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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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以后，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让，即有被瓦解的危险。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　
原因即在于此。　

　　　　大会刚要闭幕的时候，鲍罗庭告诉我，汪精卫对中共中央颇表不满；一则因为中共中央　
与孙、叶、邵等的会谈，无异对反对广州的人物讨好；再则中共在这次大会中采取消极态度，　
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倾向。鲍罗庭向我说这些话，显然是借汪的名义来　
打击我。　

　　　　我承认我并未贯彻中共中央的主张；但我也指出，汪精卫并没有事先和我详细商谈，以　
取得协调。我还转而指责鲍罗庭，说他除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　
的具体意见；对这次大会所持的态度，也不算是积极的。最后，我表示这里的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请求中共中央作最后决定。　

　　　　鲍罗庭告诉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问题须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处理。　
他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甚么影响。　
他还说到这次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大体上与中共中央的主张也没有甚么重大的出入。　
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问题、罢工结束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问题等，一时　
都不会影响大局，等他从莫斯科回来后，那时莫斯科上海广州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再行处理　
不迟。　

　　　　谁知事态变化之速竟出乎鲍罗庭的预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广州之后，一切都　
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切都变化了。其实，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蒋介石将军即对黄　
埔内两个团体对立的状态，发表过演说，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态度；而鲍罗庭和中共的反应　
是太迟钝了；以致“三二○”的不幸事件，终于上演。这些往事，即使现在看来，似也不能　
责备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处理不当，主要是由于鲍罗庭的太过自信，没有掌握时机，在这次　
大会上解决问题。　

　　　①汪精卫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组织，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　

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是由鲍罗庭所主张。胡汉民所作《革　

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载《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说：“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　

力主邀鲍罗庭来，他说：‘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鲍罗庭来后，便说：‘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庭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　

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这是可信的。　　　

　　　②据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一六六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此次大会完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全体　

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这不特与我所记忆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与当时中共中央　

的决策是相左的。　　　

　　　③胡汉民以全体代表的票数当选，汪蒋均较胡少一票，本应列为各中委之首；后经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商　

得汪精卫同意，将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蒋之后。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后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　
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　
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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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　
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　
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　
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　
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　
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目，将自身也　
变为国民党左派的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降格　
之外还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鲍罗庭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进行下去，势将走到退　
出国民党之一途。何况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之下，改采党外合作的方针既不可能，又无　
多党组成的国民会议或联合政府这一套办法可资凭借。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之处。彭述之曾斥鲍罗庭怂恿广东区委同　
志反对中央决议，是破坏中央领导的行为。他并且质问我为何不将中央决议公开发表出来，　
并命令广东区委同志遵照执行。这些话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对我的不满。瞿秋白则有相反的　
看法；他称许我在广州时，能持重视广东同志意见的态度，认为既能大体贯彻中央的主张，　
又能不暴露内部的分歧意见。　

　　　　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广东区委会的一份文件，指责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　
大会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主张改用向右派进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我离开　
广州以后，他们根据鲍罗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们多数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纳这个文件的建　
议。　

　　　　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对广东区委会的文件，也暂不予以反驳。这　
时，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鲍罗庭又将继之回国；他们显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彻底的商讨。中共中央没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这种讨论，但又势必等候他们讨　
论后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　
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　
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干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维诺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正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莫斯科对中国问题似未能全神贯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广东方面的一　
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对的困扰，除了上述的这一主要政治问题之外，还有负责人之间情感上的　
隔阂问题。我们这些负责人，性格各别，生活情调也不尽同，例如当时彭述之的罗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检行为，却成为我们内部分歧达于表面化的始点。我在这里简略叙述一下，也　
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共成长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后几天，由于蔡和森的主动，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传部办公　
处，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及其秘书郑超麟等均住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蔡系在我离沪前几天到北京去的，大约与　
我同时返沪），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　
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　
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　
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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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有关私人生活的事，我们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时似不便表示意见。经过一度沉默　
之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　
能自我约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这件事，就他们几个人的个性看来，也并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个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个工作特别艰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个短时期，我们两人的睡房只隔着一层木板（那时向警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会整　
天不讲话，埋头阅读和写作；当他接触到有趣味的文句时，就独自发出格格的笑声。他患有　
严重的气喘病；病发的时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风箱，呼呼作响；但他从不听人劝告，　
中止工作，好好养病。他往往记不起吃饭，进膳的时间当然不规律，他室内的书刊报纸，堆　
得乱七八糟，没有秩序，甚至不够清洁。他疲倦了，会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就睡；一会　
儿，又骨碌地爬起来继续工作。　

