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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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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 
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在英租界的重庆路一条横巷内,租好了一层楼的房子,准备 
给我们居住。经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诉房东,是准备给新来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们以旅 
客的姿态搬进去,一点也不可露出形迹。我们听了他的话,随即商谈,以何种身份搬进去, 
如何应付环境。我那时容颜显得相当憔悴。于是,装成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有病教员,李立三 
则权充我的弟弟,系一间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我来上海医病,并顺便做做买卖。我们这样 
商定后,李维汉从旁欣赏着说:“像得很。” 

    我们搬进了这所中共中央的“高级招待所”,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洋房,房东住在楼下, 
我们住在二楼。这层楼有六个房间,相当宽敞。各房间内,都早经布置了一些租来的家具。 
我们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如果有同 
志来往,也要谈上一些有关我的病状,似乎都是一些来看病的亲友。弄得房东都在那里推测 
楼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罢!李立三却是好动的人,在家里耽不住,不管风声怎么紧, 
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阵。有时,一个人去看电影,倒也很像一位忙于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闲居在那里,似是等待处罚的机会主义者。瞿秋白避不和我们见面,其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不和我们谈党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要听取我们关于南昌暴动经过的 
报告,由于我们的要求,那些委员才对从流沙逃出来的同志的安排问题,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发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①。我们对于这个文件,读了又读, 
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读了这个文件,才明白为甚么在汕头的时候,张太雷要我们离开部 
队到上海来,和不要谭平山再当委员长;原来我们都被判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非 
要进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进而指出:这是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文章,看来不免有许多武断 
的地方。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这个文件中说,我们 
违反了共产国际这个决议,不知道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应当找来看看。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虽未明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确是中共进入苏维埃运动 
时期的先声;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中共在国共合作时期固 
然是太偏重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甚至在马日事变以后,仍然为了维持这一联合战线,一 
味让步。共产国际也为了避免这个联合战线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动的指示。这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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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却正好相反,它说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②继而, 
强调阶级斗争,它还将对外与对内的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 
压迫所依据的支柱。”③并没有提出中国革命的反帝的具体任务,因而也不重视民族的联合战 
线。 

    其实,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因蒋介石的胜利,脱离了殖民地化的危险。废除不平等条 
约,驱逐外国势力出中国,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涵。中共在西安事 
变以后,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苏维埃和红军,停止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 
成一九二七年时所未了的革命任务。对于共产国际这个或那个的死板的革命公式,这似乎是 
一个残酷的历史讽刺。 

    平心而论,当时检讨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本有其必要,但八七会 
议告党员书却是像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时对我讲的那样,只是一篇满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这篇声讨机会主义的洋洋大文,是手执上方宝剑的罗明那滋的杰作。他那个半罐子水的托洛 
斯基主义者,在行文中也难免偷运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货”。在罗明那滋的笔下,仿佛中共 
党员做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则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难免有乖于一 
般的逻辑。他戴着“左倾”颜色的眼镜,仿佛像中共这样一个幼龄的党,是不会有左倾蛮干 
的举动的。因此,他特别赞扬左倾的举动,这就鼓励了盲动主义的发展。但在具有历史意义 
的南昌暴动举行之初,中共发表这样重要的文件,竟对之只字不提,是不是这件事如果提出, 
会影响整个文章的论点,不适宜作为打击中共机会主义的资料吗?其实,他这样不顾后果的 
打击中共中央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中共的前途着想,似也没有为共产国际着想,因为他所提 
及的那些指责,对于共产国际恰是适用的。 

    这篇告党员书引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 
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④在国民党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是否应当的问题姑不置论,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实 
上显然没有那种可能了。不过,无论共产国际对外的措词如何合于革命的公式,但鲍罗庭在 
一九二七年初发动反蒋,特别是在四月间蒋介石清共之后,根据斯大林意旨,总是要中共不 
惜任何让步,来维持武汉左派政权。至少在鲍罗庭看来,武汉的左派政权似是大海中的一根 
浮木,我们已经落在海中的共产主义者,就只有抱着它作为救生圈。这位熟知行情的鲍罗庭 
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要我们让步的。所以直至最后关头,他仍不肯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免 
多犯一些“机会主义的罪恶”。怪一不得后来陈独秀先生在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党犯了以上 
这一贯的根本错误(作者按—这是说中共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个机 
会主义的政策),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计的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发生出来。” 

    知道内情的同志们曾告诉过我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经过。“八七”紧急会议是匆匆举行的, 
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由共产 
国际代表预先准备好,而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在会议中宣读了一下,就算了事。接着,中 
共召集湖北干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难。他们曾问中央对于南 
昌暴动的态度如何?为甚么对领导南昌暴动的同志给以严重的打击?为甚么张国焘、李立三、 
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员受到处罚的事,有过说明。他指出:陈独秀、谭平山两人是八七 
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的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 
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 
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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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负责。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 
处分。在八七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 
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 
主义的连带责任。 

    八七会议中,任弼时成为天之骄子,因为他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早就反对陈 
独秀的机会主义。原任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避开对马日事变事先缺乏警觉的指责,成为 
湖南农民运动的“英雄好汉”。熟悉共产国际行情的张太雷,不待说是拥护共产国际的。瞿秋 
白对于过去自己的责任,是最难于解释的。他不止一次声言,他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 
又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摆脱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而与过去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因此,他出来领导,似是责无旁贷的。 

    八七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苏兆微、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 
卢福坦七人为委员。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个工人委员—项英曾在武汉做过一个 
短时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是湖北的一个驳船工人出身;苏兆微是 
一个著名的海员;卢福坦也是广东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要角。此外,任弼时仍 
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资格,罗觉则以上海区委书记的资格,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 
议。苏兆徽担任过一个时期中央书记的名义,后来苏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苏兆徽 
任名符其实的中央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我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是因为 
南昌暴动业已失败,须作出一定的结论;同时,八七会议究未规定今后工作进行的明确方针, 
因而也须要来一个补充。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采用自下而上 
的发动暴动的办法,来实现土地革命。早已提出过的苏维埃口号,从此成为定案。又这次会 
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因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这就 
显明的露出了罗明那滋的马脚。后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曾轻描淡写的批评这次扩大会议, 
误用了“不断革命”这一名词,盲动主义的倾向似也是由此发生的。 

    这次会议,否定了南昌暴动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国民党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暴动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 
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他在 
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一个启事,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 
来说是超时代的。 

    在这次扩大会议中,我也被缺席裁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而且还有其他受惩罚 
的同志们⑤。我的罪状是“假传圣旨”;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反谓我未根据中央指 
示,去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复假传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动。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 
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 
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 
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 
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 
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 
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 
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 
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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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暴动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 
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曾回答瞿秋白: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那么多的同志 
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 
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 
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 
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绌,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 
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 
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 
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 
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 
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 
向周恩来说:“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 
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 
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 
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 
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 
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 
 “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 
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 
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 
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 
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 
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 
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 
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 
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 
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 
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 
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 
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 
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 
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稗甚至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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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 
势大叫杀尽地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 
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 
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 
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 
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 
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 
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 
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 
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 
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 
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 
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 
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 
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 
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 
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 
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 
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 
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 
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 
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 
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 
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 
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 
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 
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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