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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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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团总会称为“黄色工会”，形成职工运动的分裂。同志们接纳了我的意见，选举了工团总会
一位主要代表参加大会主席团，表示我们并无歧视的意思。又经过苏兆征等人的从中疏解，
工团总会也就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工作。这件事不仅弥补了原有裂痕，也为香港各业工人后来
之一致参加“省港大罢工”，排除了不少障碍。
但也有一部分工会始终对这次大会采取反对的态度。如广东机器工会，曾参加第一次劳
动大会，而这次却采取了消极不参加的态度。当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于一九二四年八月组成广
州工人代表会时，广东机器工会这个国民党右派的堡垒即谢绝参与。此后，它也凭借在广东
根深蒂固的地位，与新成立的广州工人代表会明争暗斗。这次它又拒绝出席劳动大会的邀请，
我们明知无能为力，只好任之。
另一个代表反对态度的团体是上海工团联合会，它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间由国民党右派
人物组织起来的。参加的工会有三十二个，会员号称三十余万人；其实这一数字是过份夸大
的。它始终以反共为立场，不肯与中共所领导的工会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日本纱厂罢
工时，这个工团联合会又组织了一个“反共产主义男女劳工同盟”，在工人中散发传单，表示
愿意支持罢工，但劝工人不要受中共的利用。这种事曾引起中共的愤怒，认为是破坏反日罢
工。而其援助罢工的诺言，也从未兑现。
就由于工团联合会不关切工人利益，专以反共为立场，中共方面斥之为“空招牌的工会”
和“工贼的工会”，并不邀请它去参加这次的大会。它也因此发表宣言，反对第二次劳动大会
的召集，但未发生任何影响。后来这个组织在“五卅”运动中，便消声敛迹了。
一般说来，革命力量虽曾遭受右派的阻挠，但仍急步向前发展。广州市这个革命中心仍
为滇桂军所盘据，包烟包赌，弄得乌烟瘴气；但黄埔党军迅速成长，已能放出光芒，使多数
人对前途抱有信心。同时，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举行，和包括约二十余万人的农民
协会的成立，也使一般人觉得革命的影响，已远及于穷乡僻壤了。
第二次劳动大会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广州的工人代表们时常竖起大拇指，津津叙述他们
在剿平商团和第一次东征中，与党军和农民群众共同作战的经过。我们这些中共负责人也觉
得这次大会获得了预期的成果，它团结了可能团结最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总工会，
实现了工会的统一领导。从此，中共自身也就名副其实的称得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
五月八日，大会在一片欢欣声中闭幕，从各地来到广州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们，纷纷北
返。他们多怀着兴高彩烈的情绪，要将大会的成就介绍给各地的工人群众。
我因另负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导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暂留广州。这时已是讨伐杨刘
的前夕，国民政府之改组，也正在酝酿中，我须与鲍罗庭和广东区委负责人商谈政策方面的
问题，如果不是上海发生了顾正红被杀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再行
北返。
上海“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杀一事，恰恰发生在第二次劳动大会闭幕以后的五
月十五扫，特别易于激起人们的愤怒。上海中共中央将上海工运的紧张情况函告我，要我从
速返沪策划。我于是匆匆结束广州方面的工作，于五月廿六日首途，到达上海时恰恰又是“五
卅”之夜，行装甫卸，立即又卷入了反帝的洪流。
①广州工人代表会是由国民党工人部发动组织起来的。表面上包括了广州所有的工会，事实上右倾的广
州机器工会是与之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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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据《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只代表有组织的
工人二十万人。
第三章 在“五卅”运动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老闸捕房门口，巡捕开枪，发生毙伤徒手群众数十人
的惨剧；表面上看来似系偶发事件，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一贯的压迫。这种压迫
使中国人民积压于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遂演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
运动。
我由广州经香港返抵上海，恰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这次航行中，我曾患感冒，乃拖着
病躯，提着行李，由十六铺登岸，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奔闸北。沿途行人车辆稀少，街头巷
尾，三五成群的人们，交头接耳，神态相当紧张，小别的上海，仿佛发生了甚么严重的事件。
我到达闸北宝兴里我的寓所时，我妻及与我们同住的刘少奇太太何葆贞出来欢迎我。何
