙先生提及。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会议虽曾设想过许多方式，企图要求孙先生留下几句遗言，但都为了
顾虑孙夫人的心情，没有实行。
三月初，在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会议的席上，到会者对于遗嘱问题更感觉迫不及待了。
我们讨论结果，决定委托汪精卫办理这件事；要他相机将孙先生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者
准备一个简单的稿子，经孙先生认可后，请他签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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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当国民党人士从各地赶到北京来，与孙先生作弥留前的诀别时，
我却于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离开北京。我是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险，遵从同志们的公意，
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郑州铁路工会内获得了孙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大为悲
痛，深以不能为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进执纬为憾。我立即在当地召开了一个铁路工人大会，
为孙先生志哀，在会上痛陈我对于这一种伟大人物的追思。同时我也在那里想着国民党失去
了孙先生以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
几天后，我回到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李大钊先生的来函中，知道了孙先生著名的遗
嘱是由汪精卫起草、经孙先生同意签字。他致苏俄的函件则系由鲍罗庭与宋庆龄、汪精卫等
商拟，同样经孙先生签名。至于孙先生的继承问题则未有任何的决定。
正当国民党领袖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时候，广州的军事胜利却发生了镇定剂的作
用。盘据广东东江的陈炯明的军事势力，原是广州政府的最大威胁；陈炯明利用孙先生离开
广州，在北京卧病的时机，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他的军队于一九二五年初，进占了广州附
近的东莞、石龙等地。坐镇广州的胡汉民代帅动员了国民党所有的军事力量，实行反击。那
时，蒋介石以黄埔学生为基干所组织的党军，为数虽不过是两个团，但在这次战役中，初显
身手，就表现了卓越的战斗力。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由许崇智统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指挥的党军所组成的右翼军，攻克
东莞；十五日再克淡水。这使在北京卧病的孙先生和我们政治会议的同寅们都为之兴奋。战
事胜利发展下去，到三月十三日（即孙先生逝世的翌日），在棉湖地区，黄埔党军又获得了
这次战役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东征”；它标志着孙先生改组国民党政策的
初步成功；它稳定了国民党在广东的基础；也安抚了国民党负痛失领袖的彷徨心情。而黄埔
力量的兴起，也以此为其关键。
① 李剑农也说：“吴孜恒（即吴稚晖）受浙卢之托，求孙先生容纳陈炯明。”（见李著：《最近三十年中
国政治史》，第五八三页—上海太平洋书店，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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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的回忆》第二册
著者：张国焘
东方出版社
目录：
第九篇 工运与反帝
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
第二章职工运动的复苏
第三章 在“五卅”运动中
第十篇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
第一章 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第二章 革命阵容的分化
第三章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一篇三月二十日前后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第二章“三二○”事变以后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第十二篇 武汉政府时期
第一章 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
第二章 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第三章 清党与宁汉对立
第四章 农民运动
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第六章 分裂
第十三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第一章 南昌暴动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第十四篇 在莫斯科
第一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第三章 斯大林与立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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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第十五篇 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
第一章 白区党的团结工作
第二章 移向苏维埃区域
第九篇 工运与反帝
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似随着孙先生的逝世而消沉了，但国民革命运动却因时势的进展而
日趋蓬勃。它循着两个主要方向发展：一个是职工运动的复苏，逐渐表现了反帝国主义的色
彩，蔚成为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另一个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北伐胜利的基础。
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走出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成为一个群
众性的政党。
一九二四年十月间，曹锟、吴佩孚政权瓦解，职工运动随着复苏起来；尤其是在直隶、
