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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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胜算将会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对于加仑的意见也从未反对过，只对能否实现一点颇有疑　
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减轻与张发　
奎氏的冲突更好），束手待毙，将是下策。这就是南昌暴动一触即发时，加仑将军还向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和张发奎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粤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　
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庭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滋，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罗鲍庭告诉他，罗明那　
滋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　
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　
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　
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　
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　
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　
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　
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他还告诉我，鲍罗　
庭希望他和我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论的研究，要我主持实际工作。　

　　　　瞿秋白这些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觉得在这个紧急关头，不去实际努力挽救中共的　
危亡，却在责任问题上勾心斗角，未免太不成话。因而我向他愤怒表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　
这次失败的主因，不真诚的去检讨，反而推卸失败责任，是不足为训的。中共中央全体本应　
负联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　
义，那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　
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　
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　
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我则不以为然，主张实际政治需要与真理和道义　
同时兼顾。　

　　　　我似难于自我抑制，积愫不吐不快，也顾环得说出的话会产生甚么后果。我们当时所谈　
及的事是很广泛的，不好听的话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记忆的，约有下列各要　
点：　

　　　　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　
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国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　
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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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拚揍起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　
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甚么，所能做到的又是甚么。因此“盲人　
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握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指导，主要表现在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上。我们不满共产国际的　
指导，向来不愿多所牵涉。共产国际不应当轻率的废弃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为这　
决定是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而又富于中国情调的。其次不应当利用孙中山先生笼罩和　
统率中共的意图，乘势强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国民党去，企图混水摸鱼。等到这个政策之实行　
发生了毛病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弄到不可收　
拾。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汪蒋胡诸人，大致说来，干国民革命都颇起劲，而且是有深厚传统的。　
他们和苏联做朋友，甚至“以俄为师”都可以，但不会让莫斯科牵着鼻子走。在国民革命道　
路上，他们抱着提携后进心理，大概会容许中共党员为革命卖力，但不会容许中共在国民党　
内兴风作浪。这些道理，说穿了，是极其明显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汉们硬是不安分，抹杀一　
切，一厢情愿的企图使“国民党革命化”、“联左反右”，进到“拥汪倒胡”，“黄埔中心”，“革　
命专政”事情弄糟了，还要“迎汪反蒋”。这一切不是自讨苦吃的画蛇添足之举，便是损人不　
利己的胡闹行为。　

　　　　这些错误的性质从实行的角度看是左倾蛮干，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国的代理人，　
更是先后做了许多笨拙和胡闹的事。错误的结果是牺牲了中国革命，整个国民党都先后反了，　
国内外反动势力气焰万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下，　
要图重振，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图穷而匕现，反动派的反击已打到苏联身上去　
了。这就是瞻前不顾后，一味左倾蛮干的报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光明磊落的自　
我检讨，寻找出错误的根源作为鲜血换来的教训，真是没有天理！　

　　　　我们不能说共产国际指导错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没有错，更不可有推卸责任的想法。主　
要之点是幼稚的中共无论那一方面也不够成熟，它一直是从错误中学习而长大起来。由于幼　
稚，发生了错误是不能过分原谅的，因为这会妨碍学习；不能正确的学习失败教训，那是错　
误之尤。有人说过，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根本就干不起来，中国革命不会这样轰　
轰烈烈，而且错误也会更多些。这种说法也对，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检讨共产国际的错误。应　
站在国际立场上，严正检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错误，注视在中国所获得的教训，不再重蹈覆　
辙，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样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　
同样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在奉命唯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　
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　
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　
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　
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充分暴露。　

　　　　我们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党员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英勇奋斗的表现。这是我们　
重整旗鼓的资本，应当珍视和爱护。譬如陈独秀，表现出的错误最多，不能执掌中共的领导，　
而且应当受到指责；但他那种奋斗精神和对中共的劳绩，却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严格检讨中　
共领导错误的时候，决不可损伤中共的光荣。轻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会大大危害中共。　
中共是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么用处，因此，牺　
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决不是甚么避重就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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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绕着上述论点，我作了一次尽情奔放的谈话，瞿秋白虽并不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但也　
觉得理直气壮，颇有义愤难当之感。他那阴沉而惨白的脸上有时虽现出一些勉强的神色，但　
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说法，有时也说到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我们议论激越，不免有情绪作用，　
但由于局势危急，无形中对我们有所约束，走回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上来。　

　　　　我们首先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的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经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　
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我们决定此时将中共中央搬回　
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先作紧急布置，随即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因为改　
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两人在主要政治问题上，也获得一些谅解。我曾声明革命失败的责任由中共中央挺　
身出来负担，决不要损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在中共党员中维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威　
信。瞿秋白也曾保证共同要求共产国际在检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明在国共合作的具　
体政策上发生了偏差，策略运用也不够灵活。这样，既减轻中共中央的责任，也可鼓励中国　
同志的英勇奋斗精神。关于中共中央改组问题，我们都认为陈独秀确是消极了，不能再任书　
记。其余中央委员应沉重的引咎自责，誓愿戴罪图功，才能继续担负领导的职责，才能汲取　
失败的教训。我们觉得这样的态度和决定，才能兼顾到道义和现实。这也是我们和即将到来　
的罗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场。　