葆贞曾经任安源矿工子弟学校教员，一见面就愤激的说：“你知道吗？两个多钟头以前，南京
路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很多学生和市民。”接着，她简直就大声叫喊：“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宰
杀的吗？我这条命这次一定和帝国主义者拼了！”
何葆贞的愤怒是当时一般人们心情的缩影。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曾在二月间引起激
烈的罢工风潮，日本厂方虽答允“不得无故打人”，但事实上仍是借故打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上海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又发生开除工人代表和打伤工人的事情，因
而引起小沙渡路几个日本纱厂中工人抗议性的罢工。厂方对这次罢工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
罢工工人谈判，其时正值不景气，乘势关闭工厂，不准工人复工。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八厂的罢工工人群众集厂门外，要求复工，遭厂方拒绝，引起争
执。纱厂日籍职员向工人开枪，重伤八人，顾正红身中四枪，当场毙命。
上海租界当局对于顾正红被杀事件，并不依法追究；反禁止工人集会，并逮捕一些罢工
工人。同时，租界捕房禁止上海各报揭载顾正红被杀的真相。
这些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原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会同领
导的，自然很快的就将这一不平事件传播开来。学生们本有反日的传统，早就感觉到在中国
境内如果有一个日本人稍受损害，那就要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人却可以凭借不平等条约，
任意在中国境内杀害中国人，顾正红被杀这个活生生的事例，更沉重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上海学生联合会当即发动了宣传，组织学生进行街头讲演，募捐救济被害者，为顾正红
举行追悼大会。对此，租界当局采取了压迫的措施。五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有些学生因
讲演而被捕。学生们要求上海交涉使陈世光向租界当局交涉，释放被捕学生，租界当局置之
不理。这样，就更激起学生的愤怒，进一步扩大街头讲演的行动。
上海中国商人平日对租界当局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他们受外商雄厚资本的压迫，在租界
内只有纳税的义务，甚么权利也没有。上海的纳税人会和工部局的董事会完全由外国人操纵，
早就发生了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华籍董事的问题。恰在这时，租界当局又实施印刷附律、码头
捐、交易所注册费等加重中国商人负担的措施，引起一般商人的反对。租界当局还借越界筑
路的手段、扩大租界的管辖区域，由各国领事所操纵的会审公廨①，平日处理中外诉讼时，
中国商人往往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因此，中国商人对顾正红被杀事件，也同情学生们的行动。
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布了一个简短的传单，颇能代表当时一般的民族情绪。原文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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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帝国主义！列位！你们觉得生活苦么？你们知道为甚么比从前要苦吗？因为：（一）
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占据海关，把入口税弄得比出口税轻，所以国货不振兴；外国
人把洋货来换了洋钿去，因而弄得我们一天穷一天了！（二）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常
常借钱给我国军阀，拿了铁路、矿产种种权利去；军阀借了债，又向他们流氓买军械来打仗，
打得我们生命都难保。（三）日本人杀我们工人同胞，巡捕房反捕了工人去；学生们要募捐去
接济，免得工人暴动，捕房又捕了去；我们要去吊被杀的顾正红，又被捕房捉了去；他们在
牢里又饿又冷，不但食品衣服拿不进，连望望都不准！但是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呀！（四）最
近工部局越界筑路，侵占我国土地；又要实行甚么印刷附律、码头捐，处处压迫我们！鸦片
之毒，人人皆知；但鸦片大本营，是在租界（尤其是法租界！），这样的压迫，是要压死人的！
我们起来同他们争生路呀！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的枪声，便使反帝怒火，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正式接触了。这
天，上海学生又分途在租界作街头讲演，巡捕仍照旧制止。下午三时许，一个外国巡捕抓住
两名讲演的学生，向老闸捕房行进。跟在后面的有手执小纸旗的讲演学生两百余人和无数看
热闹的群众。当这一群人挤到老闸捕房门口时，即遭受巡捕们的排枪射击；死者十一人，伤
者四十余人。这一惨剧在日益觉醒的中国人们的心灵上，无异是火上加油；它对中国反帝运
动的发展以及后来中国历史的演进，皆具有重大的影响。
五卅之夜八时左右，陈独秀先生和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王一飞、罗觉等
人先后来到我的寓所。他们原不知道我已返沪，只约定假我的住所商讨应付南京路惨案的办
法。时机急迫，我们不及多所寒暄，即在我的卧室内举行紧急会议。首先由各人报告其工作
有关方面的情况。负责工运的李立三和刘少奇说，各工厂区都已骚动起来了；工人们要求总