　　　　每当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还在那里写文章看稿子。他常为了思索一个问题，在房里　
踱来踱去；他穿的那双粗劣的皮鞋，发出沉重的声音，吵得我这个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时因此索性起来帮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点休息；有时我们两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　
我们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觉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这种生活习惯，是　
会有损于伉俪乐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受中国礼教观念的束缚颇深，不苟言笑，表现得十分　
庄重。她养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谋求自己精神的寄托。她虽是较早期　
的妇女工作领袖，但论年龄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少妇。她老是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使那些同　
济的妇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给她封了一个“老祖母”的绰号。　

　　　　她的这件桃色事件公开以后，她个人的声望和中共所领导的妇女工作都受到损失。多数　
的妇女同志们批评她的感情是关不住了，终于溃决了；也批评这种“老祖母”式的领导是不　
够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实上，她从此丧失了在妇女中的领导地位①。　

　　　　彭述之则有类于风流才子，在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轻松而有节调的。但外表上　
常常一本正经的在进行说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绰号；有时也谈笑风生，引人入胜，流露　
出风流才子的本质。在共产党立场上所封的“孔夫子”绰号，是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指他这　
个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现出的一种矜持的说教姿态。他主张提高党权，也有点孔夫子“尊　
王攘夷”的派头，他似以陈独秀先生为“天子”，中共其他老干部为“各路诸侯”，而他自己　
则负有“强干弱枝”的重责。在这个恋爱风波发生以后，他仍照常工作，若无其事地保持原　
有的态度。　

　　　　彭述之的行为引起了瞿秋白对陈独秀先生公开地表示不满，认为他领导无方。恰巧那时　
我的快要临盆的太太为了安全分娩和进修起见，约于三个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暂时成　
了单身汉；同时我在闸北的办公地点，颇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当时住在法租界，是　
比较安全的地区，中央的机构也多迁往那里；因而我被安排暂与瞿秋白同住；因此我有机会　
听他倾诉有关这方面的不满意见。　

　　　　瞿秋白是一个将夜作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涉猎甚广的学者。他久患肺病，　
又患有失眠症。每当我午夜就寝，正是他读书开始的时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时，早报业已　
送来，他的阅读工作才告一结束。接着，他看完报纸，和我共进早餐；他往往爱谈起前夜阅　
读过的精采著作；他一夜读完整本的书，是常有的事。我早餐后出外工作，他才解衣睡觉。　
下午二时以后，是他处理工作和写稿的时间。我们一同共进晚餐时，他总要喝几杯老酒；餐　
后，他常笑容可掬的和我闲谈，谈得高兴时，他口沫横飞，时常会喷到我的脸上来；我常想　
到，我是陷在肺病细菌的浓雾里，我没有染上肺病，似也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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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太太杨之华，饱经生活历练，性情温柔而活泼。她依照秋白的生活节奏来处理家务，　
井井有条，连他的女佣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安静的高贵之家。她是中共党员，虽然担任着妇女　
运动的部分领导工作，颇为忙碌，但她总是设法使秋白在整个上午睡得很安静。在我与秋白　
枯燥无味的政治性谈话中，她往往会说一些轻松风趣的话，使我这个短期住客，也有宾至如　
归之感。　

　　　　瞿秋白是最不满意彭述之的。他批评彭述之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都不够，不配担任中共　
中央的领导工作；尤其指责彭的宣传工作领导得不好。他认为由于彭述之的行为不检，使两　
个中共中央的要角—蔡和森与向警予—都受到痛苦和打击；并破坏了同志间的亲爱关系。他　
明白表示象彭述之这样的人，不应留在中共中央，应派到地方机构，做些艰苦的实际工作，　
以资磨练。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对陈独秀领导的不满。他讥讽陈独秀的领导是“秀才”气味的“家　
长”制度，但为了袒护彭述之，又不能维持“清白家风”。他虽然佩服陈先生的经验和学识，　
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　
庭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　