河南等省，国民军势力范围内，工会恢复公开活动。在其他地区，也因统治势力的混乱，工
会活动乘机复活。
我在出狱后，虽花了不少时间去协调有关孙先生北上的事，但我的主要任务，仍是领导
铁路工会。我们利用时机，力争工会的合法权利，迅速恢复工会的组织与活动，颇具成绩。
同时，并严防在组织力量未充实之前，受到各种可能的压迫。我们采取若干预防的步骤，如
工会虽有开会会所，但另设秘密办公处所等。
为了应付这个复杂局势，我不能抽身去出席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
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我获得中央通知，我已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
员会。中共中央根据这个决定，要我从速辞去在北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到上海去就任新职。
我覆信表示，因孙先生病重，我不便立即离开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同时我又在筹备第
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难于立时南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共到代表四十五人，代
表十二条铁路的工会。大会议决案有：争取工会集会、言论、罢工等自由，参加国民革命，
参加国民会议，恢复和改进各工会，力争工人的经济利益等十项。这次会议象征着铁路工会
运动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经过两年的蛰伏，又再行抬头了。
大会在“二七”开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会致词的时候，全场代表对我热烈欢呼，
他们并对我蒙难入狱表示敬意。选举时，我提出我因须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辞去总
干事的职务；到会者知道无法挽留，改选我为铁路总工会委员，并给我以铁路总工会名誉会
长的荣衔；这事使我非常感动。至于总干事的职务，则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张昆弟同志继任。
我所作的工会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视。在段祺瑞的爪牙们的眼中，我是鼓动工人捣
乱的主要人物，又是国民党的要角，曾领导过民众团体，欢迎孙的北上；又组织国民会议促
成会与善后会议对抗（其实我为了避免军阀们的嫉视，没有参加促成会的会议；但颟顸的段
祺瑞却写在我的帐上）；所以他们企图再拘捕我，给革命力量一个打击。
朋友们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朋友们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说，
段政府企图逮捕几个国民党人，给孙先生一点颜色看，气死孙先生，而我是目标之一。中共
的同志李大钊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点南下。但我仍愿稍留时日，主要是为了不愿于孙先生病
危时，先行离去。我于二月中旬交代了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任务之后，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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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李斌夫妇出名租了两间房子，我分住了一间。为了绝对保密，我这住址连李大钊先生都不知
道。
三月七日，李大钊先生经过我的“交通”找到我，问我：“你是不是住在西城××胡同×
×号？”在我承认是住在那里之后，他说这是从段政府的警探们那里探听出来的；他并指出：
我的住址既被侦知，显有立即被捕的危险。他要我依照国共两方同志的意见，立即离京，不
能再有任何耽搁。
八日清晨，我在几位铁路工人护送之下，悄然出京；步行到芦沟桥车站，搭上了京汉车，
前往郑州。当时，段政府的权力有限，我一离开北京城，便算太平无事。京汉路北段是国民
军地盘的大动脉，车上虽很拥挤，也有不少无票乘车的军人，但秩序还不算十分糟。
我在郑州停留了好几天，主要是为了与我妻子会合。我妻出狱后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亲。
我们约好她暂在家乡等我的确定消息。三月八日晚我抵达郑州后，即电约她来郑州，一同赴
沪。那时湖北仍是直系肖耀南的地盘，我不能冒险到湖北境内去接她。
我利用在郑州停留的时间，考察当地铁路工会情况。京汉路中段的工会机构仍设在两年
前被吴佩孚封闭的旧址。工会负责人员也多系“二七”时的老战友。我每天和他们在一起，
同去慰问在二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各工友或其家属，并凭吊与二七事件有关的地方。往事历历，
不无馀愤。现在，工会在形式上是恢复了旧观，但一般工人明知工会的合法权利仍无保障，
所以他们的情绪，究不如“二七”以前那样热烈。
在与一般工人的谈话中，我发觉他们对河南的统治者胡景翼及其所统率的国民第二军极
为不满。他们指责国民第二军毫无纪律。向我诉说军人们在铁路上种种胡闹。在各县的农村
中更是无法无天，已引起民愤，红枪会在各地发展起来；甚至还发生一些反抗国民二军的自
卫行动。
当十三日我们举行追悼孙先生的大会时，我在致词中指出革命阵容虽然失去了孙先生，
但革命力量仍将团结一致并继续发展；革命军不久将由广东北上，扫荡这班军阀。这些话颇
使到会者感到兴奋。会后，郑州铁路工会的会长刘文松向我热烈表示：希望我这次到南方去，
领着广东的革命军到河南来，解救工人们和农民们的苦难。
同日，我妻赶到了，我们就于十四日清晨搭上陇海车赴沪。我们挤进车厢，立即证实了
工友们对国民二军的指责。车上秩序非常凌乱，到处都是横行霸道的军人，他们不仅自己不
买票，还以眷属名义挟带搭客私收车资，以饱私囊。这样，一般歹徒和走私者，争与不法军
人勾结，横行无忌，而农民和正当的商人买贩，则虽买了票也往往挤不上车。沿途各站和列
车中更是一片吵闹之声。车行的速率也不正常，花了双倍的时间，天黑后才到徐州。
徐州当时是国民军、奉军和直系军三种势力交叉的地方，秩序同样凌乱不堪。我们夫妇
在那里停歇一夜，才搭上翌晨向南开行的火车；可是所有客栈被各方军人占满了，旅客们都
挤在车站里过夜；有的在这里候了两三天，还没有搭上火车。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挤满了人群
的车站中，占得一席地，度过一宵。
翌日，天还未亮，我们便挟杂在蜂涌的旅客群中，提着行李，争先恐后地挤上车厢去占
据座位；假若稍迟一步，就连站立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了。我们在占得的座位上呆坐着，一
步也不敢离开。候到上午九时左右，车才开行。车行以后，车上秩序才逐渐好转。这些亲身
经历的事，每一细节都曾不断的萦绕于我的脑际；我那时就确认，军阀们的所作所为，事实
