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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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了。　

　　　　我到达较早，以后每天陆续有代表到来，瞿秋白中央的人员，也先后到达了。大会举行　
的日期，渐渐逼近，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　
哈林率领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等和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等，共十余人突然来到，布哈林要　
求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已经到达的约二十余位代表，便和布哈林　
他们共同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开始会谈。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四周摆了一列椅凳，我们大　
家挤在一块，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墙站着。　

　　　　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　
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成，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成　
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共产国际的头衔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　
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三个钟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　
预备会议就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举行。　

　　　　我这次演说的全文，自然无法全部记忆，但主要论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从反共产　
国际这一点说起，没有否认我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更进而表示：在我看来，中共领导的　
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　
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　
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　
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　
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　
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　
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接着我举例证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　
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指示，作出结论，认为一切工作应归国民党，全体中共党员，都应加　
入国民党为党员，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　
并且预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共产党。当时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说法，　
而且希望中共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我因此便被视为反共产国际，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重处罚。　
可是，马林说了这些话，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国际另外一位代表罗明那滋，于一九二七年七　
月间向我们宣称，中共中央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它放弃了争取整个革命中的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的见解恰恰与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即是　
只要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获得胜利。我们又因在没有机会　
陈述自己意见的情况之下，被判以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这两种极端不同的　
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么？这些都是代表　
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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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　
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国民党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　
在国民党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　
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　
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　
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觉得我既没有直接指斥加入国民党政策的　
根本错误，现在也不必直说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因而接着表示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就没　
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　
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　
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　
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　
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　
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　
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　
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　
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　
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　
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　
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　
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　
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　
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　
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　

　　　　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　
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　
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　
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　
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看来，　
反日并不会帮助蒋介石，恰恰相反，不仅可以将群众团集，在中共反帝旗帜的周围，也可以　
打击压抑反帝运动的蒋介石。　

　　　　我说到这里，布哈林皱皱眉，摇摇头，惊叹着说：原来是怎样的！你先从这里说起就好　
了。我接着表示，故事还多得很，我只能说个大概。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原　
是我们久已适用的原则，但瞿秋白中央却否定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在农运方面也是一样，只希望农民武装，攻城略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忽视农民　
的组织和各种程度的经济要求。至于中共本身则已沦为支离破碎之局，我们除了遭受敌人的　
肉体摧残外，又遭受中央错误政策的蹂晌。现在中央为了推行它的错误政策，实施强迫命令　
和惩罚手段，因而党内滋生一种离心的倾向；党内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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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我虽屡次提　
出建议，企图纠瓜，但均为瞿秋白所拒绝；因而我曾十分愤慨，准备采取行动，反抗这种错　
误政策，直到共产国际直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才决定停止反抗，到这里来陈述自　
己的意见。我也并不想算旧账，而是希望错误能获得纠正，并规划出今后所应采取的路线。　
我记得在这篇演说的末尾，我曾说：“这就是我这个被指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真实意见。”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　
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　
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护向我表示：　
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划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点是没有更明确的提出自己　
的积极主张，他希望我在大会的正式发言中，补充这一点。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下旬正式举行。到会的代表共三十余人。莫斯科的中共留　
学生出席旁听的约有十余人。大会开幕以后，由布哈林向大会作主要报告，题目是“世界革　
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他在这篇冗长的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见。他的这　
篇报告，成为这次大会政治决议的基础。他的种种表现，给我和其他同志以深刻的印象，认　
为他有正直诚实的风度。　

　　　　他说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虽然避免提到共产国际政策上的错误，但也没有肯定　
表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对的；也没有说到陈独秀时代中央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共　
产国际的指示。但却直率的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这是铁　
一般的事实。他根据这种论断，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关系深表遗憾。　

　　　　他提到国共合作时期，尤其是武汉时期的种种事买时，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　
量过于强大，同时国际革命力量并不能给中国革命以有力的支援，这是因为中国革命达于高　
潮时，西欧的革命运动却正受到挫折的缘故。但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联合战线的　
任务，缺乏正确的了解；在紧急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因而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　

　　　　他提到南昌暴动一事时，大声地说，共产国际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确有发出。但他没有　
进而批评这个举动是否正确，和为甚么发出这封阻止的电报。他继而宣称南昌暴动是反对中　
国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基本上是对的。他对于未能使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结合起来　
这一点，认为是最大的失算。　

　　　　他严厉批评盲动主义的错误，要求这次大会予以纠正。但他毕竟不愿中共受到更大的震　
荡，多少采取和事老的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之下团结起来。　

　　　　他极力说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他认为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将有瓜分　
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发生；因此，争取中国的独立，还是中国革命者主要的任务。由此出发，　
他认为中共将来还要与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将来中国革命政权可　
能由中共和谭平山这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平分职掌。他不主张过份强调反富农，他的这种　
主张，甚有先见之明，后来却被斯大林派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继布哈林之后，是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谈国共合作时期的故事。　
他批评陈独秀虽然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但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甘心做国民党的尾巴。　
又指我一贯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国民党争革命领导，同样是右倾机会主　
义。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确的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加入国民党去积极争取中国国民革　
命的领导权。但他的论据，除了引证一些列宁的话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显明的历史事实，　
来证明他的立场完全正确。而且他并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和明确表示中共　
今后应取的方针，因此，他的报告曾引起多数代表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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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讨论这些报告将告结束时，瞿秋白提出了各组审查委员会的名单，负审查各种报告　
和提案，以及起草决议之责，再提交大会批准。由于许多代表不满意他所提出来的名单，认　
为各名单中没有适当的包括反对方面的同志，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大会否决了他所提出的　
名单。这件事使瞿秋白认为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会场，向共产国际求援。结果，　
共产国际派来四位年老资深的委员，半用压力半用调解的方式，才将名单予以适当的修改通　
过。　

　　　　代表们在主张上，大致有这么一种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坚持八七会议以后　
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王若飞、汪泽恺这两位与陈独秀关系较密切的人物，严格批评瞿秋白　
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极端主张之中，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主张维持瞿秋　
白中央的领导，但须纠正错误，我和蔡和森、项英、罗章龙、王仲一等，主张瞿秋白应彻底　
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　

　　　　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　
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　
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他曾约我恳谈，开门见山的向我说，共产国际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　
除成见，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他进而探询，是否这　
种合作带有勉强性质。我曾指着案上一个磁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　
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回答说：共产　
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　
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　
谅解。我觉得他的话涵有强制的气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他似向瞿秋白也同　
样表示过，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米夫的横加干涉似是过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与瞿秋白之间的意见虽极参差，但经　
过争论，各自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和取决于多数，也许事情的解决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　
一种印象，觉得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共产国际或其代理人都错了，抑或这个或那个中共　
领导者错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产国际来强制裁处。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使　
争端的解决，不能达到水到渠成的顺利效果。各人都觉得受了委曲，而且会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　

　　　　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　
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　
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　
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　
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　
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　
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　
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　
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　
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　
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　
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　
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　
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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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观，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　
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　
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　
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　
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①”大会认为：“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　
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　
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　
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　
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　
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　
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　
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　
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　
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　
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　
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　
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　
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　
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　
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　
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　
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　
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　
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　
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　
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