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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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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其间，从未惊动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们正在威金斯基房间内举行会议，楼下突然来了
一些租界的外国警官，我们颇为不安。威金斯基却处之泰然；他说，这些警官不过是房主人
的宾客，他们常有往来。所以在这里开会，只要大家来时没有暗探跟踪，就很安全。由此足
见威金斯基那时在上海已获得白俄的掩护。
我们的会议由陈独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准备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提出讨论；与会者
也都可以随时提出议案，会议进行得颇有效率，民主气息也相当充分。威金斯基虽发言最多，
但从不以“共产国际”的帽子，来左右会议的决定。他总是表示尊重多数的意见；这与已往
马林的盛气凌人大有区别。
当时，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先生，很重视提高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力闻题；也不喜欢
苏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内部的事务。在中共内部，北京、广东两个区委会，历来有些独立自主
的倾向；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据当地的实况，或者经加拉罕（在北京）、
鲍罗庭（在广州），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全一致的决定。尤其是
广东区委在“五卅”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以鲍罗庭的意见，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
这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会议上表示：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庭的意见，就可以
不尊重中央了。在这一点上，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场，他表示任何损害中共中央
的统一领导的行动，都是不应该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组织日趋庞大，会议更是频繁；一切事务，就得循着组织
的体系，经过复杂的手续来处理；陈独秀先生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
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接着，中共内部，所谓实际工作派和留俄留法书生派之间，也出现了
互相磨擦的倾向。
陈独秀先生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并兼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处主管行
政事务，设秘书一人，受书记的指挥，总揽各项工作。这个职务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担任，
不久就由自法返国的王若飞接替。秘书处之下分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
一切决定均由秘书处作成正式文件，分送各地方组织遵办。财务是完全秘密处理，并不提交
中央会议讨论。当时中共经费主要是倚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党员所捐只占小部分），由陈独秀
先生根据需要与威金斯基商定。
陈独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较以前也大为充实。以前党员人数很少，组织部工作
简单；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员数达千人，且还在增加之中，组织部的工作才开始繁
复起来。这时组织部内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
均由陈独秀先生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也同样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长；他有一幢三层洋房的办公室，负责
指导党内宣传工作；包括通俗宣传、政治宣传及党员文化教育等工作。至于《向导》等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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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中共中央认为是其有政治指导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编；其编辑方针直接由
中央议定，不受宣传部的管辖。
我所领导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也算得是人才济济。委员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
矿工会（后来又扩大为汉冶萍工会②）的主角李立三、刘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运因无法立
足而来到上海的邓中夏；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出狱不久的李启汉和浦
口铁路工会的领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决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助理。李立
三则专负上海工会的领导责任。邓中夏那时在上海大学任教，负责物色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
会工作。其余的委员多分赴各地指导工作。
“二七”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准备工
作，就成了我们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目标在于建立全国总工会，以统一全国工运的
领导。
此外，中共中央曾计议要增设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但因无适当人选，搁置了一个
时期。在“五卅”以后，先成立军事部，由我兼任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则迟至一九二六年
春才组织成立，这是后话。其他如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与工作也都扩展了。社会主
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扩
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为青年工人；此外则多系进步的知识分子，尤以青年学生为多。
它的中央组织与工作自然也同样的扩展了。
中共这许多中央机构在上海地下存在着，自然要注意保密，于是中共中央开始建立了“交
通”制度。各机构之间和各负责人员之间的联络，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财
物的运送等，均由交通人员负责。中央秘书处的交通人员也就因之日渐增加起来，由数人增
至十数人乃至二三十人。
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共，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
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兴了。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共的首脑们总觉得
孙是老资格，须让他领先。现在孙已去世，而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马君武、冯自由等已另
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
候了。
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都在积
极研究：如何征求党员、如何增强它的领导力量、如何统一工会的领导和扩大少共的组织等
等问题。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会已有了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中共中央自愧不如，
急起直追，积极商讨如何在北方军队中展开活动，并将河南等地的红枪会转化为农民协会等
等。一般说来，中共这时奋斗的目标，是力图壮大自身，以增强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也产生了内部的困难。当时，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