上等于在培育着革命的种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我到达上海，立即住入中共中央所指定的地点。那所两上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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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的房子，就是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办事处。刘少奇和他新婚的妻子已先我住在楼上的
前房。我们夫妇则住在楼上的正厢房。楼下便是我们的办公处所。邓中夏等人有时也在那里
下榻。这不过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气象较之已往，显得堂皇多了。
陈独秀先生当天就来看我们。他首先慰问我们夫妇在北京的入狱，对我妻子更是慰勉有
嘉，又为我和刘少奇这两对新婚夫妇祝福，态度诚恳亲切，表现了充分的友谊。
我们互诉别后情况，他赞扬我纠正赵世炎等反孙北上的左倾错误，也称许李大钊先生和
我在北京对国民党所持的态度，认为是能于不动声色之中，贯彻了中共的主张。他对孙中山
先生的逝世可能引起的后果，表示忧虑；对于广东东江的军事胜利，则引以为快。他主张失
去了领袖的国民党应扩大党内民主，实行委员制的领导。他认为中共已克服了许多困难，对
中共的前途增加了自信；并强调中共必须独立发展。
陈独秀先生的这种对前途的乐观看法，是以中共工作的进展为其背景的。中共第四次代
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近千人，中央及地方组织均已略具规模，党员的活动能力也已大为增
强；因此，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提出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我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后，很快体会到造成陈先生乐观的因素。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
共中央，虽仍未设立政治局，但雏型已具。我们每星期的会议分为两种：一种多半假威金斯
基的住所举行；经常参加的只有陈独秀先生、蔡和森、瞿秋白和我四名中央委员①。威金斯
基则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所讨论的，多是政策问题。另一种会议，威金斯基不
参加；出席者除我们四人外，还有新任中央委员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少共中央书记任弼
时、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李立三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委向警
予等；会议讨论的则多属日常工作。所以这两种会议的性质，前者颇类似于政治局会议，后
者则系中央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这些会议显得更有秩序。每次开会都有预定的议程和明确的决议。我这里仅就
相当于政治局的会议的情形，及与中共发展有重大关系者，略述一二。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很重视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认为中共自身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
够的，必须通过统一战线的工作，去团结更多的力量，才能完成国民革命。我们把完成国民
革命这一主要任务，看作是各阶级应有的联合行动。这种观点解除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中共
可能变成国民党左翼的疑虑，也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支持。
我们在威金斯基的住所所举行的会议主要讨论的，大致可归纳成为下列三个范畴：一是
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军阀、封建势力和
帝国主义；二是团结国民党左派，联络中间派，反对右派；三是中共自身的发展、职工运动
的统一，与农民协会的发展等。
上述这三方面的问题牵涉极为广泛，国共关系是问题的核心。我们认为国民党左派是革
命的小资产阶级，拥护联俄容共及工农三大政策，是中共最接近的战友。右派则正相反，代
表买办及其他守旧势力，反对三大政策。至于中间派则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
般倾向，左右摇摆，不完全赞成三大政策，但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认为中间派的人数
较多，联络和争取中间派便是实现广大联合战线的要图。
为了上述见解，中共中央与鲍罗庭之间有了分歧。孙先生逝世后，回到广州的鲍罗庭，
在专心致志地培植黄埔，并企图凭借其力量，建立所谓“革命的专政”。他根据广东实况，认
为国民党内只有左右两派，并无所谓人数众多的中间派。因而不满联络中间派的统战策略。
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们与他之间从未发生政策上的严重争执。其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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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其有甚大的影响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
示行事，决不任意自作主张。但他的权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广州的鲍罗庭，
因为他们直接受苏俄政府的指挥，而威金斯基在苏俄政府中并无地位；所以他不得不仆仆于
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进行协商。
威金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我们不通过他就无法与共产国际接
触。在“五卅”前后，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有几位助手帮忙他处理日常
事务，他自己则专心考虑政策问题。他的妻子沉静和蔼、身体瘦弱，时常闹病；但她仍努力
协助她的丈夫工作；为了秘密文件的送达，她还常奔走于莫斯科与中国之间。
那时，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临昆山花园的小洋房的三楼上，房东是一位白俄富商；我们
出入其间，从未惊动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们正在威金斯基房间内举行会议，楼下突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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