罢工。恽代英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刚从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办事处来，他叙
述国民党人都非常愤慨，大家在商讨对策，有人甚至捶胸痛哭。中共上海区委会负责人王一
飞、罗觉等则说明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纷集议，气势高昂。我从这些报告中，觉得整个上海
都在沸腾了。
会议迅速决定，首先发动反抗外力压迫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接着，我们拟定要求
条件的大纲，主要内容是：租界当局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并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应移
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等；并提出撤退驻华外国军队等要求。
我们进而讨论如何实现这些要求的具体办法和组成领导这一运动的中心机构。我们估计
一般大商人的态度可能不够坚定，主张运用民众力量，促使上海总商会采取一致行动。我们
决定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并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
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一个工商学联合会，为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我们又讨论到这次运动是反帝性质的，不应使一般市民感觉不便，更不应使中国人因而
受到经济上的损失。罢市的目的主要是断绝在沪外国人供应，应尽量减轻对中国商人所造成
的不利，而对一般市民照常供应。罢工不宜波及华资工厂、公用事业如电灯、自来水等关系
市民生活者，应暂缓罢工等等。
我们深知这些决定的实现，不过是消极性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鉴于民众还没有武力作
后盾，北京政府更不可能与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一运动中，应避免杀害
外国人的群众性的骚动发生，以免外人以此为借口，实施武力镇压。
这些方针与办法决定后，与会者即分别担任各项具体工作。我首先表示，明天一清早，
我愿到那即将成立的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去坐镇、珍理有关成立这个机构的事务。当时
同志中即有人称许我：“那好极了；你带病出马，难得难得！”分工的结果，是由陈独秀先生
居中指挥，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特别是去联络商界，以达成一致行动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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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余各人都就原来工作岗位，展开对国民党和各民众团体中的活动；以期所有决定能够
全盘实现。
这个会议不过两个钟头，就解决了所有的重要问题。会后，同志们都连夜分途展开活动，
各项决定因之一一实现。这次会议进行的紧张和顺行，以及同志们情绪的热烈，确是前此所
罕见的。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
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而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
之深，尤胜于当年的五四运动。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和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张学琅到达闸北天通庵路一所一
楼一底的房子—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这所简陋的房子，是刚租妥的，还没有任何设备布
置。张学琅去张罗了一张粗糙的木桌子、一张椅子和几张长凳，并将他带来的文具和簿册摆
在桌上。他用一张大白纸，写上“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几个大字，贴在大门口，我则坐
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阅读今早出版的报纸。这些报纸都登载了上海总工会的启事，要各工
会派代表到我们这个临时办事处来登记。各报所发表的评论和记载，字里行间都表示出反对
外人压迫的强烈意向。
十时左右，各工会和各工厂的代表，纷纷来到这里登记了。他们所登记的内容，除工会
的组织情形外，主要是填明“已否罢工”和“能否罢工”两项。全部登记表在上述项目上都
是肯定的：不是说已经罢工，就是说可以立即罢工。约莫三个钟头之内，来办理登记的和接
洽事务的超过百人。其中只有少数人是认识我的；有些认识我，而我却记不起他们的姓名；
多数则从来未见过面。有些新来的工会代表，目击这个空无所有的会所，似乎有些怀疑；在
那里自言自语：“全上海的总工会，那能是这个样子？”有些知道内情的老资格的工会代表却
自告奋勇的解释：“这不过是临时办事处。”他们并为我介绍，说我是有名的张特立，老底子
是北成都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头脑，现在是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等等。他们并进而说
明：“总工会众多的职员都到各工厂去活动去了；他自己带病坐镇在这里，不怕巡警的干涉，
那能还有甚么闲话可说哩！”
我们这个小小的房间，挤满了愤慨万分的人群，带来发自上海每个角落的一致罢工的呼
声。有的说：有了上海总工会，一切就好办了。有的说：少这里没有凳子坐，站也可以，席
