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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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谭平山个人来说，他既成为这次暴动的旗帜，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换　
的。　

　　　　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　
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　
暴动的最后命运。　

　　　　在汕头一带的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接到前线的败讯，便不分昼夜，向普宁方面，落荒而　
走。那时秩序已乱，人心惶惶，颇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进途中，曾遇到由前线来的聂　
荣臻，他懊丧的向我叙述：“这次失败，完全是指挥失当。参谋团不慎密研究敌情与地形，只　
知将部队开上阵地去打硬仗。叶挺同志那位猛将，也只知硬攻，在前线象发了疯一样的拚命。　
等到气力用尽，连退却也弄不好了。我们经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以后如果要再举，非大大记　
取这一次的经验不可。”　

　　　　张太雷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　
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他和我分手时曾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　
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我回答说：一切我须与前线的同志们会面商决，如情况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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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　
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　
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他的保卫局的队伍，　
那时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姜济寰等，都陆续来到这里，　
谭平山、恽代英等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汤坑败下来的队伍，似乎比汕头来的后方人员，　
还要惊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敌人追来了！”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　
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贺龙叶挺　
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　
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　
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　
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　
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　
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　
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　
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　
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　
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　
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　
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　
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　
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　
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　
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　
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　
感交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　
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　
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　
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　

　　　　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枪声，也停止了。那位向　
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射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　
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　
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　
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　
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里不敢声张。　
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　
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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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发。　

　　　　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　
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　
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我们除在两三处喝了一点泉水，吃了少许饼干外，　
他不顾我们的疲劳和饥渴，不让我们休息，一个人走在前面，催着我们急走。第二天近午，　
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　
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　
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　
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　
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　

　　　　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　
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　
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妇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　
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们　
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　
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　
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　
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达，曾看见　
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　
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　
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　
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　
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　
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　
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　
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　
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　
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　
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　
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　
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　
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　
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　
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①南下广东的路线曾有两种主张，甲、由鞍东抚州瑞金线入东江，即暴动军所采用的路线。乙、由樟树　

吉州赣州线，即系沿翰江的大路，周逸群曾有此主张。见一九六四年英文中国季刊第二期C．Martin　Wilbur　

所作《The　Ashes　of　Defeat》文中之周逸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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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郭亮陈荫林等两湖农运工作人员曾有此主张，当时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够响亮，故也没有见于文件的记　

录中。　　　

　　　③据《蔡廷锴自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香港自由旬刊社出版，上册第二二〇页）叙述此一事件时，仅　

谓将范孟声等共产党员，给资遣散。但范孟声从此即告失踪，亦属事实，究竟那一说法确实，作者也无从证　

明。　　　

　　　④所谓　AB　团是那时国民党在江西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省党务特　

派员殷锡朋所领导，据曾参加此秘密组织的人说，那时为了团结在江西的反共人士，殷锡朋发起组织所谓A　

团和B团，凡是资望地位高的编入A团，一般人则编入B团，其A　B二字母并无特殊之意义。不过这个团体　

以反共产主义为宗旨，所以后来人们就把　AB　二字母，解释为　Anti…Bolsheviks　的缩写。至于彭述之在《向　

导》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所说殷锡朋“在江西国民党内已经组织了　

一个小小的秘密团体，有党纲有章程，名字叫SM呀！”是否即AB团的别称，抑在AB团之外尚有所谓SM团，　

则不得而知了。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　
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　
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　
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　
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　
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　
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　
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　
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　
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　
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　
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　
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　
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　
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　
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　
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　
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　
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　
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　
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　
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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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　
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国民党　
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操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　
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交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　
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　
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　
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　
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　
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　
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　
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　
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　
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　
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　
确实消息，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　
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　
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　
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助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　
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　
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　
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　
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　
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　
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　
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　
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　
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　
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　
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　
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　
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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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　
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　
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　
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　
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　
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　
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　
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　
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　
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