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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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　
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　
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有一次，贺龙和他的座上客人们，谈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　
得意洋洋的说到，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不离　
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　
拔出枪来。他带着部队行军的时候，老是防人暗算，经常采取神出鬼没的行动，使人不知究　
竟。他与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也无非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谨防上别人的当。他在川黔湘鄂　
边一带多年，那一个有实力，他就与那一个合作。一声不对，拔脚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　
尾子，抄人家的后路。这种事，他都做过不知多少次。这一席话，曾使在座者听来为之毛骨　
悚然。　

　　　　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　
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　
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　
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　
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两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　
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　
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　
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　
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　
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　
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　
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　
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　
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　
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　
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　
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薰陶，也就渐渐的布尔雪维克化起　
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　
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　
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　
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　
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　
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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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　
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　
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　
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　
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　
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　
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律迅速予以　
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　
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　
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　
当时行军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　
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　
般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还有甚么气力“卖膏药”？沿途占住民房、拉伕、证粮，弄得老百　
姓鸡飞狗走，宣传又有甚么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呢　
了因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烈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丢　
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污秽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供各种用途的长布手巾，　
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声“甘地”，他这种作风，当然也有不　
少的追随者。这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　
些”这就是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领的工农委员会，是一个约四十人的组织，行军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　
和了解情况诸事，一直没有时间和精神来举行会议，草拟办法，实施组织工农与建立地方政　
权等等工作。当我们大队行进到宁都附近一个宿营的村庄时，我的工农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　
独的大地主庄院中。彭湃在庄院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谈，用反间的办法去　
套取他的实情。那位知识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计；带彭到一个山岗上的树林深处，与他四个　
同党会面，其中较老练的一个，宣称他慰AB　　团“④，并对彭湃加以盘问。结果，彭湃出其　
不意的拔出手枪来，将这五个人制服了，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他们原拟约集二三　
十人来夜袭我们住所的计谋，因此也被打破了。这件事，可以表现国共初期的斗争情形，“AB　
团”这个名词，从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中。　

　　　　当我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征集当地船伕，也未问明河流和当地的　
情况；有几位委员，有过驾船的经验，便租了两只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驶行不远，　
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大石，这两只船挣扎前进，桨篙工具，陆续损毁，驾　
驶的人纷纷落水，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最后我的船上一位撑竿能手，也被抛落水，险状百出。　
这样走了约六十华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的时候，只好弃舟登陆，步行前进。可是，登岸后，　
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　

　　　　我们这一支又累又饿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循着山洞小路前进，走到天已深黑了，还找不　
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十时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几个行人。他们用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告诉我　
们，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走出　
来的。幸亏我们队伍里，有人懂得闽南话，担任传译，我们才明白了他们的语意。才知道我　
们竟走到土匪窝里来了。他们曾警告我们，这一股土匪很凶恶，我们这一大群人，到了这里，　
便已无法逃出土匪的掌握了。他们又告诉我们，这个市镇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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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取乐，市上商人，又是与土匪互通声气的。　

　　　　我们听了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压抑自己的惊慌，故作镇静的对他们说：土匪　
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就快要到了。待这几个行人走过以　
后，我们商决只有用单刀赴会的精神，大摇大摆的走到这个市镇上去再说。于是，我们将自　
己的队伍编制成为一支打前站的部队，由我任指挥官，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我们循着　
一条小路，进入了市镇，并在街头上的一间豆腐店，宿营下来。扮演卫士的小小个子的郭亮，　
演得最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声势显得特别响亮。他告诉店老板，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　
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以免　
引起误会。这位店老板和土匪通消息后，演戏是停止了，土匪虽向我们警戒，但未引起任何　
冲突。　

　　　　我们在这间豆腐店内，不管外间的情况，在那儿大吃大喝一阵，以饱饥肠，吃饱以后，　
由我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着店老板和他临时邀来帮忙的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似是由　
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向他们问话，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　
部的消息？”他们说：“听说过。”于是我向他们宣称：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　
这里的山大王，没有甚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　
军可以加委他一个名义。其中有一人回答的大意是：他们的大司令不在此地，这里只有一个　
支队小司令。他可以将我们的意思传达给他们。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赶到这里来和我们会面，　
那就说不定了。我们这样交涉完，也就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一个向导，领我们翻山越岭，　
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这条河，原来就是我们前一天遭遇重重险象的汀江。那位向导在途中　
曾向我们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讲义气的，决不会和我们大军为难，我们沿途如有掉队人员，　
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优待，将来说不定他的司令，还要找贺总指挥。这样，我们就走　
出了这个土匪窝，在那小镇上雇到两条船，向上杭进发了。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我们的　
船因为有当地的船伕驾驶，显得履险如夷。我们看见河流中有不少被打毁的船只；也有许多　
伤兵和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滞留在两岸待救。　

　　　　负责航运的李立三，先我们到达了上杭。我向他谈及我们遇险的经过。彼此不禁哈哈大　
笑，他向我说：“我也做了一件傻事。”他从长汀出发的时候，封了一百多条船，找了四百多　
个船伕，以便将他所率领的全部人员，都运到上杭来。他并未问明这条河的情况，也没有让　
那些船佚驾驶他们原来驾驶的船，便来一个统一分配。他心想年壮力强的船伕，总比年老船　
伕更为得力，因此就将那些壮年船伕驾驶的船，分载负责干部和伤病干部。老弱船伕驾驶的　
船，装载次要人员和病伤兵，谁知这个作法完全错了，老船伕都是一些有经验的舵手，他们　
所驾驶的船都安然到了上杭，而那些壮年船伕所驾驶的船，大多出了事，损毁了。不少干部，　
都曾落水遇险，停留在两岸待救。现在，他急须设法找船去接应他们到上杭来，还要赔偿船　
老板的损失。　