地而坐也可以。有的还自告奋勇为总工会做事，或要求留下来担任保卫总工会的责任。
除工人代表外，来到这个办事处的还有十几个市民，是带着钱来捐给总工会的。我告诉
他们：今天还没有管钱的人，要他们明天再捐。其中有两个送捐款的人是我认识的，他们一
定要我先收下来；情绪之热烈真是动人，我只好写了临时收据，收下他们送来的二百多块钱
的捐款。
正午以后，工人代表们大概看见我仍带病容，多劝我先回去休息；一切事情暂时交由他
们照料。我也要求他们多数仍回到各工会去进行原任的工作，只要少数人留在这里，协助张
学琅继续办理登记。我还要他们去选租房子，作为总工会新会址，并进行布置和登报通告等
工作，以便明早能够举行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的典礼。
这天下午，在我看过医生和略事休息之后，陈独秀先生暨李立三等人陆续来到我的住所，
交谈情况。本日大致的情形是这样：最大多数的外资工厂都能按计划实行罢工；各学校大致
也都罢课了；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赞成罢市，并在开始实行之中。下午二时左右，大批学生、
工人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们涌到天后官上海总商会，要求它一致行动。最初总商会负
责人还有一些犹疑和推诱，但在群情激昂之下，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终于签字赞成罢市。
工商学联合会的机构也已经过三方面的会商，决定组织了。上海总商会虽赞成这种组织，但
它不愿加入，以保留它将来可以出面斡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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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昨晚的决定，大体可算一一实现了。同志们为了让我能够多休息一会，就在
黄昏时离去，另择他处再行会谈。我得到一夜的休息，病体也就开始康复了。
六月一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到达闸北宝山路顺泰里二号，那是昨天下午刚租好急促布置
起来的上海总工会的新会址。这是一座三层洋房，每层有两个正房和一个大厅；用作办公是
颇适宜的。当时已到了一百多名工人代表，众人在楼下的大厅里，还不嫌十分拥挤。我在全
屋上下巡视了一番；所有布置，尚称齐全，足证昨天负责布置这所房子的十多个工人代表，
花了不少的时间和心力。我决定将楼下一层作为开会和会客之用；总办公处设在二楼；财务
则在三楼处理。
我于是召集群众在那里的工人们举行成立会。我以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名义，
宣告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一片“庆祝总工会成立”、“拥护上海总工会”、“争取罢工胜利”
和“为死难烈士复仇”的呼声中，我们挂起了新制的“上海总工会”的大招牌；升起了上书
这五个大红字的会旗。所有留在总工会办事的工人们，立即依照自愿的原则，分总务、交际、
会计和纠察四部分办公。从此，这里便是上海罢工运动的领导中心。
当天下午二时，上海总工会又假虬江路广东会馆，举行上海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
会的代表约六百人，挤满了那间大会堂。经过一番热烈演说之后，李立三被选为上海总工会
会长，刘少奇为总务处长，杨剑虹（国民党籍）为交际处长（会计处长和纠察队长的姓名我
已记不清楚了）；并一致通过要我以全国总工会的代表身份，驻会指导。这次大会正式通过加
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并就此次运动所应提出的要求条件，尤其是有关工人方面者，详加商
讨，拟订原则，授权本会代表，向工商学联合会提出。
同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正式成立了。它是由工商学三方面推举代表组成的，为这次
运动的总领导机构。六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有名的十七条要求，作为解决五卅惨案
的具体方案。
这些机构次第组成之后，反帝运动也就随之扩大。上海工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首先由
上海日、英各工厂的工人带头罢工，电车、公共汽车、电灯厂、电话局及外人雇用的男女佣
工、清道夫等相继卷入。六月五日，公共租界一部分华捕也参加罢工，显然直接动摇了外国
人的统治。到了六月中旬，罢工人数已达十五万六千余人了。商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公
共租界内各商店均先后闭门停业；法租界的商店并于六月五日罢市一天，以示响应。因为这
次运动的对象，主要在反对英日；而法租界当局这次并未直接参与压迫，所以罢市的范围，
就未扩及于法租界。至于上海中国地区各商店则营业如故，使这一运动的反帝色彩，更为鲜
明。学生方面，五卅惨案后，上海各校即大多实行罢课，外人所办各教会学校也逐渐卷入，
学生甚至与外籍的学校当局发生冲突。上海圣约翰大学大批学生即因不满校方措施而离校。
一般说来，在这次运动中，外国教会在华所办学校是大受打击的。
反帝的怒潮，迅即泛滥于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济南、福州、青岛、
郑州、开封、九江、南昌、镇江、汕头、广州、杭州等地都先后发生过盛大的学生市民的游
行示威举动。抵制英日货和抵制外人的罢工风潮等。而各地的外人在这些风潮中也制造了不
少枪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各地人民团体所提出的要求，大致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驻华的
外国海陆军、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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