　　　　不料这次谈话竟掀起了极大波涛，影响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后的一些动向。　
后来罗明那滋从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见，因而我被他视作眼中钉—即是除陈独秀以外的中　
共第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是应当将我的意见翻译转知罗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说　
法则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表明和我共同负责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关系从此恶化　
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上，一向与我意见相左，也许我那强调道义的说法妨碍　
他的现实作为，因而他主动的和我背道而驰。从此中共这两位仅次于陈独秀的人物大倒其霉，　
我成为共产国际最不放心的反对派，接连不断的受着打击，被逼不得不脱离出来。瞿秋白虽　
然一时得势，究竟有点出处不清白，何况又被逼盲动起来，不仅不能赢得信任，也从未解脱　
掉被人怀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见独裁确是害尽苍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这是我有生以来印象　
最坏的一次谈话。罗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　
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接着他并不询问我们目前的　
实际情况，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你们两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　
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　
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六月一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　
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　
分子所盘据，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　
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　
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罗明那滋这番话，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觉得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至少这种错　
误的责任，不应当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也应分任其咎。在我看来，　
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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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不能被看作是沙皇治下　
的农奴。　

　　　　我抑制住我的愤怒，向他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　
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　
央。我们的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在那里说些调解性的话，似乎是希望我们不各走极端。　

　　　　于是我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须要紧急处理的事件，请立即讨论。我向他们报告，　
据刚才从九江来的人密报，周恩来同志等认为我和他所拟议的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　
现。参加暴动的，预计为叶挺部贺龙部和第三军中的朱德的教导团等。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指　
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　
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俄是否会予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他们急需苏　
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和一笔大数目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苏俄方面军火和物质　
的支援。　

　　　　罗明那滋那个青年（据说那时是二十办岁）对这个实际问题却显得茫然了。他在那里记　
录我的报告，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经我再三说明这是不能等待而要立即决定的事。我们　
不妨预拟出一些办法，一面告知周恩来，一面请示共产国际。他才简略的说到可以叫周恩来　
等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则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至于其他各点，则须请示莫　
斯科作最后的决定。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　
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来中共的　
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罗明那滋的摧残。我的这句话，后　
来证明不幸而言中；罗明那滋的盲动作风，几乎把我们艰难缔造的中共，整个断送了。　

　　　　罗明那滋与瞿秋白单独长谈之后，他似对中共情形有了一些了解。瞿秋白曾将我的意向　
告诉他，并劝告他不要与我闹翻。第二天我们会晤，他虽仍不满我的见解，但态度已较客气　
了。他重提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立即召集会议，改组中央；其口吻已不似昨天那种“宣读　
上谕”的神情。我则主张先解决目前纷然杂乱的紧急问题，特别是南昌暴动的问题，至于反　
机会主义与中央改组的事，可稍迟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来解决。罗明那滋对我的主张，莫　
可如何，也不再作声了。　

　　　　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　
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　
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仑将军首先报告，他大致说今天他会见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军事问　
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　
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仑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在　
此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　
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　
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接着罗明那滋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　
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　
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　
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罗明那滋那个蛮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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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　
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罗明那滋说这些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大概他想到从来没有人以为南昌　
暴动会获得成功，大都认为是不得已的和不计成败的反抗行为。这是汉口南昌间的负责同志　
们都赞成的，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现在莫斯科不准俄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　
同志们等得发急的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这位素来反机会主义的英雄，现在又　
要阻止暴动的举行，究竟有点不够味。因而含混其词，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　
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　
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　
请他去好了。（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担任重要工作）。罗明那滋有点着急的说：派去的人　
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仓促间是　
不易做到的。罗明那滋这种口气是要催促我去。于是瞿秋白与李维汉都向我说，还是你去好，　
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他们两人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与罗明　
那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　
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　
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　
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此一阻止的电令，将来　
南昌暴动惨败了，中国同志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　
九江一带苦干的多数同志们耽忧。我又想到加仑将军的提议大致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　
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当时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负担　
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觉得义不容辞。　

　　　　为弄清我去的任务，我曾向罗明那滋以质问式的口吻说到，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　
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　
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　

　　　　罗明那滋听了，显得有点丧气的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　
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　
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峰一转，扳起脸孔说：我们在　
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　
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　
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　
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了。　

　　　　罗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动的意向以后，瞿秋白和所有到会者都表示对他支　
持。在讨论中又一致认为，加仑的提议是可行的，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如果做不到，那就只　
有将第四军中的同志们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会议　
当即决定一切由我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我仍须尽快赶回中央。这样我才答　
应当晚赶赴前线。我并提出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明那　
滋等除表示应坚决阻止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