　　　　这类不顾实况，任意采取行动的故事，当时是我们间意味深长的笑谈资料，也曾认为要　
引以为戒。可是人们包括我自己和李立三在内，并不容易从自己的过失中吸取宝贵的教训。　

　　　　我们在上杭休息了两天，便继续向广东的大埔步行前进。谭平山等已轻装随先头部队出　
发了，率领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的责任，只得由我肩负，革命委员会的行列，真是七零八落，　
尤其是秘书处和财政委员会的先生们，没有轿子是走不动的。任主任秘书的姜济寰那位大胖　
子，便要八个轿伕轮流的抬他。因此，和我一同走的工作人员，虽只三百多人，但连伕役算　
在内，就将近千人了。此外，李立三的政治保卫局是一个最庞大的机构，包括一连兵在内，　
共有四百多人。并照料着五百名左右的伤病官兵，加上伕役，总共两千多人，李立三等因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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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未了事件，须迟一两日才能跟进，周士第所带的一营后卫部队，那时还在由长汀循陆路　
来上杭的途中。　

　　　　我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由上杭到大埔，沿着闽粤交界处的汀江，一路欣赏山峡急　
流，水势有如万马奔腾的美景。我们到达大埔以后，曾在西山会议派要人邹鲁的乡居，留宿　
一宵，行时还留下一封信向他家道谢，表示我们对政敌也是很有礼貌的气概。我们由大埔改　
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放三河坝。三河坝本是我军行进途中的枢纽，但先行部队并未　
设防，因此我们到达这里，竟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雄部有一团兵已到　
达离三河坝三十华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又有一些民团，　
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也有一支五十支枪的民团潜伏着准备作黄部的内应。　

　　　　我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立即约集那时已不任第九军军长而跟随革命委员会行进的朱德　
和号称“东江农民王”的彭湃等商议对策。我们在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内，聚集了二十余人的　
长枪兵，由朱德以九军军长兼革命委员会警卫司令名义，向淞口方面警戒并封锁消息。彭湃　
则集中了十几人的短枪队，负责去解决这个镇上的民团。我则在一所大房子里面，招待镇上　
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们的主力军，那时　
已经在三百华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须两三天才能到　
来，我们孤悬在这里，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尽量表示镇静，摆设这个空城计。　

　　　　我们安然渡过了难关，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显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顺利　
的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他还搜获了隐藏在镇内的十多个携带短枪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黄绍　
雄的密探在内。两三小时之内，我们已控制了三河坝整个市镇，我们的枪支也增加了。三河　
坝的那些绅商们，愈来愈多的到我这里来客气一番。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八华　
里的地方，即与黄绍雄的先头部队接触。黄部似尚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面退却，朱德　
乘势派出八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朱德本人，则奔走于三河坝与前线之间，摆出军　
长的架子，吓唬那些乡下人。　

　　　　这样维持了两天，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领着革命委员　
会各机构，由保卫局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朱德和周士第，则　
率领着后卫营留驻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敌军。并照料留在那里的伤病兵。后来我主力军　
在汤坑被击溃向流沙普宁海陆丰一带流窜时，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敌军隔离在三河坝。他们因　
孤立无援，不得不率领所部和一部分轻伤病兵，共千余人，向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朱德　
部历尽艰险，终与毛泽东部汇合，在井冈山下寨，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时首都，我们准备在那里大展鸿图。先我们到达那里的周恩来，在　
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头的东江行政主任，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只有唯他的马首是瞻。根　
据他的提议，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原是　
渺小没有力量的。当地人民对我们多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敌探的活动更是防不胜防，敌人　
的便衣队便袭击过汕头的公安局。　

　　　　敌军徐景唐、黄绍雄、任庭飏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面汤坑一带险要阵地，企图居高临下，　
俯击我军。我军正向汤坑前线集结，准备决战。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大家忙　
着供应前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须俟这一战役的胜败而定。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　
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　
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　
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我们现在挂的招牌　
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我们的军队正与敌军对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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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激战。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等具体步骤，才能切　
合时宜，都是要煞费考虑的，而代表中央的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　
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　
又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　
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他虽没有明说我们被判为机会主义，但我们既受如是的处分，也不难推知瞿秋白中央对我们　
的看法的梗概了。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他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　
书记的名义，也不肯经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他吩咐潮汕中共　
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军离开时，遭受敌人的打击。他还传达中央的　
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　
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　
军队散伙吗？”但他说：“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　
中央对南昌暴动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谓苏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来鉴于这件事难于处理，因以前线紧急为理由，赶往指挥作战去了。他行前曾向张　
太雷说明，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　
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张太雷看见事势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与张太　
雷恳谈，向他委婉说到南昌暴动的前夕，只注重反机会主义的罗明那滋，要我根据共产国际　
的指示，停止这一暴动的举行，但为在南昌的全体同志所反对，可为殷鉴。这次他的态度仍　
没有著重现实的领导，大概又是以反机会主义为主题在做文章。如果，我们不对准敌人，只　
是浇些反机会主义的冷水而将这股本钱丢了，那确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不如依据现有的局面，　
逐渐改变，譬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就须考虑周详的，而且在战事紧急中，　
如果采取激烈的改变步骤，无异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从中央透过张太雷的手，对我们所浇的这瓢冷水，对当时的人心士气以及这一战　
役的失败，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精确估计。但至少我们这些负责人确是因此大伤　
脑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为战斗努力，则是事实。我对此一直引以为憾。我觉得当时中　
央应以全力协助我们争取南昌暴动的胜利，不应当这样胡闹。不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　
名义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谭平山个人来说，他既成为这次暴动的旗帜，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换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