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滋生了纷扰。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共权力，主张中央集权。他们缺
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往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指责一般实际工
作者忽视组织原则，保持着一种落后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
而依据一些零碎的经验行事。
彭述之等这种见解在党内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陈独秀先生左袒其说。陈先生这时是
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他没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而
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似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
此外多数留俄、留法归来的同志，如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留法）、组织部秘书尹宽（留
法）、少共书记任弼时（留苏）、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留苏）、上海区委组织部长罗觉（留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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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张；而且他们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这种见解的，则是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他们不赞成中央过份的集权；
主张党员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之下，应有较多的活动自由。他们要求根据各地实况，来运用马
列主义的原则。他们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实况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专拿“中
央指示”的大帽子来吓唬人。
中央委员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后者的见解；尤其是我，常表示过份的中央集权，
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视为“实际工作派”的首脑。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
等，与少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以及众多的地方组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持这种观点。
李立三尤其反对彭述之的作风。他是个热情奔放的汉子，只求工作实效，不惯组织的约
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运工作也多采取速战速决的行动。对于工作方案，要经历上海区委、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屡次的商讨，许久才能解决，表示不耐烦。他老是以“急
待解决”为理由，要求举行联席会议或另行指定一个行动委员会来处理。他更不愿听那些马
列主义的说教，认为坐而论道只能贻误事机。他在上海工运中进行工作时不用说服的方法，
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他认为根据实际情况的行动是最重要的，甚么“中央集权”、“一知半解
的教条”，都是废话。
在当时幼龄的中共，一切都是为了急赴事功，因而这种歧见未致演成严重的争执；但后
来中共内部的一切纠纷，却多少与最早的这种分歧有关。不仅武汉时期的中共内部纷争是循
着这个脉络而来的，即后来米夫派的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继承着彭述之的衣钵，而后来
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则与当时的实际工作派，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①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我已不能完全记忆清楚。只记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
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项英、王荷波等十人是当选的。其中李大钊、罗章龙二人，当
时在北京，谭平山在广东。
②汉冶萍工会是由安源煤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铁矿工会联合组织起来的，为当时长江中部一
带的主要工会。
第二章职工运动的复苏
由于工会组织的恢复，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而这年二月间上海日本
纱厂工人的罢工，又是“五卅”运动之前，罢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强之中，日本在华工业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境内开设
了各种工厂。那时日本在中国境内所设置的纺织厂，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
个厂。纺织业间的竞争相当剧烈。日厂资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惜采取降低
劳动待遇的手段，来维持和增加利润；同时对中国民营的纺织厂；积极进行吞并和排挤。这
些事首先引起纺织工人酝酿反抗，也引起中国工商界的愤怒。
日本纺织厂中资力最雄厚的是“内外棉株式会社”，它在中国有十六个厂；其中十一个在
上海。中国工人在“内外棉”做工的境况之惨，简直如处地狱。工人分日夜两班，每班每天
工作十二小时；众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资不过一角多一点（约五分美金）。他们的食
宿条件，坏到难以形容。管理工人既严格周密，额外克扣工资的事件，又层出不穷；打骂工
人，更是司空见惯。进而发明了一种独特办法来榨取利润；它利用中国人民的困穷和大量失
业，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设立集中营式的训练所，名之为“养成工”。以这种“养成工”制度，
用来对付反抗力较强、工资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第八工厂传出大批成年男工被开除的消息，引起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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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动，并发生逮捕和殴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主要口号是“反对
东洋人打人”；罢工风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个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人数达四万余人。
这次罢工具有反日的性质，获得上海各民众团体，如学生联合会等的支持。二月二十五
日，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厂方接受了“不得无故打人”等四个条件，罢工才告结束。
这次罢工虽未获得全部的胜利，但上海纱厂工会的势力，却迅速膨涨起来（日本纱厂工人加
入者增至九千人）。此后，日本纱厂中继续发生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人反日的举动，终于酿成了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日籍职员杀死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事件便成为“五卅”运动
的导火线。
我于三月十六日到达上海后，同志们向我谈起这次罢工的壮烈经过。我以前一直认为纱
厂工人多系童工和女工，团结力较弱，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困难多端。现在居然出现了可观
的成绩，足见职工运动已有了新的生机。
我曾亲到沪西纱厂区去考察，看出同志们颇能利用已往的经验，尤其是我在长辛店发动
职工运动以来的经验。中共上海区委会在纱厂工人密集的地方，设立了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和
工人俱乐部等，团结了不少工人。这些学校和俱乐部大多数由青年知识分子负责领导，其中
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就是最能干的一个。在二月间的罢工中，纱厂工会组织尚未健全，罢工工
人在“反日”的口号之下，曾采取阻拦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这是李立三根据安源路矿工会