　　　　书生气味更甚于陈独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鲍罗庭的作法。他认为鲍罗庭是在中国工作的　
苏俄人中最能干的一位；也能代表斯大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国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会有　
多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事实出现；深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　
他虽不否认鲍罗庭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庭的态度。而现有　
的国共关系，实已势成骑虎，不容中途变更的。　

　　　　瞿秋白的这些意向，似是他后来取陈独秀而代之的张本；但我当时并未觉察到这一点。　
我和他之间仍有政见上的不同，我认为如果不在适当时机，将国共关系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　
合作，泥足只会愈陷愈深。不过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领导的主张，支持他明白表示出来，不要　
将问题埋在心里。瞿秋白却不肯直接与陈独秀先生商谈这些问题，要求我转达；我也答应了。　

　　　　我向陈独秀先生委婉谈到瞿秋白的意见，并表示我自己也赞成将彭述之调离中央，加强　
中央的集体领导。陈独秀先生的反应不佳，他拒绝了我的建议；又说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　
信，就不能容许瞿秋白这类张牙舞爪的作风。他批评瞿秋白说话和做文章常是模棱两可，不　
如彭述之的明确坚定。他否认中央内部有甚么政见的分歧，也不愿因私生活上的事来贬抑彭　
述之。他仍主张一切听候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并未因此与陈独秀先生展开争辩；我只请他多加考虑而已。但我确为这件事感觉不快。　
我想到陈先生的话也含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将陈先生的话转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　
的裂痕。我相信这件事的解决，不必过于匆遽，假以时日，自会有转圆余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采取了反击对策。中共中央内部在流传着谣言，　
说我和瞿秋白企图建立联合反对派。用意是将陈先生比作斯大林，将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　
作托洛茨基、季维洛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蔡和森对我与陈独秀先生谈话的内幕一无　
所知，也被牵涉在内，因为他确是对彭述之破坏他们夫妻关系之事深怀不满。　

　　　　正当中共领导层发生困难的时候，整个革命形势也在激剧的逆转。首先是接近国民革命　
的国民军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机于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杀示威学生；继之是广州　
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得到冯玉样的支援，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　
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得到日本的军事协助，歼灭了郭松龄的进攻。接着就是国民军　
与奉军的正面冲突，进而演变为张作霖与在鄂的吴佩孚联合围攻国民军的局面。当冯玉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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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驻兵天津大沽口，设置防御工事，以抗拒张作霖的海上进攻时，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大　
沽口不得设防的规定，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会同签订辛丑条约的英、美、法、意、荷、　
比、西等七国，于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拆除防御工事。　

　　　　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撑。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后，国民军重要据点的　
天津已在三面包围中；由山海关进攻的奉军和由山东进逼的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部—　
均抵达天津附近；沿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军于攻占河南之后，前锋也已达石家庄；同时国民　
军又遭受列强的干涉；因放弃天津，向北京退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因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战，　
要求取销辛丑条约，举行示威请愿运动。当学生队伍群集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的时　
候，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击毙四十余人，伤百余人。当时北京是由国民军卫戍的，段祺瑞　
之敢于这样做，显然是鉴于正在退却的国民军大势已去，因而屠杀学生向奉系势力讨好；并　
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要求。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众的愤怒。　

　　　　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虽有苏俄　
为其援掖，而反对冯玉祥的则不仅有张作霖、吴佩孚的优势军事实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　
强的支撑。这个联合的反动势力高唱“反赤”，而这个口号的作用是在于孤立和分化革命阵线，　
使反帝运动不能抬头。国民党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迳指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反帝、　
反北京政府的运动为赤化运动，到处诬蔑破坏。我们估计要重整五卅运动的精神，予反动势　
力以迎头打击，是有点形格势禁的。　

　　　　紧接着广州又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这件事对中共说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　
时上海各报纸都用大字登载着：“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　
　“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消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等　
到这些消息被证实了以后，我们深觉这件事发生在整个局势逆转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中共毕竟是成长了；我们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要求，使我们有排除万难的决心。　
我们无暇再谈鲍罗庭与中共中央间的歧见，也不再计较领导内部的分歧问题；大家都聚精会　
神商讨对策，来挽救这个局势。　

　　　　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　
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　
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　
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　
决的左倾错误（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过）。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　
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　
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似是为了冲淡我们之间所有　
过的芥蒂。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　
担负着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　

　　　①向警予此后在党内再没有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初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