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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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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 
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 
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在武汉末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农政部长的辞呈, 
认为太过软弱,表示不满,也有过指责。这件事,也许就促发了他单独行动的决心。南昌暴 
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 
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 
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 
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 
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 
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 
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 
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 
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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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 
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 
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 
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 
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 
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 
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 
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我自觉我的领导信用是受 
到打击了,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无法挽救中共领导的凌 
乱局面。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 
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得车赶往南昌,但他 
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 
张发奎赶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言:“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 
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 
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 
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将马回岭以次的沿线部队,都依计划移向牛 
行车站及南昌附近,并布置警戒。 

    南昌暴动,决于八月一日上午三时发动。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 
的军队的武装。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郊各军事要地。 
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 
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 
当行动开始时,叶挺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都是他的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 
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 
都已被全部占领。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急 
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建立政权这一问题,我和谭平山等所考虑的是成立正式的国民政府或成立临时性质 
的政权机构,我们没有提到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一般的看法,以为一个正式政权的建立, 
须有稳定的地盘;而又必需有继续的军事胜利,才能获致。同时,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又 
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并反对托洛斯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 
决定了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 
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 
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 

    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 
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 
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 
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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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 
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 
党左派人物,只有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和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 
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 
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 
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 
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 
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 
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 
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 
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 
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 
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 
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 
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 
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须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 
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 
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 
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 
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 
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 
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 
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 
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 
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 
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 
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 
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 
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 
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 
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 
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 
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 
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在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 
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 
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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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 
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 
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 
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 
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 
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士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 
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佚和兵伏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 
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 
部,脚板上都瘇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 
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 
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 
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象一座五颜六色的小山 
一样,引火焚毁,以示决心。这可算是中共“无产阶级化”的一次表现。可是,有些人对着 
那一堆余烬残灰,也不免叹息着说:我们为甚么这么傻呢?为甚么不将这些衣物分赠给当地 
的老百姓呢?然而,当时的中共,只是想到那里便做到那里,我们老是在“上当中学乖”。这 
件小事,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地写照。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的说: 
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蔡 
廷锴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余人,一律扣留 
杀害,其余同志数十人,也下落不明③。现在只逃回来一个同志。似此,我们在第十师中的 
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周恩来接着以引咎的语调向我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他的这种表 
示是有原因的。当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南昌集中的时候,叶挺师担任前锋,蔡廷锴师跟进。 
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蔡于八月一日才赶到南 
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没有参预 
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 
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 
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 
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 
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 
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锴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 
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 

    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 
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 
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 
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 
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根 
的干下去吧!周恩来听了我的话,似乎有多种感触而不得不表示继续勉为其难。不过,我们 
也就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一师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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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军所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 
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预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 
多数藏躲起来,避免兵灾。因此,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而且, 
不得不沿途向大户征发粮食,这样,军纪自然也就随着堕落下去,军队中落伍的,患疟疾的, 
逐日的增加,这种种困难,都非一时所能克服。 

    朱德所统率的所谓第九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朱德在暴动后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从 
南昌出发的时候,他的第九军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军教导团的一部(大都已逃亡), 
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从南昌各机关临时所收集的武装与非武装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 
运输伕。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形较熟悉,同行的各机构各部队,都向他要运输伕,因此第九军 
老是被派去担任打前站与征发粮食民伕等杂务工作。他的部队,逃亡的最多,到达抚州的时 
候,所剩余的员兵,已不过三四百人,到达瑞金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几天,这一百多 
人就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去,所谓第九军这一番号,从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经常与朱德保持 
接触的,他那时对于他的所谓第九军,老是愁眉不展,认为毫无办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当我 
们行进到瑞金的壬田市时,即与钱部先行部队遭遇接触,我军迅即攻击前进占领瑞金城,积 
极备战。据当时所知的敌情,除钱大钧师集结在瑞金以南九十华里之会昌外,敌军黄绍雄部, 
还在寻邬一带地区,距会昌尚远。他们都负有阻击我军南移的任务。因决定以各个击破的策 
略,先行打击钱大钧部。 

    这一战役,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诚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 
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 
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 
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 
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 
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 
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 
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 
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 
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 
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 
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 
 “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 
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 
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陈赓讲述了这些经过之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 
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 
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他的这种 
描述和感慨,可以说是国共第一次战争的真实写照。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 
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 
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 
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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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 
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 
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 
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 
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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