罢工的经验所表演出来的杰作。不过这种兼用强迫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当时尚
未为人重视。
我曾和一些工人谈话，他们大都表示：“反对东洋人打人”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中国人都
应当赞成。即使是知识较低的女工童工，一听反对东洋人的话。也均义愤填膺。我认为这是
上海职工运动的一个新的动向；这种工人的经济斗争，加上民族主义的因素，发展确具无比
的活力。
延搁了两年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在广州举行了。这次大会的
成就，为紧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这次大会虽是由北方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华中的汉冶萍总工会、广州的工人代表会①、
香港的海员工会四个主要的工人团体出名召集的，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
动委员会主持。我们忙着联络各工会选派代表，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的名义，
电邀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出席，以及拟定议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们纷纷前往广州主持
其事。
五一节那一天，广州市举行了一个超过五万人的劳动节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参加
的除各业工人外，还有广州四郊的农民和市内各校的学生。示威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
推黄埔军校的队伍；这些军官学生擎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子，颈项间系着条鲜红的领
带，气度轩昂，显然与旧式军人不同。他们和全体队伍一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军
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革命气氛的弥漫，为前此所少见。
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定在那一天同时举行；因此，劳动和农民两个大会的代
表们就在五一节的下午，假广州大学大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式。到会者连来宾共千余人。廖仲
恺先生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先后致词。赤色职工会国际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也应邀
发表演说。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代表等的演说。这一切举动，使“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全
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工农兵大联合”等的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劳动大会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单位，会员人数约计为五
十四万人；这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的实力，大有增加②。代表中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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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共党员以及无党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强，而
那些并非共产党籍的代表，也多系同情中共的左倾人物。所以在大会中，中共党团具有控制
的实力。
在七天的大会中，主要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
农联合》、《铲除工贼》、《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七个议案。这些
决议都没有发生甚么重大的争辩，便获得最大多数代表的认可。
大会进行相当顺利，所以如此，是得力于中共的党团组织作用。我专任中共中央代表，
并未兼任工会代表，因此，我不必经常参加会议，只在中共党团中，从事幕后指导。参加中
共党团委员会的，有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铁路工会代表王荷波、孙云鹏，上海纱厂工
会代表邓中夏、李启汉，广州工人代表会代表冯菊坡、刘云松等。这个党团无异是大会决策
的机构，决议案和选举名单，都是由中共党团准备就绪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此诞生了。大会选举了二十五人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
（海员工会会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汉冶萍总工会会长）、刘文松（京汉铁路总
工会会长）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委员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森（即李启汉）为委员兼组
织部长；孙云鹏为委员兼经济部长等。并决定总会设在广州，立即行使职权。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接着就在广州举行。它鉴于总会偏处广州一隅，
势难指导其他地区工会工作的进行，乃决定在上海秘密设立一个办事处。我被选为上海办事
处的处长。这个决定给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上极大的便利；后来我曾利用这个职
务，在“五卅”时，迅速地组成了上海总工会，并推动了这个运动的进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大会的决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从此，中国职工运动便与
莫斯科发生了组织上的关系。上面所说的奥斯脱洛夫斯基在这次大会中参加了大会工作，使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顺利通过，并解决彼此关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各工会前此
都未与亚姆斯坦的职工国际发生过联系，也未受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而新成立的总工
会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一事，毫无阻碍。
在领导这次劳动大会的工作中，国共两党合作得很好。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
仲恺先生，因忙于处理广东的财政，乃本着与中共热诚合作的精神，将领导工会的工作都交
由工人部秘书冯菊波（中共党员）处理。虽然如此，我遇有重要问题，还是直接找廖先生商
谈；我的意见，他从没有表示过异议。他的太太何香凝女士更向我明白表示，廖先生忙于广
东的政务，在职工运动方面，他只愿做一面旗帜，一切实际工作他无暇过问，大家做了，他
也不会反对。
中共在这次大会中，最大的收获是增加了对香港工人的影响。香港海员工会是香港各工
会中的柱石，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中具有信誉的一位领导人。他在轮船上工作了约二十年，长
住香港，连广州都很少去，对国内情形更是陌生。他于一九二五年二月间代表香港各工会赴
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因而他有机会了解了内地的情况，并对中共发生了好感；终于
由老资格的国民党员，转而加入中共为党员。
他回到香港以后，曾将他北上所目击的职工运动的情形，介绍给香港的同事们，因而增
加了他们对内地职工运动的了解，并对中共产生好感。
这次大会也顺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团总会的反对意见。香港工团总会虽然派了代表出席这
次大会，但对中共的领导表示不满。一位香港工团总会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团总
会是由一百多个工会组织起来的，海员工会不过是工团总会中的一个单位。他并质问：为甚
么要海员工会做这次大会的召集人，却不理工团总会？是瞧不起工团总会，抑或是企图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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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曾向他多方解释，但误会并未冰释。
在中共党团中，处理这个歧见的时候，我坚持对工团总会采取友好的态度。认为不应将
工团总会称为“黄色工会”，形成职工运动的分裂。同志们接纳了我的意见，选举了工团总会
一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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